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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被驅趕到低端人口 中國政局的最大變數？
在最近北京驅趕外來人口的爭議中，“低端人口”是最讓人脊骨發涼一個說法。儘管官媒和北京市政府爭辯這並非官方說辭，但幾天來社交媒體流傳出的北京區一級政府部門的報告和文件中，這一說法卻多次出現。其實“低端人口”也好，中性一些的“多餘人口”，“流動人口”也好，不管當局採用什麼稱呼，都難以抹殺幾十萬人在嚴寒中無家可歸或者黯然離去的悲涼。中國的“低端人口”都是誰？當一個政府將自己的人民分為三六九等，個人的尊嚴和價值還有存在的空間嗎？在未來幾十年，“低端”群體對於權利，尊嚴和機會的追求，可能如何影響中國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
嘉賓：旅美經濟學者秦偉平先生;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教授；北京獨立時事評論員吳強博士。
秦偉平指出，“低端人口”的說法很難讓人接受，是赤裸裸地把人群分為三六九等。當然，社會學里的確存在不同階層的劃分，比方底層、中層、上層。中共標榜無產階級是主人，實際是中國5%的精英階層才是真正的主人。北京這次驅逐幾十萬所謂低端，其實真正的原因公眾看不到。中國有2.8億人口是赤貧，就是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是真正低端。城市務工人口大約有5、6億，他們奉獻了青春、血汗獲得微薄的收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是當局認為的不穩定因素。經濟發展時期官方稱他們是新市民，經濟下滑沒有就業機會時，當局害怕他們鬧事於是一趕了之。
秦偉平說，中國經濟變革之後，草根流民階層在原籍沒有發展機會沒有未來，於是遷徙到大城市，但同樣面臨生活的艱辛。他們在多年付出后獲得了些許金錢，但是沒有養老保障沒有醫療保險。政府所謂清理低端人口其實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這些人口是一股巨大的社會能量。中國現在的環境有別於20年前的經濟增長期，現在的經濟是強弩之末。這點百姓不知道，但是當局了解。只要不繼續印製鈔票和繼續給經濟輸血，經濟就危在旦夕。全國幾億草民在城市雖然是無產者，但是他們有眼界，有組織能力，有社會關係，一旦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他們沒有飯吃，在居住的城市很容易引發危機。這樣的情況讓政府恐懼。政府要在經濟全面倒下之前的節點上，讓危險人口迴流。因此我預測驅趕點端人口的舉措全國各大城市都會效仿。
秦偉平稱，中共社會奉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要結果而不要手段，為自己的目的踐踏他人。實際上，當局與自己的倡導依法治國背道而馳；北京的清理手段無論從社會制度、從人權和人文關懷層面來說，都是叢林法則。其實，上海的類似行動早已開始，通過調高房租來逼走所謂低端人口。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離過年只有兩個月，為什麼當局連兩個月的寬限都不給？蔡奇是個懂宣傳的人，知道輿論的後果，所以並非他選擇授人以柄，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必須提前採取措施，不能再等，所以強制。也許中共認為在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內經濟可能斷層，如果大批人突然失業生活無以為繼的話，他們給當局的威脅顯而易見。現在他們還有口飯吃，所以即便被驅趕也還不會造反。如果沒有了飯碗，估計當局開槍也打不走。這是當局無法說出口的理由。我認為不光是低端人口，高端人口也將被危及。一旦危機爆發，中產階級也將被重創，可能財產蒸發，被打回原型。
胡星斗說，本次北京大興區發生火災之後，地方政府相當重視也採取了很多措施，以減輕城市壓力和減少事故。應該說，政府用意並非不好，但是效果不佳。北京的做法缺乏人文關懷和法治精神，也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違背。“低端人口”這個名稱本身就是侮辱；報道上說的北大學生畢業賣豬肉，也會被算作“低端人口”而被驅趕。應該說，北京作為政治中心要驅逐低端產業是有道理的，但是，控制人口要合理、合法、符合人道精神，應該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而不是以強壓弱來強行實施。
胡星斗認為，所謂的低端人口雖然長期居住城市並且為城市做貢獻，卻沒有城市人的權利。在當局眼裡，他們挑戰政府的穩定。我認為，所謂低端產業人口其實是被社會拋棄的人群，他們不僅僅是弱勢，而且無法從制度上融入城市，但同時也無法回到農村。因為農村沒有了土地，也沒有了活干，子女更是不習慣。所以，他們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按理說，這些生活在北京的所謂低端為社會做了貢獻，北京應該感謝他們，現在反而被逼走。他們做了城市最辛苦、最骯髒的工作，卻得不到公民的權利。毛時代用強制手段趕走知識青年到農村是如出一轍，當時也是為了社會穩定。現在的政府把“流民”趕回農村，同樣是為了北京的安全。不過，這種思維不符合現代文明標準，就像朝鮮首都平壤設置層層關卡不讓外地人進入一樣。難怪有人說，排華運動現在是中國人自己排自己了。
胡星斗說，中國社會現在有普遍的仇富仇官的緊張情緒。政府應該在解決仇恨方面有所作為，但不是使用北京的處理手法。這麼多人在寒風中度過夜晚，這引發底層弱勢的極大憤慨，也引發社會的巨大同情。這體現中國官員耀武揚威、欺壓百姓的思維，也反映權力缺乏制約的現狀。我特別要強調的是，中國不能亂，中國應該走出千年王朝暴力更替的血腥循環。這也正是毛澤東說過的，只有民主才能結束這樣的暴力更替。政府要守法，外來人口都是公民，都受到憲法保護。當法律不能保護弱勢群體權益時，高端人口的正當權益也會被侵害。希望政府牢記社會利益，不是政府眼前利益，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
胡星斗說，有分析說，中國現在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我認為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為了社會發展好像可以犧牲多數弱勢群體。其實，發展目的是為了廣大民眾，不為少數人的利益。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體現。歐美國家窮人的標準是中國的20多倍。中國不僅要重視經濟效率更要重視社會公平，我也呼籲過要開展平權，來逐漸解決公平問題。
吳強表示，中國的所謂低端人口只能有貢獻而沒有權利。我認為，他們是中國的新流民階層。同意兩位的評論，他們並不是所謂低端人口，這種分類敗壞政治倫理的體現，是對人民錯誤分類，是陳腐觀念的可恥應用。我曾經進行過全國流動人口調查，發現改革以來，中國有一個二、三億農民工為主體的、龐大的新流民階層，他們與中國中產階級的利益休戚相關。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非正式就業、沒有穩定的合同、沒有醫療保險、沒有穩定住所。這些人他們由於工作和生活不穩定，一方面是城市最有活力的部分，一方面也對危機中的當局構成不安全感。
吳強說，中共建政以來，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社會階層的野蠻整治。1949年以來三番五次清理階級以及相關分子，比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直到紅衛兵被利用參与文革后被下鄉以完成對城市的凈化，然後就是83年的嚴打，也是驅逐低端人口。現在的大興現象也是城市凈化的一部分。我們看到，這樣的凈化行動已經進行了五年。首先是互聯網凈網，然後是文藝界反三俗，現在是在十九大提出美好生活藍圖的形勢下，對城市中所謂不符合美好生活畫面的部分加以凈化。
吳強表示，我不同意中共是因為可能發生經濟危機而驅趕不穩定人口的說法。我認為，實際的原因是最高領導個由於人權力膨脹，喪失了對形勢的判斷。過去幾年對社會異議的打壓成功了，包括民權團體、維權律師、活動人士等，感到權力所向披靡，所以在城市管理上可以激進行事，只是沒想到國際社會和公民社會的反彈如此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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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