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RSS/FEED訂閱
簡體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在這個拉美國家 中產階級已淪落到撿垃圾度日
一個國家走向崩潰，中產階級淪落到靠撿垃圾度日，其實非常快。委內瑞拉就是明證。
得益於世界第一的石油儲量，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最為富有的國家，委內瑞拉的中產階級曾經充滿夢想，但現狀卻一落千丈：經濟萎靡、食物缺乏、飢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在這個國家蔓延……
這裏既沒有戰爭，也沒有自然災害。僅僅因為治理不當，2015年的石油價格暴跌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災難。
2014年，美聯社記者Hannah Dreier前往委內瑞拉，她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發布到社交平台上，與世界共同見證委內瑞拉走向崩潰的歷程，她因此獲得第78屆美國海外新聞俱樂部大獎。頒獎詞稱，“Hannah Dreier見證了中產階級生活的崩塌，又發掘出其根源所在——管理不善、政治妄想與腐敗的結合體。”
以下是Hannah Dreier2017年離開委內瑞拉之際寫的一篇報道，她以悲涼的筆觸描摹了一個崩潰中的國家以及其民眾的凄慘境遇。】
在已故前總統查韋斯的家鄉，我結束了一次採訪準備離開。幾名兇悍男子當街將我攔住，先是搶走我的手機，隨後把我塞進一輛黑色SUV。
被一男兩女挾持在後座上，我的心砰砰直跳。看著車外低矮的水泥房向後掠過，我試圖回憶來委內瑞拉之前在反綁架課上學到的東西——盡量表現自己的人性。
“我們怎麼處理她？”司機問。坐我身旁的男子提起他自己的頭髮，做了一個割喉的手勢。
怎樣才是人性的反應？
我原本以為，在日益混亂的委內瑞拉，外國記者的身份可以保護我。但隨著形勢快速變化，我很快知道自己無法置身事外。
2014年我來到加拉加斯，作為美聯社記者，我得以見證該國加速陷入一場人道主義災難。
2014年3月4日，查韋斯去世一周年之際，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反政府抗議，人們摧毀一堵牆，以便向警方投擲更多的石塊。
得益於世界第一的石油儲量，委內瑞拉曾是一個冉冉升起的國家，但我來到該國時，高企的油價也沒能讓它免於商品短缺和通貨膨脹。
那時，加拉加斯人仍然樂觀、充滿夢想。我的朋友們購買公寓和汽車，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有美好的規劃。周末，我們會去漂亮的加勒比海灘，在通宵開放的夜店暢飲進口威士忌。那時還有很多食品可買，也買得起，我其中一篇報道就是肥胖症的蔓延。
2014年3月3日，一名女孩在委內瑞拉La Guaira一個充氣游泳池裡玩水。儘管全國範圍的反對派抗議持續了兩周，一些委內瑞拉人仍不忘過狂歡節。
過去三年，我的大多數朋友都走了，不復存在的還有長途電話服務以及六家國際航空公司。我習慣於在手提袋裡裝滿成捆、貶值的現金來支付餐飲費。我們仍然會開車去海濱，但不得不提早返程，以免路上遇到劫匪。由於存在劫車的風險，大家急著趕路，交通信號燈也成了擺設。
2014年8月26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市中心，一間商店推銷加大號衣服。委內瑞拉政府發起一場公關宣傳，避免因肥胖者增多導致公共健康問題。
這裏既沒有戰爭，也沒有自然災害。僅僅因為治理不當，2015年的石油價格暴跌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災難。
隨著情況的惡化，委內瑞拉政府發明出了一套反美帝國主義的宣傳。我在查韋斯的家鄉巴里納斯被劫持進黑色SUV那一天，恰逢委內瑞拉當局掀起新一輪反美浪潮。美國毒品管制局（DEA）剛剛在紐約拘押了涉嫌販毒的委內瑞拉第一夫人的侄子，一夜之間“Gringo，回家”的塗鴉在委內瑞拉各地出現。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長著米老鼠耳朵的畫面出現在美聯社辦事處的牆上。
加拉加斯街道牆上“奧巴馬滾蛋”的口號。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經常在社交媒體上煽動反美。
我試著與那些抓我的人說話，通過一段有鐵絲網的圍牆時，我瞥見了秘密警察的標誌，心裏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我意識到我沒有被綁架，只是被拘禁。
進到屋裡，那些人把攝像頭對準我，訊問我。有人說，我的下場會和最近在敘利亞被斬首的美國記者一樣。另一個人說，如果我親他一口，就可以獲得自由。
