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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張艷東：決定死在中國農田裡的日本老人
作者：張艷東
川崎下了飛機，見到農場主李衛的第一句話是，“請你幫我準備好葬禮，我要死在中國。”
這裡是中國河南省新鄉市原陽縣小劉固村。
村子里幾乎看不到年輕人——他們前往城市裡打工，留下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婦孺閑來無事，三五成群在街邊聊著天。這個常住人口不足700人的偏僻鄉村，距市區車程60公里，村中隨處可見的2層小洋樓和平整的泊油路，證明村民們生活還算安逸。
村子東南角有一個農場，農場主李衛包了400畝地，養殖散養雞、種植各種農作物、建立堆肥廠。但村民們還是習慣叫它30年前的老名字——“豬場”，它現如今的全名是“小劉固農場”。
這裏住著一名71歲的日本人，他叫川崎廣人，在農場進行著一項循環農業的實驗。
實驗說起來不複雜，核心就是用豬糞、牛糞、鴨糞、米糠、發酵粉、酒渣通過高溫發酵製成堆肥，用以代替化肥農藥或者降低后兩者的使用量。
這場實驗一做就是4年，雖然川崎和李衛每天披星戴月，可依舊沒有取得成功。村裡人認為川崎這一套不靠譜；來農場取經的年輕人，很多待了三天就走了；由於生活習慣的差異，這位日本老人還和農場職工起了衝突……
可他依舊信心滿滿，有人問他推廣循環農業的夢想什麼時候能實現，他一直說，“就快了，就快了！”
農場里的日本老人
9月20日凌晨四點鐘，農場里的所有人包括公雞都還沉在睡夢裡，川崎廣人從地鋪上爬了起來。儘管川崎已經在小劉固農場生活了4年，但比起躺在床上，他還是習慣打地鋪，他在日本這樣睡了60多年。
川崎迅速穿上那套沾滿污漬的深藍色工服和五星軍帽，一邊整理衣衫一邊走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廠。
他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進一人多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大量空氣，能讓糞便的微生物分解效率更高，發酵得更充分，肥力更強也更均勻。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7點半主持晨會，白天為在農場深造的研修生授課，下午和晚上一直憋在辦公室里修改培訓會的PPT，除了中午1小時的休息外，他得一直忙到晚上9點鐘。
以打開一瓶啤酒為訊號，一天的工作才算宣告結束。
這一天的安排也是他現在人生的全部：運營小劉固農場；培養循環農業人才，對有志於循環農業的年輕人進行為期一年的技術培訓，再把他們送到日本農業公司工作兩年；推廣循環農業理念。
這些工作有了階段性的成績。原本畝產千斤的小麥在澆灌了幾年堆肥后，產量升至1200斤左右；第一批農場20人參加的研修生項目，有3人被日本公司接收；培訓會辦了13屆，近700人參加，參与者有環保人士、大學生、農業公司負責人和政府官員。
川崎還投資5萬多元，架設了1000畝地的液肥管道，供當地農戶免費使用，“幫農民們賺了錢，他們就會相信我”。
川崎喜歡在工作后拍照留念，熱衷於發微博，享受在人群中央的感覺，他渴望被人看見自己的價值。他有21萬微博粉絲，2015年，一次為村子里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求助讓他聲名鵲起。
可與他的微博影響力和工作不匹配的是，在當地村民眼中，川崎依舊是“那個豬場里的日本老頭”。在被隨機訪問的十幾位村民中，鮮有人能說清川崎是做什麼的。一位農民使用了農場液肥，理由是“反正不要錢。”
“那個日本人，見過，沒說過話。”一位88歲的老爺子說，“咱中國人，不和日本人說話。”
“什麼專家，他要真是專家，怎麼沒有工資也沒賺錢。”住在農場東邊200米左右的一名中年男子不耐煩地說。
“我很幸福”
川崎廣人從田壟兩側抓起了兩把土，左手的土呈現顆粒狀、呈黃色的，是長期施用化肥的結果，右手裡深褐色、有黏性的土壤是用堆肥灌溉的。
“今年，農場有機小麥一畝地（比往年）高出100斤”，川崎略顯興奮。面對有人認為化肥肥力強、產量高的觀點，川崎嘆著氣並搖頭道，“堆肥種出的產品好吃，安全，減少疾病，產量更高。”
在這個日本老人眼裡，這是常識，可現實告訴他他錯了。
