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中共每次通過新黨章的雷鳴般掌聲中 也藏著啪啪打臉聲
作者:楊光
一、中共改黨章如同兒戲
政治局對外爆料,中共十九大要修改黨章。這是例行公事,不足為怪。
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了第一份黨章。當時的黨章名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原件沒有中文,只有俄文(這份黨章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二人包辦)。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從中共三大以後,修改黨章成為中共黨代會的固定節目,每開一次黨代會,必修改一次黨章,迄今為止已改了十六次。世界各國政黨成千上萬,像中共這樣頻繁修改黨章的,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了。在此,不妨調侃一下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貴黨的黨章似乎不是拿來遵守的,而是拿來改著玩兒的。
中共修改黨章的理由,不同時期,各不相同。以筆者的黨史知識,大抵可以歸納總結如下:中共二大至六大,修改黨章是因為莫斯科有了新的指令;七大至十一大,是因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十二大至十四大,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局面有一些革新之處,也有一些錯亂之處;十五大至十八大,修改黨章的理由變得十分簡單,就是因為最高領導人的名字換了,“全黨同志”依依不捨,心中不忍,非要在越變越長的中共“指導思想”排行榜上為剛剛離任的老領導安排一個VIP座次不可。
有時候中共修改黨章,頗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搞笑感。比如,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登基”成為“中國革命的皇帝”(劉少奇語),七大黨章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但是到了中共八大,為了順應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的國際共運潮流,只得在黨章中去掉毛澤東思想。直到十年後“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興起,憤憤不平的“偉大領袖”這才扳回了本,出了久久憋在心頭的那口惡氣。
中共九大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進了黨章,不幸的是,新黨章還沒有捂熱,“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卻以“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的欽定新頭銜而葬身蒙古大漠。
中共十大、十一大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兩度寫進黨章,可到了中共十二大召開之前,中共上上下下卻又眾口一詞,聲稱要“徹底否定文革”。
暫且不論文革、倒林、“否定文革”的是是非非,但是別忘了,發動文革時,八大黨章仍是約束力最高的黨內規章,整垮林彪時,九大黨章仍是統率全黨的合法有效章程,“否定文革”時,十一大黨章也還沒來得及去掉“還要進行多次”的正式表述。“偉大領袖”和“總設計師”用他們對待黨章的實際行動,為全黨同志學習黨章、“遵守”黨章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去年,習近平總書記發動了“兩學一做”運動,“兩學”之一就是“學黨章”,聽說有些年輕的黨員在洞房花燭夜不行周公之禮,竟然通宵達旦抄黨章,竊以為,此種荒唐行為完全背離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光輝指引,抄黨章抄得越認真,越把黨章當回事兒,就背離毛思想、鄧理論越遠。
回首中共修改黨章諸多史事,聽到了沒有,在中共黨代會每一次通過新黨章時“雷鳴般的掌聲”之中,分明也有啪啪啪自己打臉的聲音。
二、習近平思想與中共“道統”
十九大如何修改黨章?九月十八日的政治局會議宣布,黨章修正案“要把黨的十九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充分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充分體現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的新鮮經驗”。由此可以認定,十九大黨章修正案就是專為“習近平思想”量身定製。
雖說從十五大以來,中共每次修改黨章都要在總綱部分加一些新料,但是,若十九大抬出“習近平思想”或“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並寫進黨章“行動指南”系列,仍屬后毛時代史無前例之舉。
鄧小平理論是在鄧小平死後的中共十五大由江澤民加入黨章“行動指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則分別在江澤民、胡錦濤任期屆滿光榮退休之後的下一屆黨代會即十六大、十八大才加入黨章“行動指南”之列,且江、胡二人只留觀點不留名,似乎還頗有一點“高風亮節”。而十九大習近平才剛剛開始其第二屆任期,若以明顯高於江、胡規格的“習近平思想”或“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寫入黨章,就不僅是踢了“無名英雄”江、胡的道館,也踩了二號祖宗鄧小平的牌位。
