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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于玲娜：社會心理學：獨闢蹊徑的實驗派政治學
評論 電醒人心
在上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大街上行為怪異的人，如果不是精神不健全也不是行為藝術家，很有可能就是社會心理學家。他們構想齣戲劇性的點子，在出人意料的時候作出超越常規的舉動，只為測量人心的尺度。在這群社會科學的別動隊里，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是最耀眼的人物。這位獅子座猶太人對權威和服從的實驗研究在心理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一本社會心理學教科書如果沒有章節介紹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那是不可想象的。
美國心理學有今天的氣候，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兩次大戰期間移民來的歐洲學者。米爾格拉姆也是猶太移民的後代，他在哈佛就讀時寫給同學的一封信，似乎已經預示了將來的學術興趣：
「我真正的精神家園並不在法國、地中海國家、英國、斯堪的納維亞或是德國北部，而是在中歐，在慕尼黑、維也納、布拉格這樣的地方……我應該出生在1922年，出生在一個說德語的布拉格猶太人社區中，長到20歲后死在毒氣室里。我怎麼會出生在布朗克斯的醫院里呢？我永遠都無法理解。」
也許那時米爾格拉姆同樣無法理解的是，何以一個民族會被一群人組織起來，成為一台高效運轉的殺人機器。（正如漢娜·阿倫特也許無法理解，為什麼那麼多猶太人溫順地走向焚屍爐而沒有發起反抗，而在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里，理解的速度怎麼也跟不上「無法理解」。）
極權政治在最近半個世紀的思想界學界相當受關注。漢娜·阿倫特的政治學著作、喬治·奧威爾的小說和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是嘗試對之作出解釋的三種視角，它們之間的張力，也凸顯了不同的學科特色。理論不像故事一樣能直指人心，故事又不如理論清晰規範。而在社會心理學家眼中，二者都是知識分子在書房裡的想象，要發現真相，需要的是嚴格的實驗過程、可靠的實驗結果。
不過對實驗本身，米爾格拉姆的觀念恐怕會讓保守的科學家大跌眼鏡。他認為實驗室中的實驗就是一種戲劇形式，只是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戲劇的劇本可以從開頭寫到結尾，但實驗的結果，也就是被試的行為，要等到實驗結束才能揭曉。憑藉不斷湧現的想象力，米爾格拉姆設計了許多實驗劇本，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服從實驗。該實驗既是米爾格拉姆在公共領域一炮走紅的學術研究，似乎也是他作為一個依舊活著的猶太人，心中對上帝的隱秘質問。
米爾格拉姆將實驗偽裝成一個研究懲罰對學習效果影響的實驗。被試來到實驗室充任教師角色，另一名假扮的被試充任學生。主試要求「老師」在「學生」犯錯時對學生施以電擊。而且，如果「學生」繼續犯錯，「老師」還要不斷增加電擊強度（不禁讓人想起國內的網癮治療）。隨著電擊強度漸漸進入危險閾值，「老師」會聽到事先錄製好的尖叫和抱怨。如果「老師」有疑問，一旁的主試會讓他繼續。米爾格拉姆想知道，有多少被試會服從主試的「權威」，將實驗進行到底。實驗結果成了一年後《紐約時報》報道的醒目標題：《65%被試盲目服從，加害他人》。服從實驗從此被多家媒體登載，引發了大量爭議。人們意識到，即便每個人都像羔羊一樣純潔，即便並不存在任何生命或財產的威脅，只要有個權威在身邊下達命令，我們都有可能變成劊子手。正如米爾格拉姆論文中的話：
「近代史實和日常生活觀察證明，對於很多人而言，服從可能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行為趨勢。的確，這種趨勢是人性中的主導衝動，超越了我們在倫理、同情心和道德行為方面接受的教育。」
用實驗方法來解答社會、歷史問題並非米爾格拉姆的獨門絕技，美國心理學界一向有關注現實的傳統。同樣是猶太移民心理學家的庫爾特·勒溫曾和自己的學生諾那德·利比特、羅夫·懷特合作設計了一個實驗範例，在完成同樣任務的小組內分別使用民主式、獨裁式和放任式的領導方式並進行輪換。結果發現，民主組和獨裁組的生產力基本相同，均高於放任組，但三個小組的成員都青睞民主式領導，而且獨裁領導下，成員的侵略性最高。
米爾格拉姆的少年同學兼畢生好友、著名的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領導的研究小組所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在震撼性和爭議性上，也毫不遜色于服從實驗。1971年，他們在設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了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志願者。「看守」們穿上制服拿著警棍后，變得盛氣凌人，甚至暴虐殘酷；「囚犯」們則變得情緒激動、思維混亂甚至行為失常。「囚犯」和「看守」的行為一步步升級，幾乎要帶來危險和心理傷害。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評價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而許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創傷，有兩個人甚至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
這個實驗引發的倫理批判之聲，遠甚於當年的服從實驗。給被試帶來心理創傷，甚至永久的性格改變，是這類批評的矛頭所指。隨後幾年間，心理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日益受到重視，行業內建立起完善甚至過於保守的評定機制，此類實驗再無可能進行。不過看到斯坦福大學的青年才俊們在實驗中表現出「社會渣滓」般的行為，恐怕也曾深深傷害過主流社會的自尊心。相較之下，事情如果發生在邊緣群體，甚至有敵意的異族身上，似乎更容易被「另當別論」。近年來美屬關塔那摩監獄醜聞頻出，中國也有不少發生在看守所內的「意外死亡」。每有新聞爆料，總有一批道學家迫不及待跳出來指責。要禁止一項研究何其容易，但要讓大家直面問題的根源——「看守」和「囚犯」的角色模式，卻是難上加難。要承認「看守」和「囚犯」一樣是「受害者」，需克服相當大的思維定勢。而不斷反思自己的思維定勢，恐怕就是這些驚世駭俗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留給人們最大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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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南方都市報》，有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