2006年，在日本消費者合作社工作的川崎面臨退休，機緣巧合下他以農業研究者的身份應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
川崎廣人調研發現，中國農村因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導致了土地、水污染和土壤板結現象。而中國現在的農民，大部分已經不製作或不懂怎樣製作高質量堆肥。
他決定紮根中國推廣已被日本驗證的循環農業技術，讓退休后的人生變得有價值。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川崎從少年時代就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參加了1960年爆發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与運動的個人代價極為慘重，川崎和他的家人、親族都受到株連，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工作。以至於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此前只吃過豬內臟。但川崎不在乎，反而自豪于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
辛勤工作一生后，川崎對退休生活產生了恐懼。“在日本，60歲退休，沒有給老人的工作，老人呆久了，病了就壞了，家庭也壞了。”川崎說著，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獃的樣子。“我就變成這樣，但是我在中國推廣循環農業，這種人生價值在日本沒有，所以我幸福”
回國后，川崎開始自學中文並決定有一天能回中國農村。川崎通過翻譯農業論文，攢了些錢。2013年，他便背起30公斤的行李和20萬元錢，開始了“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
從甘肅天水一路東行，從內蒙古到北京直至河南，這一路遠不如雲遊般詩意。彼時業已67歲的川崎做過除草工、睡過大通鋪。在北京連200元一個月的工作都沒人雇他，最慘的時候有上頓沒下頓，更別提施展循環農業的抱負了。
直到經朋友介紹，川崎以訪客身份來到了小劉固農場。他發現這裏還在堅持使用堆肥，但技術並不成熟導致了虧損。他意識到，這可能是施展抱負的機會，便住了下來。
農場主李衛回了鄭州，隨後的一個月，川崎每晚都會給李衛寫郵件，建議如何改造農場、建立循環農業。但他沒有收到一封回信。
兩個月過去，一天晚上，李衛偶然打開幾乎棄用的舊郵箱，發現了幾十封未讀郵件，全部來自於那個只有一面之緣的日本老頭，她逐封閱讀了信件。
李衛之前是《河南日報》的記者，2009年父親李敬齋過世後接管了農場。她事後才知道，收不到回信的川崎四下問村民“有沒有見到李衛”。那晚她枯坐至深夜，最終決定搬回農場，和川崎一起改造農場。
頑固的“火藥桶”
川崎是個“火藥桶”。
村子里一個上小學的男孩偷了農場的三根甘蔗。當晚，母親和孩子帶著偷來的甘蔗來農場賠不是。李衛害怕川崎發脾氣，把他推進了辦公室。
“啊！”隔著辦公室的門，川崎發出一聲怒吼，玻璃被震得嗡嗡響。
“這是最低限度的文明，沒有人教他們”，“這不是第一次了，小時候偷東西，幾個孩子一起偷，長大了怎麼辦”……當他想起上個月，村子里兩個年輕人因為白天酒駕去世了，川崎終於忍不住了，便大聲吼了出來。
辦公室外的李衛有些尷尬，她看到川崎走了出來，趕忙拿起一根甘蔗遞給他吃。川崎擺了擺手，“我不吃”，轉身就走進了辦公室。
在和川崎相處了一年的研修生胡偉眼裡，老師整日笑眯眯的。大家工作不認真、開早會遲到時，老師才會講些道理，但極少發脾氣。
但“不文明”例外。
辦公室的窗戶上、牆上貼了很多川崎對員工的勸誡。
“我們文明人，在辦公室內別吐唾沫，在足球場上隨地吐痰一下子，就被退場了。”
“白天不喝白酒，因為白天喝酒是一個壞習慣，喝酒不僅讓家庭瓦解，而且讓公司，合作社損失更大。”
孤獨
有時，川崎廣人也會感覺李衛不理解他。
李衛叫他理解中國的現實，川崎搶著話說，“李衛說入鄉隨俗，我不，我為農場好。”
年逾古稀后，川崎的體力愈發捉襟見肘，他常常自責本應該到大棚里指導研修生工作，卻常常扛不住辛苦。