先前駕車的那名男子說，他們會一直扣留我，直到DEA同意與第一夫人的侄子進行人質互換。他指控我破壞委國經濟。他問:“當間諜美國給了你多少錢？”
2014年3月5日，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和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參加紀念查韋斯逝世一周年閱兵，身邊圍著保安人員。查韋斯逝世周年之際，街頭的抗議和隆重的紀念活動顯示他身後委內瑞拉的分裂。
馬杜羅政府指責美國和右翼商業利益是經濟崩潰的罪魁禍首，但大多數經濟學家指出，真正禍因是政府操縱價格和貨幣扭曲。經濟政策經常是導致人們生活困境的直接原因。比如，某個星期行政當局宣布雞蛋的售價不能超過30美分一盒。下一周，雞蛋從超級市場消失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在貨架上。
2016年1月27日，人們以政府指定的價格購買雞蛋，委內瑞拉的雞蛋供應出現短缺。
在初期，出現短缺似乎是人們所無法想象的。我的委內瑞拉朋友過去常去邁阿密購物。當我回家時，他們要我帶回香水、皮夾克、iPhone和安全套。我通常拉兩個空皮箱來幫他們帶東西，當然還有我自用的食物和洗漱用品。隨著危機的加深，他們的要求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捎帶的東西甚至包括防治心力衰竭的藥物、小兒癲癇葯、墮胎藥物以及防毒面具。
情況變得越來越糟。我第一次看到人們在我公寓附近的麵包店外排隊，我停下來拍照。心想情況竟如此荒謬：大家為買麵包排隊。
2016年5月5日下午，委內瑞拉加拉加斯，Irama Carrero在雜貨店外面排隊。卡雷羅說，她當天還沒有吃東西，已經排了幾小時隊。她突然暈倒，頭磕在水泥地上，隨後開始嘔吐。她的頭砸到水泥地，清醒后開始嘔吐。
真正的飢餓悄無聲息地發生在我身邊。人們開始整天掏垃圾桶，揀蔬菜葉和發酸的比薩殘屑，當場吃下充饑。看上去情況已經糟糕透了。我住所附近的麵包店開始組織人們在外面排隊，不是為了買麵包，而是排隊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吃。
人們輪流去翻麵包店的黑**袋。一名年輕女子發現了一盒鬆餅碎屑。一名十幾歲的男孩專註尋找果汁盒，喝剩下的果汁。
2016年5月31日，佩德羅·埃爾南德斯和他的朋友路易斯·達扎在加拉加斯Coche公共市場的垃圾堆揀西紅柿。在Coche，即使曾是委內瑞拉的中產階級也陷入絕望，因為國家經濟崩潰，他們不得不靠揀破爛變賣，或揀廢棄的水果和蔬菜度日。
崩潰來得如此之快，委內瑞拉人還未來得及反應。委內瑞拉首都仍然有不少好餐館，但餐桌上通常空無一物。街上仍有豪車專賣店，勾起人們對金錢的渴望，或引誘那些通過貪腐而飛黃騰達者。許多委內瑞拉人都做過整形手術，用了多年的牙箍和專業美白，電影明星的牙齒都很漂亮。
與此同時，犯罪肆虐無處不在。一天下午，在一家餐廳外面，我從兩名戴著摩托車頭盔的男子旁邊經過，他們在與顧客交談。我讓店員給我拿一瓶水時，她朝我做了一個奇怪的表情。那兩名男子離開后，她解釋說，他們剛剛持槍搶劫了外面所有的人。她問我是否覺察到異常。
人們很少報警求助，在謀殺案全球最為頻發的地方，很容易理解箇中原因。就在我居住的那個街區，劫匪大白天殺死一名年輕的醫生，因為他遭劫時扔掉了自己的手機。醫生的命運讓我警醒，幾個月後，當我被搶劫時，我交出了我的錢包。
在逮捕我幾個小時后，秘密警察把我放了，警告我不要回巴里納斯市。那個彪悍的男子用同樣的黑色SUV帶我去機場，盯著我，確保我乘飛機前往加拉加斯。
2017年4月24日，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一對夫婦在反政府示威者設置的路障旁。抗議者封鎖了首都的主幹道，以表達對馬杜羅總統統治的厭惡。
終於，今年夏天，我決定離開這個國家。去機場時，我不再帶著空的箱子（注：以前如此是為了返回委內瑞拉時幫人捎帶東西）。
本來，我應該說說那些在加拉加斯上空飛翔的鸚鵡，它們是如此美麗。或者引用馬爾克斯對加拉加斯的描述：“我並沒有永遠待在那個地獄之城，這是我生命中沮喪又精彩的片段之一。”抑或，告訴你我的喜悅，尤其是在商店裡意外發現牛奶或一整天都有自來水的時候。
2014年11月14日，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一隻金剛鸚鵡等待餵食。
然而，我現在想的是努比亞·戈麥斯，她在我的公寓樓里做清潔和維護，當我說要離開時，她哭了。這裏很多人內心充滿悲傷。戈麥斯的女兒已經遷居西班牙，她的朋友和客戶也紛紛離去。我試著說一些安慰的話，說應該要不了多久委內瑞拉就會恢復正常。
“不會的”，戈麥斯哭著說，“一時半會絕無可能”。
來源：全球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