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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謝選駿：VOA兩記者披露 採訪郭文貴中斷內幕
作者：謝選駿
A：一半的真實比全部謊言還可怕。
B：一半的謊言比全部的謊言還可怕。因為一半的謊言讓你看見一半的真實，然後藉著這個真實把你帶到謊言裏面。
（一）
How To Spot Fake News是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提出如何識別假新聞的資訊圖表。
假新聞（Fake news）是刻意以傳統新聞媒體或是社會化媒體的形式來傳播的錯誤資訊，目的是了誤導大眾，帶來政治或是經濟的利益。假新聞為了增加讀者或網路分享，常會配合吸引人的標題或是完全假造的新聞故事。假新聞類似標題黨，主要都是靠所產生的廣告收入，不管內容的正確與否。假新聞容易取得廣告收入、增加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因為社會化媒體的無所不在，據說Facebook newsfeed和假新聞的散布有相當的關係。一些沒有標示維護者或編輯者的匿名網站，由於很難針對製造假新聞的作者起訴，也會成為假新聞的媒介之一。
新聞工作者提出識別假新聞的幾點基本步驟，概括如下：
設立預警系統：不輕信令人嘩然的圖片或文章。
訊息源頭要清楚：判斷來源的可信度。
不要只看標題：可能文不對題，要看完內文才轉發。
留意日期：留意報道日期，是否舊聞新推。
搜尋相片：利用Google圖片搜索，看看是否舊相亂用，或文不對圖。
有片未必有真相：要判斷片段前後發生甚麼事。
調查及統計數據要細心讀：避免統計誤用。
小心斷章取義：要留意前文後理，撮錄有無扭曲。
（二）
《“后真相”時代，誰來定義假新聞？》2016年12月6日說：
1987年，96名支持利物浦足球俱樂部(Liverpool Football Club)的球迷，在英國謝菲爾德市的希爾斯堡體育場(Hillsborough)喪生，他們在被迫進入過度擁擠的籠狀“圍欄”后，死於踩踏事故。英國的報紙聽信警方的謊言，發消息稱醉酒的球迷對這場災難負有責任。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夕，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充斥著與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關的子虛烏有的文章。
自從有新聞那天起，就有偽裝成新聞的謊言。在“假新聞”正引發恐慌之際，我們要把這段歷史銘記於心。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勝選，讓假新聞狂潮——尤其是社交媒體上的假新聞狂潮備受關注，很多人都把這股狂潮視為特朗普獲勝的關鍵助力。不過，有太多討論忽略了假新聞的悠久歷史，也沒意識到當代政治真正的特別之處。
過去，政府、主流機構和報紙可以操縱新聞和信息。現在，任何擁有Facebook賬號的人都可以這樣做。過去的假新聞都經過精心的編排，現在冒出的謊言則混亂無序。真正的變化不在於新聞造假，而在於舊有的新聞守門人喪失了權力。正如精英機構已經失去對選民的控制一樣，它們定義什麼是新聞、什麼不是新聞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蝕。
對假新聞的恐慌讓人愈發相信，我們生活在“后真相”(post-truth)時代。《牛津英語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已經把后真相選為“年度詞彙”，並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不過，與假新聞的情況相仿，關於后真相的真相——要是仍然用這個詞的話——比許多人所聲稱的都要複雜。
政治從來不只建立在關於這個世界的事實之上。它還有賴於用以解釋事實的意識形態框架。不妨思考一下或許會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初備受關注的某些大問題。應該推行穆斯林登記制嗎？應該驅逐無合法身份的工人嗎？酷刑是可以接受的嗎？應該把墮胎歸為非法嗎？
過去，這些框架主要是由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政治分歧構建而成。每一種框架都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透鏡，用以觀察這個世界，對相同的事實做出不同的解釋，並就政策得出不同的結論。
