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學良

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的100周年紀念日（俄國舊曆10月25日，新曆11月7日）越來越接近，但頗為奇怪的是，在中國大陸卻至今見不到很像樣的大批文章出台議論這個特大事件。要知道，被稱作“20世紀革命之母”的十月革命留下的最宏大遺產，現在就算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政府了。對於這種頗為奇怪的現象，筆者只能歸因於本專欄上一期提及的北京“開會學”——因為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所以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不便於公開議論。

從“比較宗教學”角度思考源頭

比如，僅從名稱來看，這個特大事件就可能引發一連串令大陸官方意識形態系統頭痛的議論。因為過去十幾年裡俄羅斯本國學者的考證和研究基本上已經達成一個明確的結論：所謂的“十月革命”其實應該叫“十月政變”，是原本屬於1917年“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合法政府管治下的一小部分最激進派，在列寧等人的鼓動領導下，依靠戰時敵國德國的秘密資助，武力政變一舉推翻了合法政府，自己上台執政（Zlata MacFarlane,“How Lenin Stabbed His Country in the Back”,Financial Times,16 August2017,p.8）。不過，筆者還是繼續用“十月革命”這個老稱號，一來是指稱方便，二來是考慮到在政治學里，20世紀的很多革命都是採用政變的方法，二者之間劃界也不是斷然分明的。

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回顧十月革命，再能夠講出來新鮮東西已經不太容易了，除非我們聯繫如今發生在周圍的生猛事態，兩相比照，方能刺激出對舊事件的新鮮透視。筆者的教學和研究近年來一直是從激進宗教運動尤其是極端穆斯林份子的恐怖主義角度，來反觀十月革命大家庭（即互相關聯的革命運動）的政治社會學涵義，由此獲取的認知體會多多。這便是本文“比較宗教學”所指，意思是用幾大宗教派別互為反光鏡。

十月革命的領袖們是把自己的所作所為置於馬克思學說的大旗下進行正當化（justification）宣傳的，因此西方在冷戰期間對馬克思學說花費了不可計量的人力財力作研究解讀，其中最有啟發價值的，很多來自宗教學界的作者，尤其是歐洲耶穌會會士的貢獻。他們深諳猶太教-基督教經典，從這個深厚背景出發剖解馬克思學說，很難看不到所謂“科學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其實深深紮根于猶太教-基督教教義之中。僅舉一例：馬克思論證未來人類一定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是把人類的全部生存狀態描述成“原始共產主義-私有制社會-高級共產主義”的三大階段。第一階段里人人平等但普遍匱乏，第二階段里財富增長但人對人剝削壓迫，第三階段里人人平等而物資豐沛。這個三大階段的圖景源於宗教教誨的三大階段：伊甸園裡人類無憂無慮但也無知無識，然後是失樂園裡人類的罪與罰，最後是人類贖罪得救進入極樂狀態。當年筆者求學于上海，在僅對研究生和教師開放的內部閱覽室里，讀到譯自法文德文義大利文等宗教學者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內部文獻（即“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系列）時，立馬有醍醐灌頂般的大覺大悟。

轉向另一派宗教的行事之道

猶太教-基督教教義的淵源，給了馬克思學說一種拯救全人類的道德力量。但是，僅僅靠了這一點，就不會有後來的蘇聯，更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十月革命的“最大貢獻”（這是國際共產主義正統的說辭），在於把原本只是馬克思拯救人類的總體方案的一部分，轉變成唯一認可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在1847-1848年歐洲大動亂年間確實說過：“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是國內戰爭觸發革命的一般狀態（《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頁）。到了19世紀尾，目睹西歐議會制和普選權穩固擴展過程的恩格斯，開始考慮工人階級政黨上台執政也可能通過非暴力道路。然而在比西歐要落後野蠻幾個世代的俄國，列寧一黨卻堅信，上台執政的不二途徑“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卷第179頁）。十月革命便是首炮開道，刺刀見紅。從今以後，所有比俄國更加遠離西歐的落後國家，但凡以共產主義為大旗的革命，都是槍炮開道，刺刀見紅，血流大地。

