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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歐陽小戎：「是時候了 中國人」
作者：歐陽小戎
朱虞夫（網路圖片）
有一種人總在你獨處時，不由自主出現在腦海。彷彿某種神秘力量，他們的生命、理想和情感，在千里之外不斷叩響你的心扉。聽說有一種叫做“靈性場”之物，可以忽略時間與空間的距離，莫非就是？這靈性場使你得以平和、靜逸和振作。朱虞夫便是此類人物，儘管他華髮叢生，身陷牢籠，而你卻很難因此陷入憂愁，那是不可言說的慰藉，教人深感不虛此生。
有一年我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面是許多人的簽字，還有幾句祝福語。我的母親望著上面的字跡說：“這字寫得真好，寫字的人一定不簡單。”我告訴她那是我的一位“反革命”朋友，以前是位美術編輯。她似乎略有所失，在她心中，文人是軟弱無良和自以為是的代名詞。於是我又向她解釋，這位朋友坐過兩次牢，是死不悔改的硬漢。她豁然起來：“難怪看這字看起來象個武夫。”
虞夫之名，乃是上虞縣一個叫武夫的小地方之意，此地“武夫”之地似乎如今已經不在，曾是他生養之地。我想要一筆帶過他的掌故，卻又覺得艱難，不如一面徐徐道來。老朱時不時自嘲：“我前半生是矛盾（毛鄧）的，後半生腦子裡被灌了很多漿糊（江胡）。”我母親得知這句名言時忍俊不止，連聲稱讚他的幽默風趣，並深以為貼切。
年輕時被兩種自相矛盾的是非邏輯左右灌輸，年長后又被不講是非只講物慾的倫理搞得暈頭轉向，要命的是：這四家都宣稱來自同一個祖師爺。真教人頭疼欲裂。這是他這一代人共同的苦惱，除了把它們悉數拋到腦後之外，一般人該如何才能抵擋？不教自己智商歸零？
我們的老朱早早地就找到了抵禦他們的法子。年輕時，他是民主牆運動的積极參与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民刊之風。因為編輯出身的緣故，老朱的刊物規範、整齊。那些用蠟紙和油印機打造的刊物，有時是免費的，有時也會收到一些贊助性質的訂閱，從幾塊到幾十塊不等，頗似今天公眾號的“打賞”。物質和精神方面都缺少營養的青年們，抓住每一丁點與舊日不同的觀點如飲甘露。儘管社會普遍貧困，旺盛的熱情卻足以填補這一切。那景象讓人情不自禁聯想起離他們的時代90年前的景象：同樣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輕人，急不可耐想要背離孔孟之道。
在這段被籠統成為“民主牆”的歷史中，有人仍試圖從馬克思、列寧一類人的作品中找到革新的蛛絲馬跡，而有人則對這些東西恨之入骨。清末的維新派也同樣對孔夫子一脈的學說如法炮製，不同的是，後來的人們完全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哪怕是搖擺不定地觀望。這些年輕人的命運早已定下：等上層內鬥分出勝負，便要將他們一網打盡。有編輯經驗的朱虞夫在這場思想啟蒙里是個“香餑餑”，很多刊物都請他去做指導。當同齡人毛慶祥、戚惠民等人紛紛因辦刊物“落網”，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投入勞改隊時。朱虞夫卻成了漏網之魚，據他自稱：他久經政治運動的家庭嗅到了危險氣息，堅決要求他停止此類活動。於是他淡出了那個被泛稱為“民主牆”的運動，居然逃過一劫。
1989年，朱虞夫又因為支持學運被抓了去，關了十天。
在他言語中，年輕時當了民主牆的“逃兵”，似乎是此生一樁憾事，不過該來的命運遲早要來。1998年，杭州乃至全國爆發了組建反對黨的行動，朱虞夫積極投身其中。不出預料，次年，他與民主牆時代的好友毛慶祥等人，再次被捕入獄，獲刑7年，罪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2007年又以“妨害公務”為由判刑二年。這所謂“妨害公務”，是因為兒子與闖入家中的警察衝突起來，朱虞夫護子心切，試圖保護兒子免受欺凌，結果是父子二人皆被冠以“襲警”罪名，投入監獄。
這位老朱有所謂“精力無限、魅力無限、人品無限”之美譽，這“三無限”，系同道好友們的調侃之詞，尤其最為湖北人胡俊雄所傳頌。因為“害”朱虞夫被扣上襲警罪名的，正是這位靠給“低端人口”修電腦為生胡俊雄。朱虞夫氣度儒雅，雖年近六旬身材依舊挺拔，嘴角永遠微微上揚，和藹的目光里有洞悉世事而又不為所患的睿智和勇氣，無論是留一頭瀟洒的長發還是剃成青皮，都無法掩蓋臉上順從柔和的色調，嗓音中充滿雄渾磁性，某種野性活力被掩壓于其中，再配上柔和的南腔，教人心曠神怡。
