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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施衛江：反全球主義的倫理辯護
作者：施衛江
特朗普自從行使美國總統職責起，就認真履行他在競選時候的諾言，要對美國的貿易政策加以保護，升高孤立主義的態度。於是引起美國國內外的不滿者甚多，世人議論紛紛，批評特朗普政策的不少。然而人們注意到，美國的反全球主義在西方絕非孤單，如英國脫離歐盟，法國和希臘也顯露出脫歐的傾向。
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是自由貿易，反全球化主要地反映在貿易保護主義上，其實質是將其看做為可持續發展而進行的補救和修正，當然不是極端地終止全球自由貿易。特朗普談論起全球主義，具體指的是什麼？特朗普的女發言人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在總統大選進行之前在她的一封郵件中給出了一個定義：“一種對國籍機構的忠誠度高於單一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試圖對商品、勞動力的流動不加限制，容許人們自由越境；反對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優先獲得工作和其他經濟利益的原則，但對將其作為公民身份的一個好處。”
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極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或其它減少進口額的經濟政策。（《維基百科》資料）貿易保護自古就有，但是古代、近現代的貿易保護與當代的性質有所不同，當代的貿易保護，還要對外籍勞工的自發流動進行限制。本文論述的是當代的情況。
（一）保護自我
貿易保護主義于現時代的背景是，全球化時代的激勵，使得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競爭空前加劇，現代化的通訊，信息，交通大大便利了人們的來往、交流和互通交換，刺激了經濟力量在全球範圍里一體化的擴張。各國的生產力大力提升，使得國際間迫切的互助需求逐漸地降低。總之，國家間的競爭要大於、高於合作的需求，於是每個國家之間的國族群體的自我利益被放大，國家和民族的自我保護被放置於日益重要的議程。
這種境況反映在道德哲學上，人類歷史早期，凝聚社群內部血親的神聖大序漸漸衰落，到了現代就將下帷幕，血緣社群（Gemeinschaft）轉向利益社群（Gesellschaft），在大範圍的社群內，凝聚血親道義的利他行為的感召力逐漸降解，合理利己主義的內在要求便凸顯出來。社會大群體越是放大，在次級層面上的小群體之間利益上的較量便越是放大，故釀成R·尼布爾所稱的“群體不道德”現象。
早在反叛基督教神學的古典時代，霍布斯，斯賓諾莎，盧梭等哲學家論述過，“自我保存”被設定為首要的法則和理論的基石，由此推延出一系列政治學、倫理學、法學等的其他法則和原理。
現代實證科學如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科學家們對於包括人在內的生命的利他性的限度做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利他行為僅僅存在於親緣之間。但由於這種觀點太極端，不能被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基督教神學等多種學科接受，在廣受批評后社會生物學家們認識到這結論的局限性，為此又做一番修改：“基因與文化協同進化”。但是基於基因自私而導向基因的載體——生命有機體高度自私的結論還是在較大程度上站住了腳，並且，利他性的強度與血緣親密度關係成正向關係，此結論大體上是有參考價值的，這樣就為我們思考廣泛意義上的社群利他性關係提供了可取的視點。
當代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上多數國家下海衝浪其中，國際間的交往和競爭大大地展開，全球的人類大多以國家、國族、民族、種族、文明，這樣的最大的社群單位進行利益化的博弈。由於彼此親緣關係的大大疏遠，於是，作為大社群的國家利益，國族利益，民族利益，種族利益，文明利益的地位就凸顯出來，於是“群體不道德”現象越來越明顯，而國際間的道義力量始終是薄弱環節，如，國際間難以建立起法制化的有效的世界秩序，聯合國和海牙國際法庭不太具有權威性。國際法制的建設遠不夠完善，如此只能使得各個國家間增加了相互猜疑和各自提防的心理成分。
