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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破斧：民主美國對極權中國的綏靖應該停止
作者：破斧
據2017年1月7日外媒報道，美國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汪錚在《外交政策》雜誌上撰文說，自認為是最擅長做交易的美國侯任總統川普就職后首先可以做的一個最大交易，就是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達成一個避免兩個超級大國發生正面衝突的協議。
報道說，從1月20日起，川普就要對美國民眾負責，兌現他“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而在2017年的秋天，中國執政的共產黨要舉行第19次代表大會。因此對於習近平來說，他在這一年的優先考慮是確保這次黨代表大會的成功並利用這次大會進一步鞏固他作為“核心”領導人的權力基礎。
汪錚認為，在歷史上，黨代會也是國內外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候，而在這個敏感時期，北京往往會對外部事件作出強硬的回應。
他還表示，任何權力過渡都是不穩定和危險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也可能對一個沒有做好準備的新政府構成巨大的挑戰。
汪錚認為，在這種背景下，川普和習近平都有強烈的興趣不擋對方的道。如果他們能夠達成維持現狀的交易，他們就能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內部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
汪錚說，這個交易應該是為期一年的緩和期，即在2017年，川普和習近平試圖維持現狀，凍結雙方之間任何潛在爭端，雙方不採取任何會積極改變現有外交禮儀或是長期協議的舉動。
筆者對此建議持反對立場，不僅認為它是不現實的，而且明顯有利於紅色極權主義的擴張，不利於以美國為中堅的世界民主力量對共產極權主義的反擊。本質上是一個助紂為虐的建議。
筆者已多次撰文指出，從1917年俄國共產主義政權建立以後，共產主義對世界的擴張和危害，同自由民主世界對它的綏靖和軟弱抵抗分不開。當美國的川普新政府可能對殘存的中國紅色極權主義政權實行強力遏阻和反擊時，汪先生又跑出來建議川普政府不要這樣做，迫使筆者不得不對他的觀點和動機提出反對和質疑。
一、首先我不同意汪先生所謂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的提法
中國已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嗎？非也！中國大陸，除了人口算得上世界超級大國之外，其他則根本不可能與美國並美，算作超級大國。我想汪先生把中國大陸併入兩個超級大國行列的主要根據，無非是，中國大陸已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汪先生不應忘記中國的人均GDP仍然是很低的。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消息，2015年中國人均GDP是8,280.0973美元，全球排第73位，在“亞非拉”許多國家地區之後，甚至排在剛剛與之復交的非洲小國聖露西亞（8,409.87美元）之後。更不要說同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相比了。
問題更在於這種位次之間的實際差距更驚人。中國的人均GDP同最落後的哈薩克比也是1：1.33，而同美國比，更是1：6.75！美國人均GDP為55,904.30美元，中國為8,280.0973美元。
何況中國的數據有相當水份。中國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舉世皆知。
更應考慮，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世界第一。中國現在還有兩億多窮人（按聯合國設定的窮人標準）！
有人可能會說，經濟發達的美國也有窮人。但是，中美窮人之間有本質區別。依據世界銀行確定的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1.25美元（每年456美元），2015年中國有2億多窮人。美國的窮人則是美國標準，個人月收入不足900美元（2008年），兩個標準相差近30倍！其時900美元摺合中幣5870美元，在中國可躋身於富人行列。
中國大陸是國富民窮，至今不時還有餓死人、凍死人的現象；因病等死現象更屬常態，因為沒有全民免費醫療。而這在美歐發達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中國大陸與美國相比，具有如此實質上的距大差距，有何理由把它擺在同美國並駕齊驅的兩個超級大國行列呢？這裏還沒觸及兩國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所產生的不同的好壞影響和前景呢！
二、建議兩個超級大國達成避免發生正面衝突的協議的政治意圖
1.把本來不是超級大國的中國說成是與美國並列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其政治意圖顯然是想向世界誇大中國的成就和影響，製造一種世界恐懼心理，即中、美兩個強大的國家一旦發生正面衝突，將對世界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從而嚇阻美國不要阻礙中國紅色極權主義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更不要對它動武，以摧毀它的存在。