他最擅長的似乎是書法，據他稱那是因為在獄中勤練的緣故。靠練字打發時光，他說得輕描淡寫，好象裡頭是個休閑場所一樣。要在那裡爭取到不幹活、能讀書、練書法的權利，需要付出何種代價？需要何種慘烈的抗爭？他從不提起。“反正他們拿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也就由我去了。”他一如既往地帶著微笑，似乎什麼也沒有回憶起，那些日子就象白開水一樣既淡而無味，又滋養肌體。而在我眼中他最大才華是朗誦詩歌。無論是辛棄疾還是杜甫，毫無誇張虛飾，古人恰似近在眼前，相互傾吐訴說，愴然處幾欲淚下。聽他吟誦詩篇時，我會情不自禁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大作家一生最重要的喜好，是朗誦普希金的詩，他曾一個聚會上，使在場上千人潸然淚下。
當然，我們的老朱得不到面對上千人的機會，他被牢牢地控制在杭州警方的耳目之下。每天見過什麼人？說了些什麼話？在網上發出過什麼聲音？未來幾天會不會有什麼人來找他？政府部門、各種公共集會場合，尤其是有外國人出沒的地方，那是一定不能讓朱虞夫出現的。至於離開杭州去外地，更是好幾年才能逮到一次機會。為了養家糊口，他還在小區物業當一個“安全巡視員”，主要職責是防那些偷電動車電瓶的小賊們，那幾年在杭州此類小賊非常泛濫，一不小心，電瓶就沒了。
我看著他有氣無力拿了個綠色激光棒，對著遠處晃蕩，問他那是為何？好玩么？他回答說自己在監獄里呆了九年，天天和賊人們在一起，那些進入小區的陌生人，他一眼就能分辨出好歹善惡。用激光閃他們的意思，是告訴那些偷電瓶或者是踩盤子的人們，他們已經被盯上，叫他們好自為之。我忽然想起自己在外多年，不知道被這種綠色激光閃過多少次，原來是被保安們當成踩盤子的賊人，並不是什麼頑童惡作劇。於是二人大樂。
杭州的民主黨同仁們，一直活在某種壓抑的氛圍之中，公開反對黨這一特殊身份，使他們的一切行為舉步維艱。稍有“風吹草動”，“越雷池”之舉，便會招來政治迫害。他們出入往往有“隨行人員”形影不離地跟蹤，如果是兩個民主黨人碰面，則場面堪稱“蔚為大觀”、“浩浩蕩蕩”；遇上敏感時期或者杭州有什麼會議、外國人來訪，則乾脆遭到軟禁；家門口設有重重監控，警務亭直接戳在窗外；電話、網路一應通訊工具悉數“透明”。
他很快又振作起來，不願讓我捕捉到那稍縱即逝的消沉。“看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他們再把我抓進去了。”語中仍是一如既往的磁性與柔和，他對自己的言行舉止非常謹慎，時時提醒著自己不要以低迷情緒影響他人。他和警察們的“關係”非常之僵，因為從來不買那些人的賬，那些人在準備朱虞夫材料的時候肯定不會為他準備什麼好詞。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其實並不需要等到五十，他的命運我也早已明白，我甚至可以想象出警察們威脅要把他投入監獄時的嘴臉，而且肯定不是一次兩次。他不怕做監獄，卻似乎害怕身在監獄外，卻有力無處使的境況。“我在裏面非常習慣，我已經坐了兩次牢，那裡頭的門道一清二楚，我在裏面過得會很舒服。”他似乎又捕捉到了我心中的依依不捨，又用一種決心已定的腔調，語氣更加柔和：“呂耿松、陳樹慶，他們熟悉法律訴訟，能幫人維權，但是我能做點什麼呢？作為一個人權受害者的標本，就是我能為這個國家人權進步做出的最大貢獻。”
到了2011年，朱虞夫果然因為一首名為《是時候了》的小詩，又被逮了進去。這首詩在反右期間，“引蛇出洞”時期在北大廣為流傳。北非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引發連鎖反應，阿拉伯世界的好幾個獨裁政權接連垮台。證明了一直被某些廉價而庸俗的暢銷政論學所敵視的伊斯蘭教文化內部，同樣具有對普世價值強大的內在認同。當代社會發達的技術給了統治者們強大的暴力資本，但國家機器一旦反水或者觀望，則其垮台僅在摧枯拉朽之間。
中國大陸一片風聲鶴唳，《茉莉花》這首江南民歌，因其旋律被普契尼用在歌劇《圖蘭朵》中，而深為西方人所熟悉。好大喜功的官僚們四處以這首歌來“推廣中國形象”，大有成為中國第二國歌之勢。對他們來說，茉莉花革命所蘊含的不祥氣息不言而喻。舉國上下大肆抓捕，有志於變革的人們紛紛落網。在這一波大抓捕中，朱虞夫再次在劫難逃，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七年，第三次系獄。
他被捕之前的情景仍歷歷在目，而時光荏苒，一扳手指頭，居然又到了他快要出獄的日子。他的刑期將在2018年3月4日服滿，又當了七年的標本，不知他是否心滿意足。而我，在這七年之內，居然一事無成。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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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