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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張智斌：「 死人島」的故事與明經國殺人案
作者：張智斌
2017年11月16日，新聞報道了江西贛州農民明經國因抵抗非法強拆導致防衛過當而被控涉嫌“故意殺人罪”一審開庭的消息。2018年1月11日和13日，新聞中又相繼傳來山東濰坊村民丁漢忠抵抗強拆致兩人死亡案終審宣判和河南鄭州村民曹春生因抵抗強拆導致一死一傷被公訴的消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個自稱是“法治”的國家因暴力強拆而引發的血案如此頻繁發生？
去年11月中旬，我正行走在溫哥華風光旖旎的海濱（Waterfront）步道上，新聞中傳來江西贛州農民明經國被控涉嫌“故意殺人罪”在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遲夙生律師被拒入法庭辯護的消息。
在溫哥華會展中心（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臨海的步道一側，欄杆上安置著許多寫有加拿大太平洋地區簡史的標牌，上面記錄著這裏曾經發生過的一個個真實的小故事，有糟糕透了的，也有非常有趣有益的；有介紹某個小人物的，也有記錄一件不為人知但意義非凡的小事件的。它們每天堅守在這遊人如織的濱海，默默向人們講述著關於人類歷史上野蠻和文明、愚昧和智慧、兇狠和善良、貪圖和慷慨、懦弱和勇敢、邪惡和正直之間搏擊所留下的生動故事。
我的眼前就是風光秀麗的布拉德灣（Burrard Inlet）。這片開闊的水域上，水上飛機在這裏頻繁的轟鳴起降，背景處的小島輪廓錯落有致，樹木色彩繽紛斑斕。它的一側，就是聞名世界的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每天都有數以萬計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來此觀光，其中中國遊客就佔有極大的比例。但是，站立在這裏眺望瑰麗景色、拍照留影的遊人中間，又有多少人知道眼前這個美麗無比的小島，卻有著一個恐怖的名稱和動人的故事呢？
這塊標題為“死人島的麻煩”（Trouble on Deadmen's Island）的標牌，向遊客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向前方望去，你會看到一座3.2公頃的島嶼，它的名稱就叫‘死人島’（Deadmen's Island）。早在1862年，一位名叫約翰·摩通（John Morton）的殖民者在此發現了數以百計的紅松板箱懸挂在樹枝上，那是史戈米殊民族（Squamish Nation）（生活、居住在位於現加拿大卑詩省大溫哥華地區和史戈米殊河流域的一支原住民——本文作者注）的墓葬。他本想去獲得這塊土地，但當後來成為酋長的喬·卡皮拉諾（Joe Capilano）（1850–1910，1895年成為史戈米殊民族的首領。因其長期致力於為原住民爭取權利和土地權屬，成為加拿大歷史上的知名人物——本文作者注）告訴他這裏曾經是血戰的疆場，200名士兵戰死在此後，他改變了主意。出於同情，後來的殖民者都將死人島用做墓葬地。直到1899年，一位名叫西奧多·路德蓋特（Theodore Ludgate）的美國人買下了這個島嶼，並準備砍樹清理。這在當時對於這片土地的價值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作為資源，作為公共用地，還是不可侵犯的領地，爭論幾乎撕裂了整個城市。市長甚至動用了暴亂緊急法案去阻止砍伐島上的樹木······”
原版的故事其實很長也很複雜，這塊小小的標牌是無法詳細講述清楚的。一百多年轉眼就成了煙雲，慶幸的是，人性的善良和美麗在這裏被代代留傳了下來，溫哥華昔日破舊骯髒的煤碼頭，也早就變成今天風情萬種的濱海步道。但是世界就是如此失衡，同樣也是因為土地，人性的殘忍和醜惡又在那裡爆發了出來。
這已經不知是第幾次了，暴力征地和強行拆遷的事件總是在這片被稱作“依法治國”的土地上不斷悲情上演。比起滿版刊登的社會和諧、經濟騰飛這些中國夢、正能量的新聞更加現實和生動的，卻是自媒體上時不時擠出來向這個早就麻木的社會呼喊著關注和救命的微弱聲音。一年前的這個時候，賈敬龍走了，結果帶來了一陣殺村官的浪潮。現在又來了明經國、丁漢忠、曹春生，他們的遭遇和照片，也在網路上熱傳。