“我一個人做不了循環農業”，他認為有志於循環農業，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輕人才能接過他的擔子，他管這些人叫“新農民”。
新農民大都是川崎的微博粉絲，胡偉在來小劉固之前，曾一次性把川崎的微博從頭到尾翻了一遍，直到半夜3點鐘。“我要學堆肥就要跟最牛的人學，我去過很多農場，但是真正懂堆肥的人我覺得不多”，從小生長在安徽黃山農村，胡偉甚至覺得自己的水平比很多人都高。
他記得第一天到農場來，川崎整個下午都熱情地帶他參觀農場的田地和堆肥廠，反覆講解循環農業理念和技術。這些年輕的研修生，多少緩解了他的孤獨。
川崎漸漸將工作重心轉至培訓會和研修生的招募，他曾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採取過誰來學習給1000元的方法，但有不少學員拿到1000塊補助后，就溜之大吉；加之當時農場尚未盈利，這法子很快被放棄了。
現在的研修生每人每月需要交納1500元，包括學費、住宿和三餐。但有些人只是為了堆肥技術而不是學習循環農業理念，套兩天話，趁著夜深人靜招呼都不打就打車走掉。
這犯了川崎的另一大忌——說謊。
“我不信任年輕人，他們說謊，覺得農業艱苦，只選擇簡單的路”，川崎聲音略帶疲憊。
李衛覺得老爺子受到了傷害，“他每次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說到說不動為止，但其實對方要不就是為了賺錢，根本不想學習；要不就是吃不了苦。”
第一批研修生前前後後有20多人參加，最終只有3人堅持到了最後。
川崎有兩個地方可以傾訴心聲，一個是微博。“微博有很多人幫助我，在微博上，我心裏安定。”
另一個是農場創辦者李敬齋的墳墓。川崎時常覺得，這位為官至省農業廳人事處處長，而後回鄉辦廠的前輩，就是他的中國知己和精神支柱。
但其實二人從未謀面，網上也搜不到關於李敬齋的隻言片語。川崎對這位1942年出生，2009年過世的老人的了解和想象，全部來自於鐫刻在墓碑上的銘文——“為民請命，心系農桑。歸田原陽，養殖辦廠。嘔心瀝血，惠澤故鄉。”
朗誦碑文時，川崎常常不由自主得哭起來。在日本的60多年裡，川崎只向上帝祈禱，但在小劉固，他開始向李敬齋祈求保佑。
“請幫我準備好葬禮”
川崎學著用李敬齋墓碑上的句式為自己作詩。
“餘生任務，培養人才，期望未來，循環農業。”
去年11月份開始，川崎咳嗽癥狀持續惡化。晚上咳得睡不著，他只能一邊看書一邊熬到天亮。川崎預感這不是感冒，但因為工作忙碌便沒正規醫院治療。
直到今年4月份時，川崎出差回日本。工作完成後，他去了醫院，結果被診斷為肺炎。醫生強制要求他住院治療。
結果兩周后，他就帶著葯飛回了中國。川崎下了飛機，見到李衛的第一句話是，“請你幫我準備好葬禮，我要死在中國。”他要求把墓碑建在李敬齋墓旁。
對川崎來中國的決定，夫人的態度也有了鬆動。
在丈夫剛剛表達出要來中國的意願時，川崎夫人就不止一次地找到加藤正善，央求他勸丈夫放棄，至少還完房屋和兩個孩子的教育貸款再走。
起初，夫人還會在郵件里試探著對他說，不要煩惱，煩惱的話，最好回日本。但她現在已經完全放棄了，69歲的夫人曾對川崎說，我決定不再依靠你了，你在中國有成就，很幸福。你放心吧，我會堅強地生活下去，堅強地死。
夫人也曾想追隨川崎的事業，2014年7月，不顧丈夫的反對，川崎夫人來到小劉固。但她很難適應農場的生活尤其是廁所。經過丈夫的勸說，川崎夫人最終選擇了回國。
川崎累了的時候，有時會捧起案前的漢語詞典。他在這本書的書縫上，用馬克筆抄錄了一段摘自《聖經：新約馬太福音》上的經文——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這段話同樣被張貼在了農場會議室的大門上。川崎覺得這是勸大傢伙克服困難的金玉良言，雖然農場里沒幾人能夠看懂，但他還是用中文勉強地解釋了一下，“為人民服務，就是不能找容易的路。”
但川崎相信，死亡的那一刻，上帝會清點他人生價值的多寡並給出公正的裁決，“現在我痛苦，但死了可以上天堂。”他挑起眉毛露出竊喜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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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剝洋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