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柏:普京之友——俄羅斯的西方精英網
1961年初,英國破獲了“波特蘭間諜網”。該組織的特工包括一對中年美國夫婦,他們住在倫敦郊外Ruislip區的一座平房,以古籍書商的身份為掩護,向俄羅斯輸送有關潛艇的機密情報。
那年4月,雙面間諜喬治•布萊克(George Blake)被判處42年徒刑,這是當時英國有史以來最長的刑期。到了1963年,他的叛徒同夥金•菲爾比(Kim Philby)登上了一艘開往莫斯科的輪船,而英國人都在關注普羅富莫事件(Profumo affair)——貌似安全醜聞的一起性醜聞。時任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厭惡這兩起尷尬事件,並且不屑一顧地提到“所謂的安全部門”,他最終辭職。
我現在正在寫一本冷戰時期間諜活動的書。我花了大量時間在精神上“穿越”回到上世紀60年代,當我停下來歇口氣、查看一下互聯網時,我感覺自己彷彿在閱讀那個年代的續集。我看到,主要由俄羅斯資助的法國極右翼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突然拜訪了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莫斯科將幫助勒龐贏得大選,”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友好的電視台Life News吹噓道,但幾分鐘后這條推文就被刪除。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調查莫斯科是否幫助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贏得美國大選。相比之下,冷戰時期的間諜活動簡直就是小兒科,話雖如此,它為我們觀察俄羅斯當今的影響力提供了洞見。
上世紀50和60年代,英國人和美國人對床底下的“赤色分子”過於操心。上世紀40年代泄露原子彈機密的間諜,可能真的幫助蘇聯加快了開發原子彈的步伐,但西方後來的大多數叛徒都是些小角色。他們為莫斯科送去的信息通常雞毛蒜皮,而且不受信任,或者乾脆被忽略。克里姆林宮在西方几乎沒有政治朋友,除了各國毫無希望的共產黨。
實際上,那個時候,最大的危險不在於蘇聯人對西方的決策知曉多少,而在於他們知道得太少。上世紀50年代,雙方都在濃霧中摸索,不確定對方是否在計劃發動攻擊。這使先發制人的戰略變得誘人。
相比之下,如今,黑客活動可以給莫斯科帶來充足的信息。美國作家馬克斯•布特(Max Boot)說:“任何外國間諜機構如果沒有一名冒充海湖莊園(Mar-a-Lago)會員或僱員的特工,那就太不稱職了。”但是,當特朗普在他的佛羅里達度假地使用未經加密的手機時,誰需要人工間諜呢?
近年來,俄羅斯已從收集情報升級至打造影響力。俄羅斯在國際商業中的存在進一步便利了間諜活動——這在冷戰期間是難以想象的。如今,俄羅斯每一筆巨額財富的背後都是與克里姆林宮的鐵杆關係。特朗普和勒龐並非特例,而是俄羅斯-西方精英網路連續體的一部分。特朗普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他的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從事石油行業,他的前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從事政治諮詢,俄羅斯的資金在這些行業相當常見。
法國總統候選人和商業顧問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肯定納悶,對於他據稱把一名黎巴嫩億萬富翁介紹給普京而得到5萬美元,為何人們會抱怨、而其他顧問很可能為此欽佩他。(菲永否認了這件事。)
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阿林娜•波爾亞科娃(Alina Polyakova)表示,一些俄羅斯商人為了取悅普京而親近西方權力掮客。最近英國政界人士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曾擔任英國財政大臣——編者注)成為《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的主編,在倫敦引起一番漣漪。但該交易不那麼為人所知的一個方面是,該報的所有者是葉夫根尼•列別傑夫(Evgeny Lebedev)——他的父親是克格勃(KGB)特工出身的寡頭,他本人在旗下的英國報紙上寫支持普京的文章。奧斯本不是克里姆林宮的朋友,但如果他未來重新進入內閣,列別傑夫想必會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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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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