看看明經國的臉吧，再看看他的穿著和打扮——這位江西贛州南康區十八塘鄉62歲的農民，他分明是一個辛勤勞作了一輩子，老實巴交、膽小怕事、逆來順受、受苦受難的、再普通不過的典型中國傳統農民。我試著用最“惡意”的目光去審視這個“罪犯”，但怎麼看我都看不出他像是一位凶神惡煞的殺人暴徒。一把年紀的他是怎麼被官府逼迫得置自己的生死而不顧，被迫起來自衛反抗的呢？
再來看看被他殺死的“被害人”卓宇吧，報道中說一位前來執行非法強拆農民祖屋的農村官員——江西贛州南康區十八塘鄉副鄉長和人大主席。在中國，書面上寫著人大的職責之一就是“檢查、督促憲法、法律、法規及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決議、決定在本行政區域內的遵守和執行”的，現在他卻在帶隊非法強拆農民的祖傳私有住宅——怎麼看，我都看不出他像是一位過去的鄉紳，非法強拆的行為倒像出自威虎山上的一名匪徒。但卓宇又算得了什麼呢？他也只不過是一盤大琪中的小卒子，一個大形勢下的倒霉蛋和犧牲品——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其實還有誰不是犧牲品呢？
溫哥華“死人島”的故事里，其實還有許多許多內容可以去挖掘。在北美洲，有數目可觀的一批人都在研究這個小島嶼，傳說中這個小島曾經因為數次出現“靈異”事件而名聞遐邇。與我去了解這個小島的初衷不同，別人是為了好奇和探索未知神秘的自然世界，而我卻想知道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這百年前所謂的“西方列強”是為何會如此善心大發的。
在溫哥華眾多保存完好的檔案里，就有這樣一段記錄“死人島”歷史的片段：1899年，路德蓋特租下（根據史料，應該是“租下”，標牌上稱“買下”並不確切）了“死人島”想蓋一座巨大的伐木工場，遭到了社會各界的強烈抗議。1899年4月24日清晨6點30分，路德蓋特親自帶領30名伐木工人準備去死人島砍伐森林，想不到當時的溫哥華市長詹姆士·伽頓（James Garden）竟親自帶領著幾乎是溫哥華市全部的警力，早他一步到達了“死人島”。當路德蓋特命令伐木工人砍樹時，市長立即下達了對路德蓋特和伐木工人的逮捕令（注：當時的緊急法案規定在緊急狀態下市長有權指揮警察並下達逮捕令）。
如果了解溫哥華的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那時正是溫哥華的艱難時期，失業率高企。路德蓋特許諾他那巨大的伐木工場可以為溫哥華市增加1000名員工的就業機會和高額稅收。其實市長詹姆士·伽頓是多麼希望商人來此投資，以振興經濟。但在民意、人性和良知面前，市長究竟應該選擇什麼呢？歷史早就給出了答案。
看看昔日的“西方列強”，再看今天那些“執政為民”的“人民公僕”，為了權力，為了政績，為了私利，就連埋葬著為他們奪取政權而捐軀的“烈士”陵園，甚至是抗戰將領的墓冢，都在那片土地上被他們暴力強拆，我們還需再說什麼呢？
在有關“死人島”紛爭的記載中，還流傳著這樣一個動人的片段：在1909年事件中，為了防止路德蓋特突襲砍伐林木，騎警徹夜堅守在荒無一人、傳說中有鬼神出沒的“死人島”上。頭頂就是高懸的史戈米殊民族的樹葬和散落的屍骨，在漫長陰雨濕冷的溫哥華冬夜，林子里傳來的每一聲貓頭鷹夜半的凄慘長鳴，或土狼凌晨的咆哮嚎叫，甚至是松鼠在枯葉叢中疾行發出的簌簌聲響，或烏鴉扇動翅膀在林間突然掠過的飄忽蹤影，都會讓守夜人虛驚出一身冷汗。在這般恐怖的長夜，將心臟都提到嗓子口的騎警們睜大眼睛繃緊神經背靠著背手持點亮的松枝充當火把，將松油脂燃燒得噼啪作響，依此相互壯膽硬是熬過一個個不眠的漫漫長夜······我怎麼也想象不出，這樣的警察，怎麼可能會去強拆民房、充當打手？