這些政治框架眼下已經支離破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而非意識形態塑造的。現如今，被關鍵斷層線分隔開來的並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擁抱更加全球化和技術官僚化的世界的人，以及感覺自己遭到遺忘、一無所有、沒有發言權的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評他的自由派人士分別處於這條新界線兩側。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都認為，其經濟上的不穩定和政治上的失語是由全球化和移民入境造成的。很多自由派人士則把這些選民視為“遭唾棄之人”。雙方都藉助自身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框架來解讀事實和新聞。
由此引發的焦灼討論，主要圍繞那些活在迴音室內和封閉社會世界中，只聽得見讓其產生共鳴的觀點的人們，以及社交媒體在此類社會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展開。研究顯示：這種擔憂有誇大的成分；例如，Facebook用戶就可以聽見相反的觀點。
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並非製造了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它們只不過是折射並放大了既有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傳統機構的權威受到了剝蝕，推動政治變革的舊有手段日漸消失，而且怒火常常在傳統政治途徑以外噴薄而出。
如果說假新聞問題比人們通常以為的更複雜，那麼相關方面給出的解決之道則常常比問題本身更糟糕。有人提議，Facebook應該審查信息流，清除假新聞；還有人提議，應該用法律嚴懲傳播假新聞者。但應該由誰來決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
我們真希望讓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者美國政府決定真相由什麼構成嗎？我們真希望回到只有“官方”假新聞這一種假新聞的年代嗎？
假新聞是個問題。但我們不應誇大其新奇度，誤解其原因，或者推介比問題本身還要糟糕的解決之道。
謝選駿指出：上文有些語無倫次，既然“過去，政府、主流機構和報紙可以操縱新聞和信息”，那麼現在，“舊有的新聞守門人喪失了權力。正如精英機構已經失去對選民的控制一樣，它們定義什麼是新聞、什麼不是新聞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蝕”，就不應該被看作壞事，因為這畢竟打破了謊言的壟斷。而有比較才有鑒別，打破了政府、報紙、主流機構對於謊言的壟斷，應被看作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三）
《VOA記者手記：郭文貴採訪中沒有放出的“核彈”》2017年4月30日說：
美國之音在4月19日對郭文貴的採訪被迫中斷，引發了外界的各種猜測。在採訪之前，郭文貴曾經宣稱他將會放出“核彈”，而我們在採訪計劃中也進行了充分細緻的準備。美國之音各級領導當時為這次採訪提供了從參考資料到直播技術手段等各方面的支持。這種支持在4月17日中共外交部施壓之後發生突然的改變。
原定採訪計劃中的各種細節只有我們兩人最清楚。根據與郭文貴團隊的談判商定，郭預先為我們提供採訪參考的文字和有聲資料，我們同意對此次專訪全程直播。而他在直播中提供的資料在播出之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沒有播出的資料也不能透露。因此儘管美國之音上層一再要求我們交出掌握的材料，我們本著保護與尊重消息來源的原則，信守約定與承諾，沒有向上級提交。不過，我們在採訪之前多次將採訪的提綱報告給華盛頓總部相關的負責人。
在徵得被採訪人同意之後，我們在這裏公布我們制定的部分採訪計劃。在談到計劃本身之前，想先解釋一下為什麼原來的直播計劃是三個小時。
美國之音周一至周四，北京時間晚上9點到10點播出《時事大家談》，電視、廣播、網站和社交媒體同步直播，一直如此。
對郭文貴的訪談，就是在《時事大家談》節目時間進行的。由於我們預期對郭文貴的訪談會有非常重要的內容，一小時的時間不夠，因此中文部的各位節目負責人都同意將這次節目的時間增加到三個小時，包括按照該節目的傳統，給予觀眾半個小時提問的時間。
在閱讀了大量關於郭文貴的報道以及其它媒體的訪談之後，我們作出了一些關鍵的決定。
首先，我們會將訪談的內容只限於郭文貴本人所經歷過的事情上。我們明確表示不會讓他在節目中指控任何非公眾人物。
第二，在採訪之前，我們決定用大量的時間來與採訪對象溝通，並且儘可能地檢查證據。我們在電視與網路上不會出示任何沒有經過多渠道查證的圖像。
第三，我們將儘可能地向中共官方進行求證。我們圈點出來一批與郭文貴有關的案件，包括農行32億的貸款、馬建等國安官員與他的關係、項俊波的落馬，等等。這些案件已經由中國媒體部分公布出來，郭文貴是被指控的人，我們可以聽聽他的說法。