共產主義譜系從馬克思世代轉到列寧世代，從地理上看，是從西歐轉到歐亞參半的俄國；從社會進步程度看，是從全球最發達的工業化世界轉到剛告別野蠻農奴制、工業化初步發動的貧困世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推廣“主義”的行事之道愈益激進，由既相信暴力革命道路也不排斥非暴力道路，轉向只信奉暴力流血手段。自列寧強力推動十月革命起事始，共產主義運動就變得等同於“最尖銳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列寧選集》第3卷第323頁）。

以上的轉向，歷史上早有類似的范型：同樣是一神教譜系，在猶太教-基督教的興起和推廣進程中，暴力元素罕見，尤其是第一代的Prophets（先知/預言者），後人拜讀的經典里並未顯示他們以有組織的武力宣教。可是到了伊斯蘭教興起和推廣過程中，最早的聖人主要是率領軍隊、靠著連續征戰宣教（Cyril Glasse, ed.,Concis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1991,pp.66-69）。多年來世界各地討論，是否伊斯蘭教起初就鼓勵信徒“以劍傳教”？傳下來的經典文獻提供了鮮活的證據——只要是為著推進這個宗教，最可怕的暴力行為都可以被正當化（James Traub,“The Demonic Wellspring”,Wall Street Journal,20-22 March2015,p.8）。

野蠻社會產生更野蠻的改造手段

所以，筆者的學習心得是，靠著搞成功十月革命，列寧對共產主義運動做到了類似穆罕穆德先知對一神教所作的貢獻，即“以刀劍宣教–以槍炮推進主義”，這是實現“本教一統天下”的最管用之道。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基督教有繼承關係，但更關鍵的是超越：“There is no god but God,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 of God.”只有一個神，並無其它的神明，唯一的神只有穆罕穆德作終極的信使（Concise Encyclopedia of Islam, p.284）。“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的這個權威界定表達的就是：捨去列寧主義，便無馬克思主義。僅此一正統，別無它派別（《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卷第63頁）。

當毛澤東振臂高呼：“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候，其實他和他的大多數同志並不懂得多少馬克思本人的學說，他們沒有足夠的外語能力去直接讀馬克思，更無足夠興趣去分辨西歐的和俄國的共產主義有啥重要區別。毛等人只看準了一點，唯有槍炮才能推進和實現他們的主義：“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6頁）。靠著從農奴制傳統的俄國鍛造出的十月革命手段，俄共得了天下。從這以後，這個法寶越是應用於經濟貧困、文盲普及、法制欠缺、政府貪腐、社會破敗、周邊混亂的國家，就越是有效——中國、朝鮮、越南、古巴、柬埔寨、寮國等等。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年來極端主義伊斯蘭運動，也是在經受了經濟破產、統治殘暴、政治潰敗、戰爭動亂的區域大顯神威。一個社會裡越是有很多人絕望透頂，就越是能被極端主義的改造手段所吸引。

1977年開始流動的清泉：流到中共18大而與此恰成反照的，是在誕生了馬克思學說的西歐，“以槍炮推進共產主義”的行事之道卻一敗再敗，這裏面蘊含的道理太深刻了！野蠻專制社會誕生的列寧主義，搬到早已告別野蠻專制的文明世界，就失靈了。凡是被十月革命道路的魔咒套住的左派政黨及其筆杆子，在西歐社會就成不了主流，因為那裡已經建立了普選制加法治加市場經濟加福利制度（Perry Anderson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2頁）。

並不偶然，在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災難掙扎過來的中國大陸，萌生了對十月革命道路和列寧主義作重新檢視的企圖，大批文章書籍翻譯發行，從上到下，讀者雲集。本來，沿著這股反思的清泉，中國是有可能在政治改革和體制重造的領域里培植更多青苗，容其成長，可惜沒做到這步田地。中共在毛澤東之後的幾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都有猜想和議論紛紛：會不會萌發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改革機會？而即將召開的十九大，卻沒有刺激人們再作如此猜想和議論。這個關節點，又刺激筆者從比較宗教學里去尋找啟迪，容后再議。

（本文應《信報月刊》之約，寫於2017年9月8日，發表於該刊9月底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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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