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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華西村神話破滅？中國集體經濟的滑鐵盧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中國晚清大文學家曹雪芹的這幾句《紅樓夢》判詞淋漓盡致地寫盡了人世間興亡。
近日，一篇題為《中國最富村負債389億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到底經歷了什麼？》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持續發酵。該文稱，截止到2016年第一季度，華西集團總負債高達389.07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8.78%，有息負債245.7億元。
即使按照最新的集團財務數據，據大公國際於2017年7月17日的信用評級顯示，華西集團截止2017年3月止，總資產541.26億元，利潤總額僅為0.5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7.83%，較2016年也相差無幾。
高達320米的“龍希國際大酒店”，這座之前飽受爭議的華西村地標式建築，在一排排整齊的別墅群中高高聳立。而在龍希國際大酒店中，有一頭重達1噸，價值3億的黃金牛尤其惹人注目，這頭黃金牛也被看作是華西村財富的象徵，被稱為“鎮村之寶”。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隻金牛並未守護住華西村的財富神話。
“天下第一村”位於中國東部省份江蘇的華西村，始建於1961年，改革開放后在原村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大放異彩。從上世紀70年代建設農業樣板村，80年代實現農村工業化，90年代實現農村城市化，直到21世紀布局金融資本經營，“超級能人”吳仁寶似乎總是能夠點石成金。
在市場經濟浪潮席捲中國之際，華西村從小作坊起步，其後經過工廠、企業、公司、集團等幾個階段；從簡單的農機修造到鋁型材、銅型材、鋼材、紡織、化工、電子等六大生產系列，華西村逐漸形成頗具市場競爭力的支柱產業。
截至2016年3月末，華西集團旗下企業總數達到了208家。208家企業，涉及的產業極其廣泛，遍布鋼鐵、紡織、化纖、有色金屬、建材、旅遊、商貿、航運等，被華西集團劃分為鋼鐵、紡織化纖、材料、商業、其它等5大板塊。
早在1996年，華西村便實現了家家戶戶住別墅、開豪車、存款千萬，成為國內最富裕的村莊之一，號稱“天下第一村”。
頗具魅力的吳仁寶和他的華西村，不僅征服了中國人，也征服世界頭號強國美國。2005年，吳仁寶還作為封面人物登上美國《時代周刊》。2011年8月，華西村以100萬美元買下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播映權，宣傳自己是天下名村，經時兩個月。
集體經濟模式“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享譽全球、無限風光的華西村怎麼就淪落到將要資不抵債的境遇了呢？華西村財富神話的脆弱總根源在哪兒？除了支柱產業鋼鐵業遭遇產能過剩等周期性因素之外，華西村的集體企業經濟模式也註定要經受歷史與時代的考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華西村頂著壓力繼續實行人民公社時期的大隊核算制度，堅持集體所有制、走集體經濟之路，因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后改名為華西村。
華西村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華西集團與下屬企業實行的承包經營，按“二八開、一三三三”制辦法分分配利潤，即企業的超額利潤20%上繳集團，80%企業留用（二八開）；留用部分10%獎勵給承包者，30%獎勵給管理和技術人員，30%獎勵職工，30%做為企業公積金積累（一三三三）。
在個人分配方面，華西村堅持“少分配、多積累，少拿現金、多入股”。凡村辦企業的工人，每人每月只領取個人工資的30%，其餘的70%存在企業作為流動資金，到年底一次性兌現。員工的獎金通常是工資的三倍，但並不發給職工，而作為股金投入企業，第二年開始按股分紅。分析人士指，正是通過這種資金方面的公私合作模式，華西村事實上是變相實行集體所有制，把村民的財富據為己有，並美其名曰為“共同富裕”。更為致命的是，一旦村民離開村集體，那麼此前的股份就與其無關，華西村就通過這個辦法把村民的利益和企業僅僅捆綁在一起。
“家天下”分析人士稱，有趣的是，在產權和分配製度上嚴格實行集體主義經濟模式的華西村，其權力格局卻高度私人化，甚至可以用“家天下”來形容。這也即經濟學上所說的因產權不清晰所造成的全民所有者缺位現象。產權名義上是村集體所有成員的，但實際上卻為少數權貴操弄把持。
2003年，76歲的吳仁寶將執掌42年的華西村最高權力移交給四子吳協恩。吳協恩出任華西村黨委書記、華西村村委會主任、華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除吳協恩外，華西村多數產業均由吳家成員分管。深交所網站上的一份債券說明書中的董事會名單顯示，目前華西集團的7名董事會成員全部來自華西村黨委，其中還有不少人與吳仁寶有血緣關係，關係網中包括吳仁寶大兒子、二兒子、三兒子、大女兒、女婿等。
根據位於上海的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數據，吳仁寶四個兒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總量的90.7%，而普通村民月入僅千余。
村民和企業里的工人幾乎沒有節假日，周六日也要上班，只有過年兩天假期，村民外出要向工廠請假。村民被集中管理，嚴禁與外來人接觸，連走出村外都要請示。如果村民要使用自己股金中的錢，必須向村委會提出申請，經村委會討論通過後才能支取。村民除了有限的零花錢，其它開銷都要村裡批准才能撥款。
分析人士稱，華西村的集體經濟管理模式存在對個人人性的壓制，亦存在嚴重的個人崇拜。有批評指出“只見集體，不見個人；只有家長意願，沒有個人理想”，限制資產的自由使用是惡劣的做法，村規與法律嚴重衝突，剝奪基本人權與精神自由。
中國未竟的產權制度改革經濟學者指出，從小崗村、大寨村、南街村、大邱庄到今日的華西村，昔日明星村莊的光環褪去和飄零凋落，無不反映著在中國產業轉型的大背景下，傳統的集體主義經濟模式已經很難延續，到了必須轉型的關口。
一方面，在信息化工業化的軌道上，依靠重化工業等傳統產業完成原始積累、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急需注入新的發展動力。另一方面，產權不明晰的惡果人們已經耳熟能詳：要麼三個和尚沒水吃，要麼把精力都放在分財產上，無恆產者無恆心，失去創新和進取動力。
歸根結底，在這些集體經濟的典型案例中，村民卻失去了經濟自由，失去了生產的積極性。從這一個側面來說，中國經濟中的產權制度改革和個人激勵改革尚在未竟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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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