在直播採訪的前兩天，我們兩人和郭文貴交談了十幾個小時。他對我們提出的各種質詢和問題進行了相當詳細的回答。最後，我們將採訪的重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郭文貴本人發家的歷史。按照中國媒體的說法，他從來就是個奸商。媒體用不屑的口氣，說他就是個“農民”。雖然我們實在不明白出身於農民而不是紅二代有什麼錯，但是覺得觀眾聽眾都會有興趣了解他本人的背景，包括他實際的出身、他致富的途徑、他目前的身份與國籍，等等。
（二）中國政府指責郭文貴行賄。我們會問他到底是否非法行賄，還是被索賄。如果有行賄或者被索賄的情況，是給什麼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通過什麼方式來支付的。有什麼樣的人證物證。尤其是按照政府的指控，他行賄的對象是中國政府一大批高級官員。這些官員有的已經在監獄裏面。是否還有沒有進監獄的官員。如果有的話，他們是誰，受賄多少。在受賄之後，他們給予郭文貴以及他的商務的好處是什麼？如果是索賄的話，這些官員給他的威脅是什麼？我們會追問他一些非常具體的事件，讓他談這些事件的前後經過。比如為開發商業房地產廉價購買土地，這裏面存在著數額驚人的利益，也是中國最近二三十年來有些人能夠迅速地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主要手段之一。這中間大量腐敗的細節，外人無從得知。我們希望能通過對郭文貴的採訪揭露出重要的黑幕，特別是希望他能具體地談談所謂“白手套”的問題。
（三）郭文貴與國家安全部門長期合作，已經是被公開的事實，他自己也絲毫不否認。他是否安全部門的成員？亦或是安全部門通過某種方式來脅迫他合作？他在自己擁有的旅館中安裝錄像設備，監視入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員。這種做法是他的授意還是國安的做法？如果他是國安的忠實成員，那麼這是不是他得以發財致富的手段之一？如果他不是國安的成員，那麼他又是如何被脅迫的？國安與他合作的方式有哪些？根據郭文貴自己的說法，國安在他的大樓中設有辦公室，從來不交房租。都有哪些人在他的高檔旅館中被錄像或錄音？他手裡是否掌握這些資料？其中有的高官被揭發、起訴、判刑，但是否還有許多仍然在高位的？中國國安部門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安全部門與大批商界富豪的所謂“商務掛靠”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希望郭文貴以親身的經歷來為公眾描述這種政府操作形式。
（四）郭文貴在2014年夏天離開中國，之後他的女兒曾經被當局逮捕，他的兄弟們以及數百員工與生意夥伴都進了監獄，但是卻沒有判刑。根據郭文貴的說法，與他有關的這些人在被逮捕與監禁時遭受了酷刑與人身侮辱。我們希望他就這種說法提供具體的證據。我們也希望隻身在海外的郭文貴能夠談談他在這種境況下的個人感受。
沒想到的是，我們這次採訪竟然引來了中國政府出乎意料的反彈。採訪定於4月19日星期三舉行。我們在4月14日星期五那天進行了預告。星期一，大連公安局對已經在國外將近三年的郭文貴發出了逮捕令。當天下午，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站主任被中共外交部約談，指責我們的採訪“單方面讓一個中國政府通緝的罪犯說話”、“干涉中國內政”、“干預十九大進程”，等等。
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促使我們決心維護新聞獨立與自由的原則。當美國之音上層強力要求我們停止直播的時候，我們爭辯說，如果改變直播計劃，將導致外界認為美國之音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對美國之音的聲譽將造成巨大損害。不過我們同意加倍謹慎，包括按照華盛頓方面的要求，多次播出免責聲明。
就在採訪的前夜，中國政府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對郭文貴發出紅色通告。這個沒有法律效力的通告經常被誤譯為紅色通緝令。這條突發新聞也讓我們稍微改變了原定的採訪計劃。郭文貴對“紅通”的反應，成為採訪中的第一個問題。這也是被中國政府發出紅通令的人首次通過自由媒體對中國以舉國之力發出的指控進行辯解。不幸的是，在各種壓力之下，我們原定的直播被突然中斷，也使得這次採訪成為我們記者生涯的終身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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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選駿指出：美國之音的“記者手記”說“沒有核彈”，但是既然沒有核彈為何引起如此激烈的國際反彈？這次訪談的爆炸力，似乎超過了北朝鮮的核爆炸。一半謊言比全部謊言還有效，因為這是一種“謊言交織的混戰”。鮑彤寫到：“儘管朝鮮半島核危機是當今第一等大事，郭文貴爆料卻是北京街頭巷尾議論的大熱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