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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林輝：百年清華出大師 多人被侮辱戕害
作者：林輝
清華大學是中國大陸與北京大學齊名的著名大學，自其1911年成立以來，業已走過了百年。百年中，清華共產生了具有重大影響力的20多位大師，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大師不僅無一人出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華，而且留在大陸的大多數大師都遭中共凌辱，一些人被迫害致死。
古文字學家季羡林的“牛棚”之痛
執教北大六十余年的精通12國語言，集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於一身的季羡林，曾寫過《牛棚雜憶》，回憶了文革的痛苦經歷。
文革初期，季羡林並未受到太多衝擊，只是因為寫過一篇《春滿燕園》的散文而被批判，但還可以參加一些接待外地紅衛兵、遊行示威以及到農村勞動等活動。
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兩派鬥爭日趨激烈，季羡林受周培源影響，參加了反對聶元梓的組織“井岡山”。季羡林在《牛棚雜憶》自序中寫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的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強勁，我敢於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麼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強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強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羅用長矛刺殺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並不懂得什麼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
因為參加了這一組織，季羡林被抄家，之後又遭受多次批鬥、審訊，並被罰天天勞動。1968年5月，他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鬥勞改。一個月後又被送回學校，被關在外文樓和民主樓後面的平房修建的“牛棚”中，每個屋子20人左右，每個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考古學家“夏鼐”被遊街
在英國倫敦大學獲得考古學博士學位的夏鼐，1941年回國後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設計委員。1945年，在甘肅進行考古工作，調查發掘了甯定陽窪灣等遺址，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認仰紹文化的年代早於齊家文化。中共建政后，在中科院考古所任職，主持了重要的挖掘明定陵的工作。
據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文革初期，夏鼐就被所里的“戰鬥小組”責令自我檢查，寫交代材料。其後開始被監督勞動，主要是所里蓋房子的輔助勞動，遞磚、送泥灰等。每天上午勞動，下午和晚上在“牛棚”集中學習，晚上還要打掃廁所。
1966年8月23日，考古所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從北大學來的給人戴高帽子遊街。“造反派”找來測量用的標杆，弄一塊黑布掛在上面，讓夏鼐打著這面“黑旗”在前面領隊，又有行政副所長牛兆勛戴著個小“烏紗帽”，彎著個腰敲個小鑼“鳴鑼開道”，後面跟著頭戴各式紙帽的“牛鬼蛇神”，極盡醜化之能事。當時的情形和被游斗的那些人，在《夏鼐日記》裏面都記下了詳盡的人員名單，以及被誣稱的頭銜，共計29人。當時考古所全所不到200人，所佔比例相當高了。
此外，在9月上旬所里開的“鬥爭三反分子夏鼐大會”上，夏鼐再次被批鬥。此後兩年中，夏鼐等被關在“牛棚”中，白天出來勞動，主要是掃院子，再為冬季取暖搓煤球。這個活很臟，把手都弄裂了，但也不能停。1970年5月，考古所全體人員下放到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夏鼐也在其中。
戲劇界一說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馬上就會跳出曹禺這個名字。他一生共寫過8部劇本，23歲的時候，因寫出《雷雨》而一舉成名，25歲的時候，又因為寫了《日出》，而被讚譽為“攝魂者”，其最為有名的戲劇都是創作於1949年前，這再次說明中共對於知識份子精神乃至肉體上的扼殺是何等的嚴重。
據《曹禺傳》的作者田本相撰文，他在採訪曹禺的過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其“苦悶的靈魂”，從童年的孤寂到少年的鬱悶，青年的焦慮，直到晚年的痛苦，以致他把訪談錄定名為“苦悶的靈魂”。
曾經在曹禺身邊工作42年的梁秉堃回憶了其在文革時的遭遇。大約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澤東思想解放軍宣傳隊”和“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一起進駐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理直氣壯的聲稱要代表無產階級佔領這個已經被資產階級統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橋頭堡”。當時有一副寫給劇院的對聯，上聯是“廟小妖風大”，下聯是“池淺王八多”，橫批是“徹底砸爛”。
而在北京人藝院長曹禺住宅的大門上，也貼了一條大標語：“打倒反動權威、反革命文人曹禺！”曹禺的家也被抄。
當時根據上級的指示，曹禺“認罪檢查”以後，才能回到“革命群眾”當中去。對此，曹禺被特別批准不參加勞動，埋下頭來專門寫“認罪檢查”報告。然而，報告被“軍宣隊”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認識不深刻”和“根本沒有上綱上線”為理由打了回來，命令重新再寫。曹禺苦不堪言，經常坐在小馬紮上，一言不發，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牆壁。
一天中午，曹禺急得連飯也沒有吃，坐在房間里通鋪前的小馬紮上，再次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牆壁，手裡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在其身邊的梁秉堃也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曹禺忍不住輕聲對梁說：“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麼碾！”十分不忍的梁秉堃靈機一動，決定代曹禺寫。