百年之前，就在溫哥華為“死人島”爭的不可開交之時，晚清的中國也還是有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就在路德蓋特租下“死人島”的前一年、即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正在籌劃著戊戌變法，想把百病纏身的大清推上與“西方列強”同樣的軌道——君主立憲。“百日維新”失敗后，康有為轉輾日本等地流亡來到加拿大的卑詩省生根立足，1899年，他頻繁往返于維多利亞和溫哥華兩地之間活動和生活居住，因此，可以說康有為也是“死人島”這場大紛爭的歷史見證人，只可惜現在早已無法考證他當年是怎樣感想的。而路德蓋特最終贏得“死人島”官司的這一年，正是1911年，中國風風火火地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的帝制，建立共和。怎麼看，這個時期，這個國家，在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學術上、人文上都充滿著希望和前途。一百年匆匆而去，這個國家依舊不缺一大批志士仁人，但現在這個國家展現在大家眼前的，除了權力的傲慢和放肆、泛濫的銅臭和物慾，卻幾乎是一潭巨大的死水。這樣的反差和尷尬，怎麼能用三言兩語去感嘆？
溫哥華海濱介紹“死人島”的那塊標牌上，最後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這場爭鬥經過法院逐級訴訟，直到1911年，路德蓋特終於贏了，但島上那時已經無樹可以砍伐了。”
我閱讀了不少關於“死人島”的資料，至今仍然無法確定那些史戈米殊士兵的墓葬後來是怎麼處理的。但是，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根據檔案記載，當時路德蓋特畢竟已經合法租下了這片島嶼，他是有權使用島嶼的。至於島上的林木，合同中究竟怎麼約定的，現在一時還無法考證。這裏面雙方可能存在著爭議，也或許真的是法官們出於對弱勢一方的同情，這樣的拖延，使得路德蓋特最終雖然贏得了訴訟，但這對史戈米殊士兵的樹葬已經不再產生任何實質性損害了，或許這真是百年之前智慧、善良和人性在法律面前迂迴曲折之體現······
或許同樣也是法官“智慧”的一種體現，百年之後的2017年11月16日，明經國案一審首次開庭之時，遲夙生律師被以種種理由阻擋在法庭的大門之外，贛州市中院給出的理由之一竟然是“為了有效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當這些法官看上去義正辭嚴、貌似“正義”地動足小腦筋，使著招兒來審判明經國們時，其實你們才是這個無良社會真正罪惡的從犯——正是你們，在審判敏感案子的時候，把自己的“智慧”用在了正義、法治、人性和良知的反面；也正是你們，踐踏法律，助紂為虐。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之下，才讓民眾深知期盼法院去維護正義，無異於緣木求魚。正是這，迫使著身處在這樣的叢林法則之中的明經國們，為了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在激憤之下不得不鋌而走險——這便是悲劇不斷產生的原因！
如果法官的良知早就被邪惡的污穢覆蓋腐濁，判斷是非的準繩也已經用來將黨國的利益與自己的私心雜念捆綁在一起，那麼像明經國這類案子的最終結果究竟如何也已經不再重要了——一個國家的良知滅了，正義完了，法律死了，人心變了，這與個人的恩恩怨怨、得得失失相比，在數千萬人口都早就死於非命的國家裡，再怎麼審，再怎麼判，又會有什麼原則上的區別呢？
這樣的國家，是一定會付出無比巨大的代價的，只是權力被邪惡控制著，大地被愚昧籠罩著，目前大家只要還能繼續活下去，便就可以暫且相安無事，苟且偷生的過一天算一天。但每個無能為力的人心裏不死的，是大家都在等著、盼著這一切被徹底改變的那一天。
雖然沒有人清楚這樣的世道最終會給這個國家帶來怎樣的結果，但有一點我很清楚，就算再過百年之後，中國的法院之外也幾乎不可能會為明經國這類案子豎起一塊像介紹“死人島”故事這樣的牌子的，因為在這個罪孽深重的國度里，如果連這樣的案子都要立碑的話，那麼這個國家還有哪個地方，不會成為記錄這個時代的碑林呢？
2018年2月2日定稿于卑詩省列治文市（Richmond,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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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