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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朱嘉明：中國貨幣史和＂白銀糾纏＂
朱嘉明：離開白銀貨幣，中國貨幣史就無法書寫；而沒有對中國貨幣經濟史的整體把握，白銀貨幣也絕無說清楚的可能。
——《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序
源遠流長的中國貨幣史，是一種超級複雜系統，包含著眾多子系統和因子。其中，白銀自始至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存在著一種與物理世界的“量子糾纏”類似的“白銀糾纏”。這裏所說的“白銀糾纏”包含兩個含義：離開白銀貨幣，中國貨幣歷史根本無法書寫；而沒有對中國貨幣經濟歷史的整體性把握，白銀貨幣也絕無說清楚的可能。徐瑾女士所撰寫出的《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其中考察從960年建立的宋朝至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時間跨度長達1000餘年細密經緯貨幣史，並描述和詮釋了其中那根連綿不絕、隱匿無比和充滿“糾纏”和“糾結”的“銀線”。
（1）“白銀糾纏”發端於何時？
中國自戰國到兩漢，大體以黃金為計算標準。究竟白銀貨幣在何時開始成為其中的重要子系統，或者主要的因子，並沒定論。據彭信威先生的《中國貨幣史》：“一直到元末，白銀還算不成十足的貨幣”。彭信威先生這樣的結論，顯然基於白銀在貨幣體系的比重或者權重。
宋代相比較於之前的歷朝歷代，發生了人口革命、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手工業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致被中外史學家認為從古代歷史向近代歷史轉型的分水嶺。所以，相比較唐代，宋代的貨幣需求發生了“爆炸性”增長。所以，任何單一的貨幣形態都難以滿足，導致了宋代貨幣經濟體系的高度繁雜性，及各類金屬貨幣和各種紙幣同時和交叉並存。其中的金屬貨幣有銅錢、鐵錢、和貴金屬的金與銀；紙幣至少有全國性影響的交子、錢引、關子、會子，還有諸多的區域性和地方性的紙幣。國內不同區域的貨幣需要交換。
還要注意到，宋代屬於開放經濟，勢必與周邊國家的貨幣經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雖然北方的遼國、西夏和金國，南方的東南亞諸國，都有自己錢幣。然而，只有宋錢，主要是銅錢，可以成為周邊各國接受的“硬通貨”。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論是宋朝疆域之內，還是宋與周邊國家之間，不同幣種之間需要“匯率”，而“匯率”則需要有基準貨幣，或者本位貨幣。例如，“交子”曾以鐵錢為本位，“會子”曾以銅錢為本位。但是，銅和鐵終究屬於“賤金屬”，加之多次發生“錢荒”，所以，能夠作為基準貨幣的唯有“貴金屬”。很可能因為黃金過渡稀缺，在紙幣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相對豐裕的白銀脫穎而出，白銀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黃金，且成為國內外通行的通貨，似乎是一種自然過程。徐瑾注意到了錢穆先生“宋、元兩代用鈔票，均有濫發之弊病”的觀點，捕捉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邏輯：“在白銀作為主角最終登上中國貨幣舞台之前，從宋代開始曾經有一段並不算短的紙幣試驗。這一宏大紙幣試驗構成中國金融史的轉折點，甚至正是這一試驗，最終奠定了中國貨幣白銀化的基礎”，進而得出了宋代因為通貨膨脹引發了白銀的崛起的結論。
宋代紙幣交子與會子，來自網路，《白銀帝國》彩色插圖）
在宋代，社會上到底流通著多少白銀，已無從知道。但是，白銀不僅已經進入普通民眾生活，而且政府歲入中錢數減少，銀數增加，“用銀而廢錢”，已是大勢所趨。對此，當時的史書已經有了清楚記載。白銀已經具備了貨幣職能。至於白銀的來源，無非是中國本土和國際貿易的流入，很可能後者大於前者。這樣，伴隨宋代白銀經濟的崛起，“白銀糾纏”得以發端。
這裏值得提及南宋的權臣賈似道（1213-1275）。面對戰爭頻繁，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卻無力籌集糧餉，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減少楮幣的發行，平易物價，解決軍糧匱乏，挽救軍事危機和統治危機。但是，因為官僚和地主集團的反對和腐敗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執行過程弊病叢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敗告終。自宋代以來，主流史學界將賈似道列入導致南宋滅亡的“奸臣”。徐瑾在《白銀帝國》中評價賈似道時，寫了這樣一段話：“賈似道的悲劇似乎在於在一個沒有徹底商業的社會推行一種不對等的商業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稱當時的農耕文明的失敗試驗品；即使南宋已經屬於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時代，但在舊有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其實也並沒有給他其他的更多機會，無論是金融工具還是經濟選擇。”說到底，賈似道只看到了淺層的土地危機和糧食危機，並試圖用“社會主義”的辦法解決，而不知道深層原因來自金融危機及其背後的白銀力量，成為了“白銀糾纏”的犧牲者。
（2）“白銀糾纏”和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
