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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暴政錄:三反五反運動

2018年05月09日 9:11 PDF版 分享轉發

作者:編寫:愛德華

”運動中,133,760人或傷殘,但是真實數字遠遠不止這些。圖為“三反五反”時期廣州某藥房老闆被店員鬥爭。(網路圖片)

目錄

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的波及者

三反五反運動的“成果”及死亡人數

五反后經濟變化

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是1951年政府開展的一場。“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指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無論是“三反”所反的“三害”(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還是“五反”所反的“五毒”(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從字面上講,都屬於任何社會都會加以鄙視的失德和犯罪行為。

在任何時候和場合,對這樣的行為進行譴責批判甚至懲處,在一般民眾眼裡,都具有充分的合法合理性。對此類行為加以懲處本是常態,但是中共慣用搞運動來整人並達到使人恐懼並順從的目的。

由於運動宣傳從字面上就使工商業主處在不道德及非法的位置上,不僅便於動員群眾,而且使鬥爭物件在道義上喪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只能任其處置。在整個運動期間,雖然鬥爭物件、甚至全家自殺的事件在各地都有,但沒有聽說有過反抗行為,也無力反抗。

中共搞“三反”的主要目標為中國黨員,前中國國民黨黨員及無黨派官員。“五反”運動始於1952年1月,其主要目標為國內的資本家。

中共先搞“三反”的目的主要是要從這些官員口中拿到與資本家交往的證據,然後很快轉入“五反”,也就是說整資本家才是目的,既可從資本家身上搜刮錢財,使其恐懼,又可打掉其尊嚴,為後來工商改造(公私合營)的掠奪鋪路。即“三反”是“五反”的開胃菜而已。

“三反五反”運動的波及者

“五反”運動,使當時留在大陸的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政府打著“反偷稅漏稅”,強制資本家補交稅款,有些從光緒年間開埠算起繳納,這樣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只好一死了之。

其實當時政策上並沒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時還留著這些人“生蛋”。當時報紙連編累牘重點報導工商界的罪行,這些“奸商”的滔天大罪,言之鑿鑿,聞者髮指,只要五反中有油水可榨,就先送他一項重罪,再發動工人去鬥爭,要他自動自覺地把錢拿出來。可是很多人實在受不了兇殘的鬥爭,為維護尊嚴,寧可走上絕路。

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與發神經病者,即不下萬人。醫院是最忙碌的單位,內科、外科搶救自殺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診中風、神經病人成了急診大夫們最大的任務。

自殺方式,以跳樓、投江、觸電、弔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售賣,故欲求安卧而死,也不可能。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死亡,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跳江的死者更倒楣,不見屍首就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會繼續遭到逼迫,所以只好選擇其他死亡方式,讓中共看見屍體也好死了心。

當地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也時時爆滿。

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特點,為了死後不給家庭找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人民政府的“德政”。

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數口一起自殺。

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彙報,悠閑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資本家跳樓自殺。

中國航運大王盧作孚被“運動”后,於2月8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冠生園創始人冼冠生於1952年4月被圍困在辦公室里兩天後,跳樓自殺。

與此對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辦者陳光甫1949年後先到香港觀望中國政局的發展,后明確拒絕共產黨的北上邀請,確定留在香港經營在香港的上海商業銀行,后定居台灣,得以保全財產和善終。

三反五反的“成果”及死亡人數

據統計,到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補的“五毒帳”達30多億元,而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就花費了戰費62億元,也欠下了蘇聯30億的軍火債。

據1996年,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萬餘人被判死刑,280餘人自殺或失蹤——中共的資料本來就有很大的選擇性,上海自殺的資本家都比這多得多。

有人認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死亡人數在25萬以上,但從官方查不到具體的死亡數字。

根據後來有些學者的統計,“三反五反”運動中,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南方都市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但是真實數字遠遠不止這些。

所謂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

“五反”后經濟變化

1952年發動的“五反”運動,摧毀了企業家們的信心,在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繼續經營下去。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毛澤東決心要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

在天津,自“三反五反”以來,商業批發減少一半,運輸減少四成,銀根緊,市場交易不暢,糧食成交下降達一半,生產下降,稅收減少三、四成。天津市委在給中央的報告里訴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重慶一些工廠商店歇業停工,鋼鐵、機器、建築、捲煙、針織等業目前均極度困難,生產停頓,累計有兩萬工人失業。西南局書記鄧小平向中共中央發去措辭嚴厲的電報,指出重慶很多市民已陷入無糧缺食之境地,開始對“三反五反”運動表示不滿。而上海“三反五反”以來,失業工人增至十三萬人,比1950年初經濟形勢最糟時還嚴重。事實上,直到1952年底,因運動導致的經濟形勢惡化尚未好轉。中共喜歡搞殺雞取卵,三反打貪污得到退賠和“五反”得到的退補,還不夠堵運動造成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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