而今，對於那些紐約華爾街上的金融精英，以及那些西方政要想爭做“慈善家”（如德國的默克爾總理）的來說，最重要的是利潤的極力追求促使進行金融資本以最大限度的高速擴張，或是博得個好名聲。但是，這在特朗普看來全球化卻使美國數百萬份工作流失而轉移至其他國家；他甚至揚言要撕毀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ＮＡＦＴＡ），拒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口口聲聲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等。不過，目前特朗普在實際行動上還是謹慎小心，尚未真正對中國開展貿易戰。
更何況，在普遍性的“群體不道德”交互主體性運作中，現時代就是小人得志得道的時代。何為“小人得志得道”呢？君不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辦事就是按照民主的規程來進行之，由於其會員構成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所謂“人多力量大”，按照民主程序票數就是多，票數多就是話言權利強大。於是乎，那些欠發達國家的前現代性的價值觀籠罩住了現代性的西方的人權觀點，使之聯合國的人權立場朝向“政治正確”的方向去大力發展，也就是君子的方針政策辦成了小人的意志趣向。於是乎，人們聽到的批評聲音大多來自於發展中國家去指責發達國家，似乎是發達國家“問題”就是多多，而發展中國家的低級文明形態則反而成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高人”。譬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多次指責美國的警察在執法上有種族偏見。在2016年9月22日聯合國大會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憤憤地發言道，聯合國對以色列的偏見已漸趨瘋狂：“2015年，聯合國通過了制裁以色列的決議共20項，制裁世界其他國家的決議總共只有3項。”同時“人權理事會對單單以色列的譴責次數，比譴責世界其他國家加起來的次數還要多”。另外，聯合國下屬的婦女組織，內塔尼亞胡也大加批判。他表示，世界上這麼多國家踐踏婦女，針對婦女的強姦、謀殺、奴役在全世界其他國家比比皆是，但婦女理事會偏偏只譴責以色列。另外，“科教文組織竟然否認了猶太人與猶太聖地之間長達4000年的緊密聯繫，這就如同否定中國長城與中國之間的聯繫那般荒唐！”
全球化的盛行促使勞動力的高度流動，對於充分開放了國境邊界的自由世界來說，無疑讓大批的欠發達地區的人群蜂擁而入，從而使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原住民喪失了生命本性意義的“地域主權”，這同樣會導致小人得志、得道現象。（關於地域主權，領地權屬的論述，參閱拙筆：《恐怖主義猖獗的倫理學反省》，愛思想網：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20.html）
小人伎倆多多運用於的國際間交互性往來之中，國際間的普遍德性就會墜落。舉凡人類的各項政治文化、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大都可以歸納到生命博弈論的算計上。論及生命的博弈之道，一個最為基本的法則是恆古不變的：“准鋒相對”，或者“以牙還牙”，抑或“以德報德”、“以善報善”，這便是動物本能的“正義”公式。小人行徑的頻頻得逞使得高尚的道德行為變得迂腐滑稽可笑，於是作為矯正正義的展開，各個博弈方彼此之間“嚙合”起來（mesh; engage，協同論synergetics的觀點），共同運作于低級德性的競爭。當今世界上，國與國間交往的道德降格為自我保存——作為一國首腦的首要議題！