蒙古帝國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全球帝國，沒有一個基本統一的貨幣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遼闊的疆域中，不乏貴金屬，特別是銀礦資源和白銀貨幣傳統。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烏茲別克及土庫曼）等中亞地區就是代表。蒙古帝國貨幣制度的基本特徵是以銀代表的貴金屬貨幣替代了銅和銅錢代表的賤金屬貨幣，實現了東亞“賤金屬貨幣”與亞歐大陸中西段的“貴金屬貨幣”的融合，且在融合過程中，通過可以兌現的白銀紙幣，完成了從以銅錢作為計價經濟向以白銀作為計價經濟的轉型。包括元朝在內的蒙古帝國的貨幣制度，通貨統一于紙幣是“表”，計價統一于白銀是“里”。從此，煥發了世界性的白銀貨幣需求。世界經濟歷史與全球貨幣歷史中的這個轉變，長期被低估。
作為蒙古帝國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經濟，元代的貨幣經濟應該是蒙古帝國貨幣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元代，唯有紙幣是合法通貨，金銀銅錢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紙幣是以白銀作為儲備貨幣的，即所謂的“銀錢相權”，准許民間紙幣和白銀互兌。徐瑾寫道：“元朝算是古代發鈔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貨幣史學者認為佔據貨幣史一席之地，日本學者甚至稱其為“空前絕後的貨幣政策”。元代不僅開創了純紙幣流通制度，同時設定了無限法償的先例，幾乎是後世各國法幣的前驅”。這樣的貨幣制度，需要有足夠的白銀儲備。元代，曾經有過白銀資源的黃金歲月。那時，“不僅多數鈔以銀作為票麵價值，本位也多與金銀挂鉤，民間用銀亦廣泛。例如元曲大師關漢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鈔，也有不少寫銀的地方，《竇娥冤》開篇即說“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財，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時期（1295-1307），白銀準備金枯竭，紙幣方不可能再兌換為白銀。此時，元代已經進入中後期，民眾為了保護自身財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將紙幣兌換為白銀，導致曾經作為儲備貨幣的白銀流失，大部分沉澱到民間。元朝覆滅的過程很快很短，統治集團對主權瓦解沒有各種準備，撤離中原和返回大漠于倉促之間，基本來不及搜尋民間白銀。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貨幣經濟在內的蒙古帝國貨幣體系，才可能解開明朝白銀貨幣化初始來源之謎。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奠定與實施的寶鈔和禁用金銀這一貨幣制度，其“歷史壽命”很短，少則半個世紀，多則70年左右。《明史》記載：明英宗的正統初年（1436年），“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標志著明朝開國確立的貨幣制度的終結。幾乎同時，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賦役折銀”改革，確實開啟了國家財政白銀化的歷史進程。1530年，張居正創立“一條鞭法”，主要內容是賦役合併、田賦一律征銀、算賦役數額以縣為單位和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不過是此前一系列國家財政白銀化的延伸與制度化。毫無疑義，在這一百年之中的白銀需求發生了巨大增長。於是就產生了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明正統年間“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銀”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如果說白銀來自本土“銀礦”開發，非常有限；如果說來自國際貿易，因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許下海”的海禁國策。這個國策得以改變已經是明隆慶元年（1567年）。
按照歷史邏輯，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明朝正統年間的“銀”，主要來自民間，而民間的白銀，則與蒙古帝國及元代有著直接關係。所以，發生明初從朱元璋到朱棣實行的多次遷徙富戶的舉措。簡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國所留的白銀存量，支撐了中國從明英宗正統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造成“弛用銀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銀”的互動，這個時段幾近一個世紀。
（錢幣與銀錠，來自《白銀帝國》彩色插圖）
（3）“白銀糾纏”和16-17世紀的全球經濟體系。
明朝（1368-1644）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國祚276年，略長於清朝。在明代的經濟史，特別是明代貨幣史中，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點。中國從此開啟了奉行長達500年左右的的實銀通貨，或者“稱量貨幣”，即“自由銀”貨幣制度。而這種自由銀貨幣制度，強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銀需求，中國開始成為世界上對白銀需求最大和吸納全球白銀資源最多的國家；日本和南美洲成為向中國輸入白銀資源的主要地區，也因此成就了中國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實，相比較清代，明朝並沒有那麼糟糕。滿清統治時期，有意毀滅大量明史資料，對明史頗有歪曲。20世界中後期以來，從吳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黃仁宇，“揚清抑明”思潮潛移默化。前幾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誤導了民眾對明朝的認識。
