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難學新加坡——知易行難
作者:裴毅然
《民主中國》今年設立“知行”議題,值得響應。一則“知行”雖為百年老題,畢竟常拭常新,每個時代都會碰到;二則中國民運不時遭遇“知行”困惑,如雖知難行,或本就不知——認識問題本就高一層次;三則中共明顯患有“知行”矛盾這一哲學病,文革后一直打左燈向右行,都往右行走了四十年,仍高懸左燈,無法名實相符——改左歸右,難道還不應該敦促其“實事求是”?
本文解剖一隻麻雀,具體說明中共何以“知易行難”。
1965年正式獨立的新加坡,短短三十年就躋身發達國家,人均GDP從1959年的400美元飆升至1990年的1.22萬美元、1999年2.2萬美元[1],2015年的5.3224萬美元(全球第六)。新加坡政局穩定,政府廉潔,經濟高效,文化多元,種族和諧,全球最國際化國家之一。據2014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報告,新加坡乃繼紐約、倫敦之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除了環境整潔、秩序良好,還有一項絕對拿得出手的政跡——為絕大多數公民提供了充分就業與住房。至少在華人中,“新加坡人”絕對博得尊重。
新加坡在集權制下搞成現代化,與中共“無產階級專政”集權制相合,曾使文革后“別求新聲”的鄧小平一度心嚮往之,中宣部跟著鼓吹過一陣“新加坡模式”,即所謂“兩手都要硬”——政治穩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濟高速(堅持改革開放)。
當然,學習新加坡也有一定尷尬。1960~70年代李光耀強硬反共,當時的中宣部定位“美帝在東南亞的代表”,中共曾大力援助“馬共”,積極從事暴力推翻李氏政權的“革命行動”。這會兒反過來“以新為師”,多少不太自然。
赤潮滲“新”
1966年的中國文革,禍及亞非拉、歐洲,各國“左青”狂熱仿效紅衛兵運動。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因無語言屏障,毛澤東思想傳播迅速。新加坡一些幼兒園幼童上台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完后跳忠字舞,表演小話劇〈姐弟求親人〉——
一對年幼小兄妹正在玩耍,發現受傷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戰士,他正被追捕。小兄妹不顧生命危險掩護這位戰士。最後,小兄妹參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階級。
這一時期,新加坡不少兒童劇照以毛像為背景,兒童們雄赳赳氣昂昂揮舞紅纓槍或木槍高呼:“槍杆子里出政權!”劇情介紹也用毛語錄作結: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2]
19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受中國文革強勁衝擊,完全有可能朝另一方向發展,成為“東南亞的古巴”。馬共影響下的左翼勢力在新加坡十分強大,李光耀為謀求獨立,曾長期與之結盟。新加坡獨立后,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公開活動的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乃馬共前線組織,獲得獨立后新加坡國會13張議席(共51席),得票率33%的第二大黨。
負責新加坡工作的馬來亞共產黨南方政治局書記的余柱業(1918~1995),1963年搬用1936年3月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的白區工作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3]
抗戰初期,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也以此十六字為國統區工作方針。[4]馬共仿習中共,完全照葫蘆畫瓢。
新加坡的幸運
李光耀的聰明處是改英語為國語,主要媒介由中文改英文,極大削弱共產主義傳播的便捷性。在華裔為絕大部分人口的新加坡,兵不血刃就奪回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性。短短几年,非常有望主導政局的左派人氣急降,“社陣”國會反對黨領袖林煥文辭去議席,認為“社陣”的政策只符合國際共運的利益,並不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也背離民主制度。兩周后,另兩名“社陣”議員也宣布辭職。兩天後,被拘留的“社陣”議員巴尼也宣布辭職,並聲明放棄共產主義,永遠脫離政治。[5]
