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京

特朗普革命令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獲得了新的勢頭，因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一具有偶然性的歷史事件，不僅顛覆了奧巴馬孤立中國的TPP，而且使美國深陷持久的政治危機，從而極大地消弱了美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習近平抓住了這一歷史性的機會，加大了“一帶一路”的賭注。

那麼，“一帶一路”有沒有成功的經濟依據呢？單從經濟的角度，“一帶一路”有望成功的理由有這樣兩個。第一，資源短缺，尤其是能源和初級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已經不再是制約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這一方面是因為發達國家的需求已經基本飽和，而且，技術的進步正在大幅提高能源和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利用效率。因此，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占人口多數的非發達國家需求的增長，而基礎設施的不足，是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一大制約。這就帶來了“一帶一路”戰略的第二個經濟依據，那就是中國大力推動非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提升這些國家的需求，從而提升這些國家對貿易，尤其是與中國貿易的增長，從而給中國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帶來機會。

正如許多人已經指出的，“一帶一路”對中國的投資有巨大的政治和經營風險，習近平難道沒有看到這個風險嗎？我相信他一定看到了這個風險。那他為什麼敢於冒這個風險呢？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習近平如果不搞“一帶一路”，他有什麼替代的選擇？

我的看法是，他沒有什麼太好的選擇。中國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總投資水平，早已超過了任何正常經濟的水平，繼續增加這方面的投資，只會加劇中國經濟內部和對外貿易的不平衡。有人會說，中國還有很多窮人，基本福利的覆蓋率也非常有限，為什麼不大幅度地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工資和福利水平，而要把巨額的資本投向風險巨大的海外基礎設施呢？

提高低收入人口工資和福利水平的風險在於，第一，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迅速下滑，因為中國自身的能源和初級產品的成本遠高於國外，迅速提升中國窮人的工資和福利水平，會極大地消弱中國出口競爭力。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會提升窮人的福利權利意識和政治權力意識，而中國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服務質量的嚴重不足，只會激化各種已經非常尖銳的矛盾，如醫患矛盾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矛盾。

儘管底層社會的權利意識和政治意識的提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但作為極權社會統治者的習近平本能地希望這個進程慢一點而不是快一點，這樣對維護自己的權力更有利。“一帶一路”的投資風險雖然很大，但對習近平來說，這個戰略提供了一種“以空間換時間”的機會。

“一帶一路”會不會發生災難性的失敗？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最大的可能就是金融危機導致人民幣幣值危機。但對於習近平來說，即使不搞“一帶一路”，人民幣危機同樣可能發生，對中國政權的威脅不會比“一帶一路”更小。相反，“一帶一路”如果吸引的國際資本足夠多，時間足夠長，反而會增加中國在貨幣戰中與美國和其他國家貨幣談判的籌碼，因為讓人民幣崩盤，不僅會給中國帶來災難，也會給許多國家帶來災難。“一帶一路”可能的綁架效應，也是這個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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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自由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