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力雄

由於帝國主義的壞名聲和文明社會對其的否定，簡單的領土擴張和財富掠奪已非當今帝國主義的主要形態，即使仍然保持著佔領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於當地民族的外衣，包括進行經濟援助，以文明上的優越姿態和物質上的恩賜者自居。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更多地體現於文化方面。

目前關於西藏問題的爭論，文化是一個焦點。針對外界批評，中國政府列舉諸多實例說明其對西藏文化的保護——維修寺廟、保護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規定使用雙語、挽救失傳藝術等。而國際社會與西藏流亡者在這些方面指責中國，同樣可以舉出很多實例。雙方的結論卻截然相反。

在我看，從這個角度爭論文化是一種偏離。因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別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這種表述並非只是複述歷史和表演傳統，更重要的是對本民族現實處境的感受、思考和訴求。既便是對歷史與傳統的表述，也只有發自民族本體，並與民族現實意識結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則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斷了與現實的聯繫，文化就成為空殼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舉例說，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許用民族文字訴說民族的真實感受，只能複述帝國統治者的聲音，那種文字還有多少真實的文化意義？因此判斷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護，主要的衡量不是對傳統的保留，更不是投資數量的多少。

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當局對西藏文化的破壞和壓制就變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許藏民族進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懲罰。例如唯色最初就是因為在一本散文集中描述了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表達了對達賴喇嘛的敬仰，便遭受種種整肅，最終被她當時所在的西藏文聯剝奪了工作和收入；沒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隨後又被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禁止了在整個中國出版書籍和發表文章的權利。

在自由社會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都不會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懲罰對西藏人意味什麼。中國大陸社會目前已分化出多種成分，在官方體制外拓展出相當空間，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賴體制生存和發展。西藏社會卻因為其社會的現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財政供養，無法真正分化，沒有形成文化市場，因此僧侶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幾乎全被網羅在體制內。或者說，只有置身體制內才可能成為文化人，否則連生存都沒有保證。當局對唯色的懲罰是一種殺一儆百。

我曾經不解，過去的蘇聯、東歐及今天的中國大陸都存在異議公共知識分子，以藏民族所經受的苦難，在國際上所受的支持和擁有的精神領袖，卻除了民間底層和僧侶界的反抗，長期不能出現本地的異議公共知識分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識分子沒有得到能夠脫離體制而生存的空間，體制因此對他們具有生殺予奪的威力。西藏實施的把所有文化人都養起來的體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來的體制。只要文化人不敢脫離體制，當然也就不能批判與反抗體制。中共當局目前對西藏的文化壓制主要就是利用體制控制文化人，壓制對民族真實感受的訴說，只允許鸚鵡學舌地複述帝國統治者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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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自由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