由梁代筆的“認罪檢查”報告很快就出來了，裏面基本上都是採用“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中的社論語言。曹禺看了以後，有些顧慮，因為報告里必須承認自己是“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他總覺得承認了“反革命”三個字，就是承認了自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蘇聯修正主義分子和國民黨特務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不這樣檢查根本就過不了關。通過梁的一再解釋，他總算是勉強接受了，同意拿回家裡重抄一遍。
“認罪檢查”報告送上去以後，“軍宣隊”政委表示還可以，沒有再打回來。在等候上級批複的時候，竟然沒有了下文，或許是上邊什麼人從中作梗又說了壞話，曹禺的“幹部解放”問題，便成了“可以解放但還定不下來”的特殊狀態，硬是給拖了下去。
這樣，曹禺本來已經好轉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復到妻子方瑞剛剛去世時的情形。隨後，曹禺等被下放到南口林場，一邊繼續搞運動，一邊參加勞動。
由於受到長期折磨，曹禺心力交瘁，難以支撐，不得不住進了協和醫院。從醫院出來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劇場傳達室，也就是北京人藝傳達室去“看大門”。這是與“關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種懲罰。每天管分發報紙、信件，辦理來客登記手續，同時，還要負責打掃整個劇院的大院子。後來，由於日本話劇團要來演出，怕被外賓發現給國外階級敵人提供“反面宣傳材料”，才把曹禺師轉移到史家衚衕56號北京人藝家屬宿舍的傳達室去“看大門”，除去在劇場的原有工作，還增加了給家屬傳呼電話和倒垃圾的任務。
貌似被改造的不錯的曹禺，靈魂深處是厚重的痛苦。他曾經的靈氣，在文革中被徹底抹殺了。當時，曹禺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還是小孩子——都要深深的彎下腰去，鞠一個90度大躬，再大聲說一句“我是反動文人曹禺！”而且，在內心裡真誠的認為，自己從來就不應該寫戲，不應該毒害觀眾，就連自己走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完全多餘的。
曹禺還常常獨自一人站在毛的彩色畫像前，表示要向毛“請罪”，向人民“請罪”，甚至跪在地上，請求妻子說：“你就幫助我死了吧！”
文革結束后，曹禺在接受記者趙浩生採訪時，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盤托出。“我的遭遇還算好的。被關了幾年，後來又勞動。勞動本來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勞動當成懲罰、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勞動，而且跟家裡隔離，甚至影響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後甚至會自己也覺得自己不對。因為他們成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
趙浩生問：“您的最大罪狀是什麼呢？”“反動呀！反動文人，反動權威，30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真難說，我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文革后，曹禺被“平反”，恢復了北京人藝的院長職務，但他的靈魂再也無法找回了。
哲學家張岱年被打成右派和下放勞動
哲學家張岱年1952年後，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1957年，因響應中共號召，給中共提意見，而被批判並被打成右派。次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區黃村參加勞動。
1962年張岱年被“摘帽”，可以參加教學工作，但不能發表文章。1965年參加北京近郊區“四清”運動。文革開始后，又被“靠邊站”。隨後被抄家，強制勞動。1967年，因“檢查的好”而被“解放”，可以不掃地不抄大字報了。
又過了一年，哲學系文革小組勒令張岱年原住房遷出，換住一間半的小房間。他不敢違抗，於是賣掉四平板三輪車的舊書，又賣掉沙發，勉強安置下來。
1969年9月，張岱年等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參加勞動。因年過六十，被編入老年組，從事種菜勞動。有一次滑倒，傷了左脛，痛了一百天才好。一年後，下放結束，回北大編寫教材。文革結束后，張岱年的命運才發生了轉折。
經濟學家陳岱孫被徹底洗腦
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學位，並獲金鑰匙獎的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曾在清華任經濟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在財政學、統計學、國際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
與其他大師相比，文革中陳岱孫並未受到太多衝擊，只是被抄了家，在北京郊區勞動。雖然陳岱孫在文革沒有受到劇烈衝擊，但受中共洗腦多年，他的學術思想也受到了極大影響。
陳岱孫在美國讀的是西方經濟學，到清華講的也是西方經濟學，可到了1953年，他必須要用馬列主義思想寫《經濟學說》講義，60年代編《經濟學說》教材時，他參与了編寫，也是用馬列主義思想作為指導，70年代寫《經濟學說》專題提綱，也是貫穿著馬列主義思想。文革結束后，他本可以適當恢復一些原來屬於自己的獨立思想，但受多年洗腦，他自己已經覺得西方經濟學說確實不行，馬列主義經濟學說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其晚年徹底否定了自己早年接受的西方經濟學說。這樣的悲劇無疑是中共造成的。
作家錢鍾書被剃“十字頭”
早年因國文、英文成績突出而被清華大學外文系的錢鍾書，其小說《圍城》廣為人知。他在文革爆發后也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最初也是被批鬥的，還被剃了“十字頭”，房子也被迫讓出一半給他人居住。
而他的妻子楊絳是最早受衝擊的學者之一。在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出台的第二天，她就被揪出來，比錢鍾書還早三天成為“反動學術權威”。在文革中，楊絳被罰掃廁所，而且不時還要接受各種各樣的批鬥，如戴“高帽子”，掛“黑牌子”……最令她尷尬的是剪“陰陽頭”，頭髮剃去一邊留一邊，成為魔鬼似的半邊發。為了遮醜，她只好把女兒剪下的舊發找來，自編一頂假髮。
1970年7月，楊絳被下放到河南信陽的“五七幹校”。這雖說能與先期下放的丈夫錢鍾書團聚，但在一個窮鄉僻壤，燒磚建房、打井引水、種糧為生，也是十分不易。不多久，楊絳就被累病了。在這裏，夫妻倆一直呆到1972年，才被“特赦”回京。
至於他們的女婿，錢瑗的丈夫因不堪文革的侮辱而自殺。自殺的房間死後還被貼滿侮辱的標語。（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