全球化促使了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傾向，這“一體化”有較為強烈的消融國家和民族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傾向。這樣的消融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果然有先進帶領落後，讓落後文明順風搭上經濟快速增長的便車，同時還使得落後文明潛移默化地接受先進文明的價值觀和理念，須認同產生於西方的普世價值，這樣會導致自我角色的失落，如“和平演變”等等，但這畢竟是社會進步需要付出的必要代價；然則另一面，由於當今時代小人意志的高漲，世人傾向於把握住“政治正確”的大方向，於是“為富必惡”、“為富不仁”，發達的國家和民族，先進的文明，同樣地遭遇到落後文明，欠發達地區意識形態的消融和侵蝕，通常較多的是由新移民所攜帶而來——遂引起了特朗普這樣的目光敏銳人士的警覺。
（二）凸顯貢獻
強調以貢獻來看待發展，表明了人，突出其以主體性為目標，強化其主動性和積極性的一面，也就是尼采意義上的主人道德品行，也與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有相通之處。談及貢獻，理應包涵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二個方面，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在尋常人們的眼裡，物質文明的貢獻以其顯見性而得到理解，但精神文明的貢獻卻是有意無意地抹殺掉，甚至或略之，蔑視之，詆毀之。
全球化強調的是市場和交易。商品交易都是以等價的方式進行，標籤在商品上的價格所反映出的僅僅是物質形態的價值，可是其中的人文價值蘊含卻是晦暗不明。
有教養的人們必然知道，要使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運行起來，必然須有較好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治體系，管理模式，良好的社會風尚和文明習俗等等的上層建築領域的設施。而好的上層建築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天然之物，而是優秀的人士，也唯有優秀的人士才能夠創造出來的。進而，優秀人士從事創造性勞動，哪怕是物質財富的創造，也是需要在良好的人文環境氛圍之中進行才會成功的，對於精神財富的創造更是如此，這樣的良好的人文環境氛圍又是需要有良好的社會大眾來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社會分不開的。俗話說“紅花還需綠葉襯”，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不同社會的大眾其人文素養是各不相同的，良好的人文環境氛圍是良好素養的社會大眾創造出來的，同理，差的環境當然是差素質的人群造就的。
如此看待精神文明的貢獻，人們不難會發現，翻開任何一本人文社科類的經典著作，對書中內容做出貢獻的人士絕大多數是來自於歐羅巴的人種，進而，從地域分佈上看，精神性創造勞動的地點幾乎來自歐羅巴人種集中居住的地區。按照自由主義倫理學的經典說法，社會正義要求人們所獲得的報酬與他們自由地做出的貢獻成正比率。那麼，歐羅巴人種是否都是如願以償地得到符合社會正義的報酬了嗎？
且看這次美國大選中，來自於鄉村地區的白人大多投票給了特朗普，因為這些歐羅巴人種的白人大多感到了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大失落，他們的價值被嚴重低估，進而在“政治正確”的引導下，他們的形象被醜化。
一般言之，物質創造的貢獻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中容易兌現成貨幣形式的報酬，比如說，申請的專利，只要有市場前途就往往有買家來欣賞之，於是通過洽商就達成一個交易價格；一個工程技術員和其他專業服務人員可以通過人才市場尋找到一個“買家”，也就是與錄用的工作單位來達成市場的服務協議；一個商人可以通過商品市場的交易有機會來獲取足夠的財富，等等。可是對於精神文明形態的貢獻來說，欲獲報答卻遠非簡單，因為貢獻的精神性事物通常是無法（或很難）通過市場這個供求形式來調節其“價格”，而只能求助於人們的良心萌發而發乎感恩之情。
