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建峰
上星期五，我與太太看了韓國電影《逆權司機》。這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描述一名的士司機冒險把德國記者帶到當時被軍政府封鎖的南韓光州市、讓記者拍下軍隊屠城真相。看完電影后，我嘗試找多一些電影描述的那位司機「真人版」故事。多年來，無論是有關的德國記者或拍《逆權司機》的人員都嘗試過找這位司機，可惜徒勞無功。直到電影在南韓叫好叫座，然後經過一連串核實后，這位「真人版」司機的兒子才出來細說爸爸的故事。
原來這位司機並不是像電影內那樣因機緣巧合而帶了德國記者去光州。相反，他是一名精通英語、日語的駐酒店租車車主及司機，精通時事、與很多外國記者相熟。他當日帶德國記者去光州都是預約的，還是知道事件的風險和有聽聞到軍隊在光州不懷好意。縱使他有心理準備，都是難以接受自己親眼目睹的一切。回家后，平時處事有井有條的司機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激動的「怎麼這樣殺害自己的同胞？」自那天起，他性情大變，不停酗酒，導致1984年死於肝癌。
看完這個心酸的故事，我就想起曾從目擊者口中聽過的一些六四屠城后的故事。有在事件后那一年入讀北京主要大學的相識對我說，他們讀大學時特別多學長在宿舍自殺、最可怕的是那些從宿舍跳樓的學長。自殺的絕大多都是親身經歷過學運、甚至經歷過北京屠城那一夜。另外亦聽過有知情的香港人說，因黃雀行動經香港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他們不少當時都情緒極度不穩定，需要接受治療。
整體來說，我們每當遇上強權惡行時，我們通常很懂得譴責、很懂得分析局勢。不過，對於事後倖存的目擊者、生還者、支持者，我們對他們的創傷后遺又有那麼多關注？在天然災難、恐怖襲擊、家暴悲劇等情況下，社會對於受害者與其親友的創傷后遺已比以前多了了解，但政治惡行所帶來的精神創傷就好像還被忽略。
關注這種創傷，除了是一種人道表現外，其實對整個社會、整個政局都十分重要。以香港為例，我們的經歷遠未到光州或北京屠城的程度。不過，經過2014年87枚催淚彈及其後爭取真普選泡湯，香港社會各界不是正某程度上展示創傷后遺的癥狀嗎？當然，不同人以不同方式展示這份創傷：有人走向政治極端（這幾年香港政局在這方面的發展很清楚），亦有人變得政治冷感（例如遊行人數大減），但無論如何都對時局影響深遠。
無論因由如何，精神創傷是需要根治的，由政治惡行所引發的創傷后遺也不例外，甚至其根治對整體社會更重要。至於要怎樣治療香港人近年的創傷，這就需要大家平心靜氣、積極但不極端地去探討了。
來源：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