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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法廣訪談安琪：六四應是正名而不是平反的問題
香港民眾舉行紀念六四示威遊行要求平反六四2012年5月27日路透社
【法廣六四專題】：為六四事件和死難者平反一直是紀念六四時提到的一個主題，也是民間長時間來的訴求。但八九流亡記者，旅法媒體人安琪認為，平反這個詞用在六四事件上並不合適，因為政府動用自己的軍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向手無寸鐵，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學生開槍，這是一個認罪層面的問題，而不是讓他們平反的問題。她認為，應該為六四正名而不是平反。
安琪接受法廣採訪時表示：
安琪：28年過去了，我要向六四死難者致哀，也要像六四天安門母親致以真摯的問候。他們都年事已高，有些已經過世了，但是六四這個話題在中國國內依然還很敏感，不能說，更不能寫。
為什麼？說到底，六四屠殺就是一個不可糾正的罪行，它不像歷次政治運動那樣，是可以糾正的。他們稱之為冤假錯案。冤假錯案是可以糾正的，但是六四是他們動用了國家軍隊，國家軍隊屠殺和平抗議的學生，這是反人類的。所以不能簡單平反或者重新評價就能翻篇，不是這樣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二十八年來，各界為平凡六四所做的努力是無奈的，是無效的，同時也是很可可悲的。
應該是正名而不是平反
其實早在十幾年前，中國退休的軍醫將彥永就提出了為六四愛國學生«正名»的說法，他沒有用平反這兩個字，我認為這兩個詞語的差別非同尋常，非常重要，它標志著一種獨立的精神。甚至標志著一種思想的解放。
中國歷史上多少次的抗爭與反抗都是在成王敗寇中輪迴，包括歷次運動中的榮辱升遷和大起大落，被整的人總會有獲得平反的出頭之日，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種習慣，習慣成了自然，平反或者是落實政策就成了被害者衡量執政當局的一種政治指標，一種鑒定領導人開明與否的標準。與此同時，被平凡者根據政策的落實的程度，比如恢複名譽和工作，補發工資，子女安排，住房分配等等，實際上也是把平凡演變成了一種資歷，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平反階層。
在這種前提下，這個依然存在的現政府，不論他如何不得民心，但還是有了其合法性。這種作惡平反，再作惡再平反的惡性循環產生的惡果是相當大的。應該說這種平反現象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現象，執政當局通過平反舒緩社會危機，延長它已然喪失的合法執政壽命。人們也是無原則地認同和接受平反，就等於是在屈服於一個使用非法暴力的強權，維護了中央政府本該被剝奪的"自衛的權利"。
何平反之有？為何平反？誰平反誰？
安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歷次整肅運動和平反的結果看，這個極權政府就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不僅能用自己的權利制服人民，而且能用人民的習慣駕馭人民，他首先將人民彼此孤立起來，然後再個個擊破，使其成為順民，可以說，從這個角度看，不要平反要正名就有了一個大是大非的原則上的區分。
政府動用自己的軍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向手無寸鐵，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學生開槍，這是一個認罪層面的問題，而不是讓他們平反的問題，就好象不能讓一個殺人者來為被殺者平反是一個道理，他又什麼合法性基礎或者資格來平凡呢？
六四屠殺已經越界了，退一步說，這和當年的反右和文革造成的冤假錯案從本質上來說還是有差別的。這一點，中國執政當局，共產黨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是要面對的，所以他們自己也不敢輕言平反。
另外，在平凡問題上還有兩點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第一，在平反階層中，從來沒有默默無聞的老百姓，回顧歷次平反，多是大規模地落實黨的政策，落實黨的知識分子的政策，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那些在當年被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農民還有城市居民都不在落實黨的政策的範圍之內，他們歷經踐踏的種種人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人禍，他們的疾苦都被這些有平凡資格的人用一個抽象名詞代表著，也被他們的平反利益忘卻，甚至出賣著。所以這些掙扎在生活最底層的人們，被逼到極端的時候就鋌而走險。所以這是他們最絕望的反抗形式。
第二，我們也看到，在歷次平反過程中，像張志新，遇羅克等先覺者的名字都從來沒有出現在平凡者的名單中，在統治者眼中，他們不具備平反資格，相反，他們一出現就被這個政權用殘忍的手段殺死了。
所以我們要問，何平反之有？為何平反？誰平反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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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認為，今天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應該有不計個人功利的自主性，不能總是跟著權力中心的感覺走，任由他找出兩個替罪羊來，給個說法就算了，而應當從法理上入手，提出相應的政治主張，從制度上尋求突破，創造一種可以平等對話的社會環境和氛圍。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新聞自由可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