2.作者要麼是華裔美國學者，要麼是華人留美學者，肯定知道中國紅色極權主義政權正處在內外交困的深重危機中，它的垮台是必然的，頂多是五年十年之事。正是在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的某些政府和政客不斷對共產主義勢力採取綏靖和縱容的態度下，新的美國川普政府一反傳統，對中國紅色極權主義政權可能採取強硬對抗態度，其中包括重新考慮“一個中國”的政策，對中國徵收45%的關稅等等，汪先生卻建議川、習講和，以免兩國發生正面衝突。這是明擺著要求強大的美國放中國紅色極權主義政權一馬，讓它躲過這一危機，以便更加壯大和強大起來，最終取代美國，控制全世界。
3.美國和中國大陸政權的競爭甚或可能的武力較量，本質上是民主與極權主義的較量，而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和歸宿，人類幸福的根本制度保障，專制獨裁特別是紅色極權主義和伊斯蘭極權主義則是人類社會的大禍害，是反歷史潮流、反人性的。當代中國紅色極權主義政權正是這一大禍害的主要勢力。半個多世紀以來，它給中國人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深重苦難，而它至今還不願收斂它的惡行。這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我們這些仍然不得不活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看得更清楚。
可以斷言，在中國大地，若不消除共產極權主義勢力，中國人就休想過自由幸福的生活，就會永遠處於受壓迫和剝削的痛苦狀態中。中國的經濟和軍力越強大，趙家人統治者就更有根據和力量加強對中國人的壓迫和剝削，中國人受極權主義者所施加的苦難會更深。從長遠說，全世界人民也會逃不掉這紅色極權主義魔爪的蹂躪。
從這樣的廣度和深度來分析，汪先生的建議，本質上是站在共產極權主義勢力一邊，為它出謀劃策，讓它渡過當前的難關，再向民主自由世界發起進攻，擊碎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幸福的夢想，被迫做共產極權主義的奴僕。一句話，汪先生的建議是一個助紂為虐的建議。
三、駁建議川習和解的幾個觀點
1.汪先生認為，從1月20日起，川普就要對美國民眾負責，兌現他“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而在2017年秋天，中國執政黨要舉行第19次代表大會，對於習近平來說，他在這一年的優先考慮是確保這次黨代表大會的成功，以進一步鞏固他作為“核心”領導人的權力基礎。
在這種背景下，川普和習近平都有強烈的興趣不擋對方的道。如果他們能夠達成維持現狀的交易，他們就能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內部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是非不分，完全抹煞民主與專制、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從而得出錯誤的政治結論。
1）川普總統是民主制度的產物，是美國人通過一人一票選出的總統，他是以選民的意願為依歸，其力量來自全體選民的支持；習近平是專制極權主義的產物，他並非中國人普選產生的，其權力並非人民直接授予，其力量並非來自人民的支持，相反，由於他剝奪中國人的自由和權利，同人民有著根本的矛盾和對抗。目前中國大陸的現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此不同的川普和習近平，究竟誰怕誰？誰有興趣不擋對方的道？豈不一目了然了嗎？
2）川普和習近平各自都有自己的內部矛盾和麻煩，例如黨派之間的權力鬥爭，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和政見分歧，等等。但各自的內部矛盾和麻煩仍有本質區別。
川普面臨的內部矛盾和麻煩是民主自由社會的正常現象，完全可以通過公開自由的討論和爭論，然後按照憲法和多數國民的意願以及相互妥協讓步的原則解決。習近平的麻煩是專制獨裁和極權制的產物，它無法自我調節，只能通過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解決；而這樣的解決又是永遠無法消除內部矛盾和麻煩的，越解決，內部仇恨越深。最終只能求助於民主自由制度，走向民主自由制度。
川普與美國人民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和衝突，不存在被人民推翻的問題；他本來就是美國國民的公僕，四年完了，人民不滿意，下次就不選他了事。
習近平是紅色極權主義的最高統治者，他的極權主義同人民有著根本的矛盾和衝突，不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幫助，還隨時可能被人民推翻。而他又不願意變極權主義為民主自由制度，所以他的統治同大多數國民存在根本對立，不可調和。
如此這般的川普和習近平，究竟誰怕誰，誰有興趣不擋對方的道，豈不更加不證自明了嗎？
3）川普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完全依仗美國立國以來所確立的自由精神。只要這種自由精神不被取消和限制，美國就永遠是強大的，不斷前進的。這已為美國立國240年的歷史所證明了的。川普之所以當選美國總統，正是這種自由精神的體現。
