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德政、仁政、善政方面，達到了中華政治文明的頂峰。
記者/主持人：惠虎宇
來源:希望之聲 （惠虎宇撰稿）中共北京市委近期發起的三大政策，暴力驅逐低端人口、強制煤改氣、以及拆除天際線建築物招牌的行動，引發巨大的民怨，成為中共惡政在民生領域的新近表現。這也讓海內外的華人進一步認識到，無論是江澤民派系的官員，還是習近平派系的官員，如果他們的思維還是處於中共意識形態的主宰下，缺乏基本的法治和政治倫理意識，堅持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運作，那麼他們對待民眾的方式將只是大同小異，而不會有本質的區別。 中共的這種黨治惡政模式，不僅與近代西方社會的法治社會格格不入，也與傳統中國的政治文明的追求背道而馳。
傳統中國對於治理天下有著相當完善的政治倫理和理論體系，並形成悠久而有效的治世實踐。曾經締造過輝煌的盛世時代。具體來說，古代中國在政治文明領域的表現，可以簡單的概括為德政、仁政和善政。
所謂「德政」，首先是指政治對帝王自身的道德要求，就是帝王要修德，要在道德行為方面做天下的表率。其次是指在治理國家中以道德教化為根本，使臣民恪守仁義禮智信等基本的道德倫理規範，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君子。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可見，德在政治體系中的重要性。
道德是國之根本，是國運昌盛的保障，帝王唯有內省外察、修德修身，才能以身作則，規正綱常，使國家上下有序，臣民不逾法度。反過來講，如果帝王無德、敗德，則其行為必禍亂朝綱，使國家失去綱紀，禮崩樂壞，法度不存，最後必然導致官吏腐敗，天下分崩離析。所以，古人說「天下，有德者居之」，這句話中既包含著有德者配居之，也更包含了有德者能居之的含義。《易經》中講「厚德載物」，說明了德是承載一切的根本，是君子處世之根本，也是國家存在之根本，古代的帝王都明白修德的重要性，懂得「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道理，在治國中大多會重視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從修身做起，以德治國、以德化育天下。「德政」是中國古代政治的起始點，是「仁政」和「善政」的思想源頭和行為指導，凡是能勤修德政，以道德教化規範社會倫理秩序的君主，均可以在治國實踐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所謂「仁政」，其核心就是「愛人」，就是天子要「愛民如子」，要寬厚待民，慎用刑罰，使百姓不受暴政與酷刑的傷害，它揭示了天子與臣民應該建立的一種互敬互愛的自然倫理關係。一般來講，在建政初期、新君登基以及其它的一些重要階段，國君都會大赦天下、減輕刑罰，以顯示君王承上天好生之德，仁慈愛民，廣施仁義，以此建立新君在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奠定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仁政的特點在於用寬容代替刑罰，以仁義代替暴力，在實踐中最大限度的減少政治敵人，降低執政風險，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它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一種最重要的表現形式。
儒家繼承了上古以及三代時期政治文明的精華，在實踐中積極推行「仁政」思想，把仁政的思想發展到了極高的境界。如孟子認為「仁者無敵」、「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可見，在儒家那裡，仁政不僅僅是降低社會對抗風險的緩和之策，更是統治的根基，是治國平天下的第一良器，仁政的全面實施也就是「王道」的實現；反之，不施仁政，政權就成為無根之木，必然會在歷史風雲中敗亡，所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所以，儒家把「仁」作為人生的終極追求，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漢代以降，儒家仁政思想再次成為中華立國之本，中華政治倫理從此延綿不絕，對後世影響深遠。
所謂「善政」，就是仁政在經濟和民生方面的體現，它是仁政的必然結果。如果說仁政的核心主要在於「愛民」，那麼善政的核心則在於「富民和養民」，具體說來，就是帝王要體恤民情，休養生息，減輕賦稅，慎用民力，在經營方面官府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使百姓安居樂業，衣食無憂，能達到「養生喪死無憾」，孟子把這種情況叫做王道的開始。
古代的帝王每當新朝建立初期，必然會減稅、免稅，保養民力，以迅速恢復被戰亂破壞了的生產秩序，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遇到天災時，官府必然會開倉放糧、賑災救災，幫助災民渡過非常時期。不僅如此，在平時處理政務，帝王也要時常審核賦稅、檢視徭役，矯枉糾錯，以滿足民眾的利益需求。在個人生活上君王要勤儉節約，不鋪張浪費，不大興土木，不耗費民力，以減輕百姓負擔。善政是古之帝王與人為善、悲天憫人的人格在施政中的體現，善政可以促進經濟繁榮，使民富國強，也是締造太平盛世的基本途徑。
以傳統政治文明為鑒，今反觀中共，正照出中共黨治模式之史無前例的邪惡。