有了貢獻就應該感恩，假如貢獻沒有在市場上通過交易獲取相應報酬的話，那麼就該由感恩來達成社會公正。感恩，表示的正是崇敬、敬仰、感激、謝意那些對於社會貢獻巨大的仁人志士，正是他們做出超越功利的創造性勞動為人類增添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可是當今的“政治正確”置於全球主義中所要表達的恰是小人知趣，斷然迴避感恩！甚至還認為是美國的白人剝削、壓榨第三世界人民云云。
（三）重視創造
重視貢獻必然會引起重視創造。
創造，不同於機械式的重複性勞動，創造是靈性自由的人士突發的幻覺，頓悟式的靈感浮現，新穎思維的閃出，奇思妙想的好構造，從而開闢出精神領域的新天地來。優秀的創造偉力能夠推動出讓整個人類文明產生巨大進步效應的力量來，人類文明的歷史由此呈現“質”的突變。而非創造性的勞動只是帶給人類文明以“量”上的積累，兩者的貢獻性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切莫混為一談。
特朗普總統首次在國會講話中，他回顧美國獨立100周年的時代，指出那個時代出現的奇迹：打字機、電話和電報。他感嘆道，2026年250周年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成就。特朗普將創新比作為“美國的精神”，隱含著美國創造的偉力對於人類進步的巨大作用，振興創新也就是振興美國精神。
創造力一直是人文、科技和生產力進步的排頭兵。德國哲學家席勒聲稱：創造力就是自由的表現。優秀民族，上等人，主人（尼采意義上的），這些人群的生命意志力強盛，深深悟道了自由，熱情地擁抱自由，為自由而生活，為自由去生和死，隨之成為了創造力的主力軍。而劣等民族，下等人，奴隸（尼采意義上的）則不孚眾望，難免其難，只能渴求“適應環境”，唯唯諾諾地苟活於世。我們只需查閱一番：自古到今，人類所創造的所發明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按族裔分佈，那些創造出恢弘大論、優秀的原理、理論、公理、定理、定律、公式和發明的人士的族裔分佈，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族裔分佈，專利申請者的族裔分佈，人文和科技論文產出的族裔分佈，就可以簡簡單單得出結論來，這絕非是按照平均主義的方針平攤分佈的，儘管以“政治正確”的視點絕對不願意正視之。
可是在全球化時代，經濟一體化的運作結果是，優秀族裔的創造性能力被湮滅了不少，蓋因發達國家的資本家們和部分政客們急功近利，眼光短淺，總是希冀自己的資本能夠快速回收，利益的最大化，盡量壓低工人們的工資，於是物質產品製造的低端部分被極大地讓欠發達國家的勞工來進行之，可是欠發達地區的人文素質培養中普遍地缺乏自由的內涵，低級精神文明的無數代積淀也使得這些人士先天地缺乏自由的情愫，烙印在他們的基因遺傳密碼上，即使讓他們來到自由世界里，也難以在自身的氣質秉性上有根本性的轉變。如此的全球化，一遍將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勞工閑置起來，另一邊將低度創造力的勞工大量雇傭起來，就導致了全球範圍內的創造性能力的降低，人類的發展進度由此被減緩了不少。
（四）關懷人文
給予人以深切的關懷就是以人為本，人本身便是目的，表現為康德主義的理想。人類文明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者的綜合，因此，看待人類的進步應從兩個方面同時著眼，不該有偏頗。
然則，世俗的目光大多盯著經濟指標，而不大會顧及精神事務上的積極與消極的影響。的確，對於精神領域事務的反映，不大像物質領域的事情那樣大多只需憑藉感覺器官就可以直接察覺到，而是需要高度的理性來反思進行之，就如上述的反思“貢獻”“創造”範疇那樣。
譬如，“納稅人”概念的濫用就是一例。在現代西方國家，許多人士都是以“納稅人”自居、自豪，並以表明自己對於“社會整體”所作出的貢獻，即僅以納稅的多寡來衡量對於社會整體貢獻的大小，這樣就流俗于偏頗，喪失了人文關懷。