習近平也有一個“偉大中國復興夢”，但他實行的是與自由精神相反的剝奪人民自由和權利的極權主義統治，在經濟上則是退回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和毛澤東“一大二公”的老路。這是絕對沒有前途的。
所以，川普必勝，習近平必敗，兩者之間，究竟誰怕誰，誰有興趣不擋對方的道，也一目了然！
2.汪先生認為，川習交易應該是一年的緩和期，即在2017年，凍結雙方之間的任何潛在爭端，包括朝鮮、台灣和南中國海，使兩位領導人先處理他們的內部問題，避免在內外兩條戰線上作戰。
汪先生強調，在最初上任的時候達成這個交易將幫助川普集中在他的國內問題以及像伊斯蘭國和敘利亞這些更為緊迫的國際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川普需要中國的默契配合，這也是他應當確保北京不採取對抗與敵對態度的原因。
汪先生還引用前中國空軍大校戴旭最近在《環球時報》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說：“如果沒有中國合作，川普將一事無成。”汪先生認為，這個一年的緩和期會在川普新任期的開始避免一個風險極高的“懦夫遊戲”。
不難看出，汪先生的這些話強調的是川習和解是出於川普新政府的需要，有利於川普渡過新上任所遇到的難關，完全不提習近平的困境及其獲得暫時和解的迫切需要。即暗示雙方和解的強者是習近平，弱者是川普，以證明他在文章開頭提出的“兩個超級大國”概念的正確性。筆者則與汪先生的觀點相反。
川普在朝鮮、台灣、南中國海以及伊斯蘭國和敘利亞等緊迫國際問題上，有習近平的配合當然很好，但沒有他的配合也無傷美國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和解決，頂多拖延解決問題的時間而已。事實上，美國早就是單獨或聯合歐盟、日本在對付這些問題，並沒有獲得習近平的有效配合，甚至遭到習近平明裡暗裡的阻撓和反對。由中方主導的朝鮮無核化問題的六方會談，延續達數年之久，未取得任何進展，反而促成朝鮮金氏家族政權掌握了核武器，迫使美、韓不得不在韓國部署薩德以應對朝鮮金氏極權主義政權的挑戰。而金氏政權之所以能夠掌握核武器，實際上同中國趙家人對金氏政權數十年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是絕對分不開的。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
在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上，美國和中國趙家人政權本來就是根本對立的，完全不存在利益調和的問題，更不存在美國需要習近平默契配合的問題。
在伊斯蘭恐怖主義問題上，從來就是美國單獨或聯合歐盟和部分阿拉伯國家在與之作戰，擊斃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主義組織頭目本拉登，粉碎阿富汗塔利班伊斯蘭極權主義恐怖組織的進攻等等，都是美國軍隊及其盟國英國等國軍隊的功績，中國趙家人政權不僅未曾配合，連公開譴責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罪行都不敢。他們表面上也曾公開發出譴責所謂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行為的言論，實際上則拒絕採取任何行動來支持國際上的反恐正義戰爭，甚至暗地裡幸災樂禍地等待美國反恐戰爭的失敗。
敘利亞問題本質上是專制獨裁與民主自由兩種不同制度和價值觀之間的鬥爭，美國和歐盟當然要站在民主自由派一邊，反對阿薩德家族獨裁政權的鬥爭，俄羅斯則出於它在敘利亞的重要戰略利益考量，當然不願讓老朋友阿薩德政權垮台而支持阿薩德。中國紅色極權主義政權和阿薩德家族獨裁政權屬“同胞兄弟”，從根本上說必然同情和支持阿薩德政權，絕不願意讓阿薩德政權垮台。所以在敘利亞問題上，美國從來不指望中國的支持和配合，相反，美國和歐盟早有準備，讓中國站在阿薩德政權一邊。
而習近之所以至今未公開站在阿薩德家族獨裁政權一邊，實在是因為他在亞洲處於孤立無援的困境，加上內部矛盾深重，正處在如何保證自己生存下去的險境，難以自拔，哪能再分身去插手敘利亞的內部爭鬥？
綜上所述，汪錚認為川普上任后需要在上述國際問題上得到中國的默契配合，防止與中國對抗，才能優先處理好國內重要事務的觀點，即川普有求于習近平，而非習近平有求于川普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和不符合實際的。實際情況相反，弱者是習近平，強者是川普，是習近平有求于川普，而非川普有求于習近平。
根本原因是：川普代表民主自由勢力，代表進步和正義力量，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習近平代表專制獨裁特別是紅色極權主義，代表落後和滅絕勢力，違背時代發展潮流。因此前者必勝，後者必敗，只不過各自的勝敗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正是依據這些理由，筆者不贊同汪先生關於川習和解的建議。因為這個建議實質上是延長中國紅色極權主義的壽命，延緩人類的大禍源。
201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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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