“社陣”很快失去曾經擁有的群眾支持,不但沒有執政機會,而且喪失在野黨地位,無法利用輿論與群眾組織影響國家發展。如今的新加坡,雖有一些要求多黨民主、公平選舉的政治反對派,左派則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就全球範圍,二戰後曾在民族獨立運動與社會改革浪潮中躍上浪尖的各國社會主義左翼勢力,後來大多落敗。新加坡左翼的“社陣”之所以迅速“退出歷史舞台”,乃是其黨領導人李紹祖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憲法。文革爆發后,馬共深受鼓舞,認為世界革命高潮即將來臨,宣布退出國會,抑制憲法,上街遊行,打出標語“國會民主已死亡”、“把鬥爭帶到街頭去”!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造反有理、個人崇拜等文革精髓迅速滲透馬來西亞、新加坡左派組織,在南洋掀起一股小文革浪潮。[6]“社陣”舉橫幅上街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反而使民眾認清其暴力政治內質,最終導致民眾散去,失去政治影響力。李光耀回憶錄中很慶幸地說:李紹祖不但使共產黨統一戰線變得無能,他實際上也把憲制舞台讓給了人民行動黨。那是個代價很高的錯誤,它使人民行動黨在之後的三十年在國會未受到挑戰,佔盡支配地位。[7]
新加坡李氏父子長期一黨專政,“鐵腕治新”,但卻是現代民主理念下的“開明專制”。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雖將很多馬共左士投入監獄,但未殺一人,也無肉體折磨(鞭刑只針對特殊刑犯),更無暗殺、綁架。不同政見者如悔過並願意出國,一概放行,將政治鬥爭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新加坡及時掙脫馬克思主義,國之大幸,也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否則,被領歪了路,進入馬克思主義紅色甬道,新加坡還能這麼快迅速崛起么?
知易行難——中共難學新加坡
對中共來說,畫虎難畫骨,學“新”難學魂。因為,新加坡以歐美現代法治為價值旨歸,中共得放棄階級論、放棄馬列主義,得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呵!李光耀最初壓制式的“鐵腕治新”類似孫中山的“訓政”,意在最終實現三權分立的“憲政”。實踐證明:李光耀治新澤被星島,造福百姓,時人感謝、後人點贊,學界頷首,真正贏得“偉光正”。可見社會發展,方向第一,圖紙第一。吾華倒霉,認錯圖紙,大陸赤沉,1949年後逆向而行,不積極鼓勵社會成員創造財富,而是視富為仇,盡搞政治運動,生活上只能等待公家分配一切(從食品到財物、從興趣到職業),一個價值原點嚴重錯謬的政黨,一出門就走錯路,還以政治暴力捍衛已被實踐證偽的一則邪說,“偉大導師”當然只能是“偉大導死”——一場大飢荒就直接害死四千萬國人。
國際共運雖然退潮落篷,西風終於壓倒東風,但意識形態領域內,馬列主義留下遍地瓦礫,至少需要半個世紀才能徹底“清場”。對中共來說,想學人家新加坡,卻知易行難,因自縛手腳,非要堅持意識形態“不鬆勁”,十八大后連“民主萌芽”的《炎黃春秋》、共識網都給封了,十九大仍緊緊擰死意識形態閥門,“知”都不讓知,怎麼“行”?怎麼去學人家新加坡?
雖然從哲學層面上,知行合一的難點在於知難行易,認識方面的難度高於行動方面,孫中山最後的感嘆也是“知難行易”。但就中共及中國目前情況,則是知易行難,明明知道得走向民主憲政,中國不可能獨立於世界之外,僅僅囿於政權來源的歷史與一黨專政的現實,朝野各方就這幺僵著扭著,活活演出一幕尷尬至極的“知易行難”。怎麼辦?怎麼辦?讀書人一聲潼關長嘆!
當然,嘆完后還得回來為國家找路,還得追求“知行合一”。但是,除了拆除馬列主義這一意識形態“違章建築”,名正言順走人類共同經驗的普世價值道路,中國還有別的路么?
初稿:2017-1-9~10上海;定稿:2017-12-27普林斯頓
【註釋】
[1]《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傳媒公司2000年版,頁3(序言)。
[2]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版,頁102。
[3]張友漁:〈在少奇同志領導下工作〉,載《革命回憶錄》第2輯,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版,頁15。
[4]穆廣仁:〈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十六字方針〉,載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8月新版,頁709。
[5]《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傳媒公司2000年版,頁124~125。
[6]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版,頁103~。
[7]《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代傳媒公司2000年版,頁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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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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