為了清楚地論述這問題，需要借用熱力學的一些概念及理論模式：開放體系與保守體系，熵，負熵流和焓。對人類某個社會的系統來說，系統的開放與保守，是指該社會與外界在人文價值的信息上的交流狀況，譬如，某個社會有著基督教的信仰，那麼表明了該社會在人文上開放至人類的世俗生活之外，進入了神聖境界。熵，熱力學中是指系統內“熱”的混亂度和無序的狀態度，在人類社會是指社會的發展水平，尤其是指人文發展上的水平。負熵流表明了對於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的人文價值的吸引和輸出。焓，是指一個熱力學系統能夠“作功”的狀態水平，在人類社會就是指可持續發展狀態的指數。
薛定諤在《生命是什麼》中論道:“生命體是善於從外界環境中吸取‘負熵’以作原料來製造自身的秩序之流”。我以為，人類作為最高級的生命體更應該自覺地如此。當人們從事物質產品勞動的時候，假如單純考慮物質——經濟性指標來定性社會整體進步的狀態，那麼該系統（社會、或社群、或國家、或生產企業、或公司）很有可能成為了一個保守的系統，由於缺乏、或者根本沒有“負熵”引入，即缺乏了人文關懷，甚至引入的是正的“熵”，那就是大大敗壞了人文環境，儘管在物質生產上“作了功”，也只會引起“焓”值的減少，即降低了該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或用流行政壇的話語講：降低了經濟競爭力。
關懷人文就得關心移民的合法性問題。在當今的全球化浪潮中，激發了浩浩蕩蕩的非法移民群體，對發達國家形成了很大的衝擊力，然而西方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此恰是短見的，甚至受到“政治正確”的遮蔽，他們非但有危機感，反而認為全都是有用的“勞動力”，會給發達國家多多生產物質財富。對於美國社會來說，其危害性是顯然的。可喜的是，特朗普及其擁護者們已經目睹了世界上太多的穆斯林激進分子引發的恐怖案件，在美國有許多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從事販毒，強姦，走私等勾當，更不必談論關於移民的法律秩序問題了，以及低級素質低技能低智商的勞苦大眾如何能夠培養成為高科技的勞動力？對此，特朗普已表示，下令國土安全部設立一個為受到非法移民暴力侵害的美國人服務的辦事處，建造美墨邊境高牆，加強海關檢查等措施。
關懷人文就得關心人的個性發展，而全球化恰是以統一性為原則的追求高效率的經濟規則，它不大顧及各個民族特性、地區特性，以及不同階層之間的個性特徵。在“政治正確”引導下，藉助于全球化浪潮，小人意志全面張揚，由此開始侵蝕自由世界發達的精神文明形態。如一些穆斯林移民來到了西歐國家，就非但沒有感恩懷德，反而對當地原籍居民發出恐嚇：不準吃豬肉！女人不準穿比基尼泳衣！
關懷人文就得講至高道義，這裏反映著深層的康德式的道德法則，個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只是手段。個人具有神聖性。作為個人的人們不能在未經他們許可的情況下做出犧牲，或者用於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但由於人類社會是一個交互主體性的“交互勢力場”生態，倘若人人都是以純粹的目的性而交往，那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必然大大激化起來，所以純粹的“目的”理想王國顯然是不現實的。而今全球化浪潮激發了不同族裔文明裡的人“短兵相接”，文明衝突激化，在各自的“目的”訴求下，各不相讓。在“政治正確”的關懷下，小人的“目的”高揚起來，化作為漂亮的政治話語流行在西方媒體上，如反誣“西方人得了穆斯林恐懼症”，“西方國家排外”等等。
但若作為一個理想的目的性王國的設想，“人是目的”可以激發人的崇高性衝動，引導人的德性攀升。人的“手段——目的”鏈條是一連串手段與目的鏈的疊加和綜合。在此，十分有必要分清這些“鏈條”中目的的各自價值等級。M·舍勒依照現象學原理制定出價值類型學，劃分出價值的高低等級的各種類型，這樣可以衝破“政治正確”的禁忌——既然人的價值是有高低之分，而人的目的是靠價值來指稱的，也理應是有高低之分，人的各自目的不能夠平等！低級的目的理應讓位高級的目的。
今天美國自身也有著“系統保守”的問題，“政治正確”之所以橫行霸道起來，這可在美國的憲法上找到部分依據，而憲法是不能輕易修改的。再說“政治正確”代表著無數下層人的心聲，這裏就有民主的精神，這又是美國人張揚的“普世價值”。特朗普對於全球主義的退縮，也正是儘力躲避“政治正確”的一個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