以「德政」觀之，中共從不修德政，中共集團從上到下，個人道德品質極度敗壞，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朽墮落的統治集團。中共內部拉幫結派、互相傾軋，行賄受賄、貪腐成風，爾虞我詐、諂媚善變，欺上瞞下、不講誠信，包養情婦、敗德亂性……絲毫不見君子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的道德修為。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中共官員道德低劣，品性低下，無禮義廉恥之心，卻居廟堂之高位，掌管國家之重器，其結果正如孟子所言，是通過權力體系的運作，上行下效，將其荒淫、卑鄙、下流、腐朽的邪惡思想和流氓行為模式傳播給了全社會，短短几十年便徹底顛覆了中國人幾千年以來一直奉行的忠孝節義、寬厚待人、重德行善、講信修睦的傳統價值觀，使社會道德體系全面崩潰。這是中共作為統治集團失德敗德給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以「仁政」觀之，中共嗜血好殺，不施仁政，是古今中外最殘暴的統治集團。古代帝王大赦天下，寬厚待民，顯示王道和皇恩，而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大殺天下，殘民以逞，顯示中共之暴政和恐怖。毛澤東說：「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而什麼是反動，就是和中共不一致的思想和行為。中共建政后大搞政治運動，對「反動派」施以暴政，用暴力鎮壓異己，建立一黨獨尊的恐怖統治體系，這和古代帝王「用寬容代替刑罰，以仁義代替暴力」的仁政思想完全背道而馳。中共建政以來，通過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使6000萬~8000萬中國人被迫害致死。
改革開放后，中共在施展暴政方面依然沒有任何的實質性改變。89學潮開著坦克碾壓學生，以血腥手段鎮壓學生民主運動，99年發動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大迫害，對和平善良、「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喬石語）的法輪功學員施以種種酷刑，甚至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用於移植賺錢，其恐怖和邪惡手段有增無減。以此觀之，中共的統治是古往今來之最大暴政。
以「善政」觀之，中共不但從不「富民養民」，而且從建政以來，就從未停止過對百姓的盤剝與折騰，使百姓一刻都沒有得以休養生息。
建政初期，中共公開搶奪百姓的私有財產，如沒收地主土地，沒收企業主的工廠，化私有製為黨有制，變私營製為黨營制，全面破壞了中國社會正常的生產體系。之後又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戰天鬥地，違背自然規律，破壞正常的生產方式，導致三年大飢荒餓死4000萬國民，一手製造了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文革時中共全面製造社會動亂，使國民經濟再度瀕臨崩潰，人民缺衣少食，窮苦困頓。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不僅沒有像以往的新朝一樣締造出一個盛世或者黃金時代，而是連人民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
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中共利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幌子，公開搶奪國家自然資源，亂采亂開發中國的礦產資源，導致中國生態環境被全面破壞。近三十年來，中國人民在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下用犧牲子孫後代的生存資源為代價所換來的物質財富，百分之九十的又都被中共集團及其附庸所掠奪，而絕大多數人民只能佔有約10%的社會財富，喘息在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生喪死」的基本需求正成為百姓無法承受之重。這正是中共不施善政，與民爭利，破壞生產系統，反天、反地、反人類的邪惡本性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中共政權的建立，是對中華優秀政治文明的全面顛覆，以中華傳統政治標準來衡量，中共政權逆天叛道、敗德敗性；殘忍暴虐、殺戮無度；強搶民產、與民爭利。其無德、無仁、無善的流氓行徑充分證明了中共政權是古往今來的第一邪惡政權，它的存在是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恥辱，也是全人類文明的恥辱。
回頭再看看中華古代的政治文明，其「三政」的表現，實質是內在統一的，它以德政為基礎，以仁政為途徑，以善政為目的。古代「三政」通過道德教化、廣施仁義以及利民養民之大計的實施，使民眾在物質方面得以基本滿足、達到養生喪死無憾；在社會關係中注重倫理、達成和諧有序；在精神追求上以道德為尊、提升內在修養，最終使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三個方面均達到高度發達的程度。「三政」的政治實踐為後世留下了許多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也是我們今天為政的參照和衡量施政得失的不變標準。而這些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和真實的古代歷史，對於今天處於中共暴政摧殘下的中國人民來講，尤其具有清晰的現實意義，它是我們擺脫中共暴政，尋求中國社會轉型、重建正常社會秩序的真正價值導向。
只有當傳統政治文明的精髓再次注入社會結構和中國人的心靈深處，我們才能在未來重建和諧有序、充滿關愛、利民養民的良性政治體系，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才能真正與現代西方的制度文明達成完美的結合，這正是所有中華兒女在今天的莊嚴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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