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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回望2017年：「低端人口」和正派社會
2017年剛剛結束，這一年中國發生了許多事情。雖然其中絕大多數與我們每一個人未必有直接的關係，但作為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作為看客和圍觀群眾，有時也會感同身受，覺得有話要說。
如果要選出三五個詞來形容過去一年給普通中國人的感受，那麼，筆者以為“低端人口”、羞辱和幸福感應可列入，它們並不相同，但卻相互交織，或有形、有力，或無形、無奈，一共構成2017年時間之軸的突出元素。
在2017年發生的多起引發社會熱議的事件中，無論是虐童事件，還是拆廣告牌，亮“天際線”的行動，都遠不及“低端人口”來得更具衝擊力，因為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直搗人心的效果，更別提動真格的行動了，令人驚心膽顫不說，還夾雜著震驚和憤怒的成分。不過，若將這些事件置於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背景下去觀察，或許並不難理解。
從時間上看，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行動，發生在中共“十九大”結束不久，這似乎與“十九大”報告對“美好生活”的描繪不太合拍。在社交媒體上，對“低端人口”事件出現了一邊倒的鞭撻之聲。一種共識基本達成，即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應居高臨下地以為自己掌握著高人一等的智慧，不由分說地替別人決定什麼是“美好生活”。本質上看，這次行動是計劃經濟思維的捲土重來。雖然改頭換面，口號變了，但作法卻與從前沒什麼兩樣。這個時候，我們需要重溫和牢記一條實踐證實過的結論，那便是，依計劃經濟理念治理國家，帶來的註定是一場災難。
從清退行動中，我們看到“執政為民”只是一個懸在空中的口號，不願落地，地方上的真實情形或許是執政為官，唯上是舉。因為只要上級高興了，無論下級和普通百姓多麼不滿，甚至到了民怨沸騰的地步，手握“槍杆子”和“筆杆子”的政府也有辦法強力擺平，並營造出一派歌舞昇平的樣子。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的關頭，否則，上述事件不僅會換個花樣再次重演，而且還會讓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難以實現。
“低端人口”還讓筆者聯想到以色列學者阿維夏伊•瑪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政治哲學論著《正派社會》（The Decent Society）的觀點：我們亟待建立一個沒有羞辱，讓人體面、有尊嚴地生活的社會，這便是正派社會，也就是文明社會。如果說羞辱是一種惡，包括無家可歸、貧窮、血汗工廠、被壓榨和剝削以及缺少衛生條件等，那麼，尊嚴則是一種善。與賦予人們榮譽和尊嚴的善比較而言，剷除惡，尤其是廢止一切羞辱社會成員的制度性安排和行政法規，對於中國的執政黨而言，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
瑪格利特進一步拓展了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析邏輯。在瑪格利特看來，根除羞辱應以公平和正義為前提，因為如果公平和正義缺席，羞辱社會成員的現象和行為就會成為家常便飯，難以禁止，而尊嚴則會淪為毫無德性的擺設，成為特權階層的華麗外套。在此，我們也需要重申羅爾斯的精髓，即公平是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任何（缺少法律依據地）限制和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歧視他人，多數人暴政，以及無視個體間命運差距的作法，統統違反了正義。
再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來，無論語焉不詳的“美好生活”如何定義，它都應該是能帶給人們幸福的一種生活，也是彰顯社會正義與公平，同時沒有羞辱的一種生活。相反，如果正義和公平缺失，羞辱泛濫，尊嚴不保，生活就不可能幸福，也絕不會美好。
2017年3月20日是“國際幸福日”，聯合國在這一天發布了《2007年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2007）。這份188頁、總計7章的報告用了整整一章來論述中國。通過對1990年至2015年數據的分析對比，發現當今中國人的幸福感還不及25年前。儘管中國的GDP翻了幾倍，人民物質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由於就業保障、醫療、教育、收入分配、房價等等一系列因素，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並沒有提高。
從衡量一國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尺度看，幸福感被公認為是一個比GDP好得多的指標，因為它綜合、全面，涵蓋了GDP無法統計的方面，如社會公正、公平以及認同感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的終極使命就是要不斷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遺憾的是，中國在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幸福感原地踏步甚至下降，與經濟總量節節高陞形成了鮮明對比。環視全球，中國的這種情形十分奇葩，即便不是孤例，也算得上非常罕見。因為只有那些長期陷入內亂，經濟停滯和瀕臨崩潰的國家才會在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內出現幸福感下降的情形。
毫無疑問，上述結論是令人沮喪的。面對這樣的負面報告，政府的正確姿勢應該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更何況這是一份由聯合國組織權威專家撰寫的嚴肅報告。藉此反思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應有的態度。然而，中國媒體對此報告卻鮮有報道，更無認真解讀。這大概是由於官方嚴控的媒體通常只報喜不報憂，即使這種“憂”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考慮到此類消息可能由“境外勢力”所為，中共官媒也只能唯恐避之而不及了。
可以預料，如果一個社會缺少公正和正義，便人心難穩。當人們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安全感都成為問題，此時再談幸福和尊嚴，豈不過於奢侈和不著邊際？
從某個角度看，無論是清退“低端人口”的行動，還是虐童案，都是場悲劇。這是因為，倘若“低端人口”和兒童們生活在瑪格利特構建的“正派社會”，則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也不應發生。這不僅是因為“正派社會”公民的各項人身權利，在制度層面上得到充分保障，不可侵犯，而且還因為羞辱社會成員，包括兒童的行為都被法律所明文禁止。
如果這些情況出現了，就不再是正派和文明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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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融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