在這個期間，中國的白銀需求和“白銀糾纏”，不可避免地與地理大發現聯繫在一起和攪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確立了白銀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方式和白銀作為世界主要貨幣的基礎；造成了美洲白銀推動的世界經濟體系；推動了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和東南亞貨幣體系的白銀化。從此，以白銀為媒介和國際貿易網路中心，中國通過海上貿易參与創建了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圍繞白銀運轉，而白銀圍繞中國運轉，形成了以白銀作為主要世界貨幣的全球經濟體系。所以，中國開始向”白銀帝國”的演變，開始於1540年代。從此，明朝經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徹底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供給嚴重短缺的問題。城市人口激增，農業商品化，工商業繁榮。徐瑾寫了如下的文字：白銀不僅刺激了中國經濟，催生了社會的諸多變革。正是因為白銀流入對於晚明意義重大，在那時形成了一個因商業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銀帝國》中特別提到了，“《金瓶梅》成書期間，剛好對應晚明經濟白銀化的歷程，某種意義而言，正是白銀，成全了西門慶們。仔細閱讀對比，就可以注意到這是與以往古典小說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如果閱讀明朝胡我琨撰寫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錢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眾多明朝尋常百姓與白銀貨幣的故事。明代中後期的白銀貨幣化，啟動了中國的雙轉型：從內向型農耕經濟向外向型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經濟的轉型，從古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向近代社會結構和國家模式的轉型。
在西方史學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為世界大歷史（1571-1689）、近現代全球貿易和世界市場形成的歷史起點。中國明史專家萬明則主張從1540年代作為起點，即中國內部產生巨大白銀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備了滿足這種需求的資源和生產條件。從此，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它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開始發揮核心作用。
但是，中國因此也進入了對白銀的漫長“路徑依賴”。崔瑞德和牟復禮（Denis C. Twitchett，Frederick W. Mote）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與新興世界經濟的關係，觀察到明代存在著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和對世界經濟依賴的兩個方面：“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捲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捲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因為明代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聯性，明朝貨幣經濟對世界性白銀需求和供給的高度依賴，一旦內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機，基於國家官僚體制的僵化，社會的分裂，必然喪失應對能力和手段。牟復禮特別提到：“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成的農業轉變的影響。”所以，明朝覆滅於1644年“甲申國變”，原因很多，但是，崇禎末年發生的海外白銀供給的驟然短缺，直接引發了白銀價格和通貨緊縮，間接導致銅錢貶和通貨膨脹，國家基礎解體。“白銀繁榮了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同是1644年，在英國也爆發內戰，結果是代表新生資產階級的一方獲得勝利，英國完成了向近現代國家的政治轉型。
明朝作為“白銀帝國”的歷史過程持續到明朝覆滅的1640年代，發生了短暫的中斷，之後的清王朝很快恢復了中國的“白銀帝國”地位。
2016年9月27日，台北陽明山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為徐瑾新著《白銀帝國》序言，微信《徐瑾經濟人》有更多試讀內容，FT中文網獲得授權首發。
來源：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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