在中共的政治詞典中,“思想”低於“主義”而高於“理論”。想當年,延安整風之後意氣風發的毛澤東尚且忌憚“主義”二字有僭越斯大林之嫌(斯大林一直以“列寧的信徒”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居,未曾採用“斯大林主義”術語)而不敢接受“毛澤東主義”的名號,只能以“毛澤東思想”入黨章。鄧小平曾經嘲弄華國鋒的“英明領袖”頭銜、“兩張主席像並列”及其“抓綱治國理論”,在世時,鄧只敢接受“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名號,死後方得以“鄧小平理論”上廟號。此次十九大,若習近平不加“治國理政”定語而直接以“習近平思想”名義進入黨章,則將“鄧小平理論”置於何地?——好歹鄧小平也是整個“后三十年”中共“基本路線、基本政策、基本方略”的制定者,“基本路線”據說“要管一百年”,習近平不過剛剛乾完了第一個任期,除了選擇性反腐搞得有聲有色之外,其餘政經業績闕如,卻公然在黨章上踢江踩鄧,如此“德不配位”之舉,顯然不太符合中共的政治倫理,是有點兒犯忌的。
中共講“道統”,毛時代排出“馬恩列斯毛”的順序(按照林彪的說法,馬、列、毛是偉大統帥,恩、斯是光輝助手,言下之意還得加上毛的助手,排成“馬恩列斯毛林”,才是完整、正確的共產主義道統)。十五大以來,中共黨章排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順序。這個“道統”是一個遞減序列,由主義而思想而理論而觀點,由不加定語到加定語(不加定語表示是一整套的思想理論體系,加定語則表示只是某個局部或某個方面的“重要思想”與觀點),由冠名到不冠名。如果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改變了這個“道統”的遞減趨勢,忽然加塞插隊、超鄧趕毛,這是不是有點兒“不守祖制”呢?
三、習近平有什麼思想?
政黨黨魁、國家元首不必是思想家、理論家,思想家、理論家也未必夠格擔任政黨黨魁、國家元首。在其他國家,這點兒道理,人人都懂,唯獨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死也不懂。
那麼好吧,如果中共每位最高領袖都能夠從有思想癖、理論癮的高級人才中選拔而出,這也不算是壞事,如此君師合一,道法合一,又何樂而不為呢?但是,前提是,你得真有一點思想家、理論家的功底,真有幾本獨特性、原創性的思想理論作品。試問,習近平同志有沒有呢?《之江新語》、《習近平論治國理政》、《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撐不撐得起“習近平思想”的大廈呢?
毛澤東雖然不諳馬恩原典,但對列寧、斯大林主義卻頗有心得(最近中共中央號召全黨重新學習毛澤東“兩論”,殊不知,《矛盾論》只是列寧《哲學筆記》之《談談辯證法問題》的啰嗦中文版,《實踐論》則是《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縮編中文版,不客氣地說,“兩論”或有剽竊之嫌;至於毛澤東僅有的那點計劃經濟學的正統知識,幾乎全部來自於斯大林下令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有斯大林欽審該書時所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毛的知識結構頗為獨特,他熟讀中國古書、野史筆記、明清小說,且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文稿,這是鄧、江、胡、習所不能比的。而毛的“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游擊戰、運動戰、持久戰、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革理論,無論對錯,自成一家,稱之為“毛澤東思想”,似乎也還說得過去。
鄧小平的“馬列主義水平”誠然不高(實際上,鄧小平同志閑暇時光寧打橋牌不讀書,讀起書來則寧讀金庸不讀馬列),且一生“述而不作”。不過,鄧有他的優點,就是思路敏捷、言詞清晰,說話直截了當、從不拐彎抹角,不像毛那樣動不動就東拉西扯、天馬行空,讓王洪文、許世友們聽得雲里霧裡。鄧不喜歡官話套話,愛用四川俚語,語言活潑生動,討厭照本宣科(秘書班子所寫的長篇大論,鄧多數念不通順),他有自己獨特的語言、獨特的理路。鄧的精彩講話多為隨口而出的即興之作,“貓論”、“摸論”、“不爭論”、“硬道理”、“一國兩制”、“第一生產力”、“三個有利於”均為此類。所以,鄧小平也值得人們誇他兩句,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說法——姑且不論這些想法、說法是否當得起“鄧小平理論”五個字。
但自鄧以降,江、胡、習三任中共領導人不僅沒有自成體系的思想學說、理論觀點,甚至連“發表重要講話”時的語言風格都沒有形成過(這一點甚至比不上李鴻忠、蔡奇,李、蔡至少在拍馬屁方面,已經形成了特有的語言風格)。習近平所謂“系列重要講話”,無非是幾篇官樣文章,其實與《人民日報》社論分不出高低,謂之“習近平思想”,也實在是有些勉強了。
201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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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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