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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劉雲楓：中國的「科」學和歐美的科學 差異很大
作者：劉雲楓
科學產自歐洲，來自日本。即：作為現代文明兩大基石之一的科學思想（另一塊基石是民主），根源在西方；“科學”一詞，卻是由日語轉譯而來。中日一水之隔，日本又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文化圈之“中流砥柱”，可是，對“科”之理解，卻大異其質。原因是，日本歷史上，沒有科舉制度。日本人，也不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之奧秘。
說中國讀書人是書獃子，乃大錯特錯。實際上，古代讀書人，都很實際。他們知道，書讀好了，一切應有盡有。在這個意義上，說儒家學者，都是貪財好色之徒，並不為過。可是，道學家們，卻一再宣稱什麼“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可笑。
“科”的本意，也很人性，決不搞什麼“高大全”，也不來什麼不食人間煙火。
“科”者，一“斗”“禾”，口糧是也；不過，“科”決不僅限於口糧，否則，人們都種地去了。“科”的實惠還包括：受人尊重、免受小民百姓一樣的懲罰以及稅收方面的優惠。
“科”甲——即使最低級的生員，也享有小老百姓沒有的特權，中了舉人和進士的高級“知識分子”，就更不必說了。科甲科甲，“科”，就是一件“刀槍不入”的鎧甲。據梁仲禮先生所撰《中國紳士研究》P28頁所寫：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一知縣對某一生員用刑，擊手掌20下，結果生員聚眾大鬧公庭，將頂戴置於地下，棄考官于不顧，揚長而去。
這種行為，草民百姓豈敢。即使在今天，也算大無畏了。
科舉——有了功名的人，被社會“舉”起來了，都是“人上人”，是受人尊敬的。為了顯示其地位和榮耀，平民百姓稱所有官吏為“大老爺”；稱沒有官銜的舉人、貢生和秀才，為“老爺”。在祭祀、處理公共事務中，只有他們才有發言權，其他人等，不得擅議。
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由低到高，逐級上升。一種職業能滿足五種需求的，非科舉莫屬。畢其功於一役，何苦而不為呢？對此，《儒林外史》作了最精彩的註釋：“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個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
這是第十五回馬二先生說的。
人生的願望，不僅全能實現，而且，立竿見影。誰說好事多磨的？那是中舉之前；之後，就呼風喚雨了。
范進中舉的故事，人所盡知；再說一個現實的例子，加固證明。
陳獨秀是考過秀才的。17歲那年，他參加本縣的童試，一舉得了第一名。這是最初級的考試，距離中舉人點進士，差得遠呢。即便如此，本鄉本土的鄉親們，已經另眼相看了。“我們這一門姓陳的，在懷寧本是一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叔又中了舉，現在看我們弟兄又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許多神話，說我們家的祖墳如何如何好風水······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竟看上了我這沒有父親的窮孩子，爭先恐後地託人向我母親問我可曾定親。”
陳獨秀恨透了科舉，可是因為他母親喜歡，也不得不隨大流，去考試。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種虛榮，實已支配了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了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蓋大屋，欺壓鄉農，榮耀祖宗。”
陳獨秀所在的時代，重視科舉，並不為過。不過，讓陳獨秀感到悲哀的是，時下，公務員考試，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考”。有的職位，錄取率是千分之一。這麼高的比率，即使在科舉盛行的明清，也沒出現過。清代乾隆年間，舉人的錄取比例在80到40之間，大省80，小省40。
甚至，在號稱“象牙塔”的大學校園，一個副處長職位，也有教授、副教授十余名，排隊競爭。要是上面沒人，下面不做工作，都競選不上。
可見，在中國，“科”學根深蒂固，科學則萎靡不振。當然，這不是中國人的錯，而是日本人之淺薄——小鬼子不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沒頭腦地把西方的“Seience”翻譯成“科學”。中國人更懶，“拿來主義”。事實上，西方之科學和日本之科學，與中國之“科”學，迥異。
中國之“科”學，都在為稻粱謀，是為人的；西方和日本之科學，是面向自然的。迄今，中國並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因此，我建議，別再用“科學”玷污“Seience”了，找一個意義更單純的名詞對應，或許更好。
當然，說中國沒科學，這是很多人不能答應的。尤其是，著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寫了大厚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並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麼中國的科學技術，直到15世紀，都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也就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之前，之後，卻遠遠落後了呢！
如果，李約瑟的問題為真，那麼，至少反證了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有科學；第二，不僅有，還領先了世界上千年。
可實際上，李約瑟之問，是一個偽問題，何也？因為，科學和技術，是兩個問題；科學關注的是Why，以西方的話說，是求真知；以孔夫子的話說，是求道。科學與效率、利益是完全無關的，希臘科學是空懸在社會學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學家們進行的是毫無實用價值、似乎也毫無意義的個人研究，為此，亞里士多德才說：科學起於好奇，源於閑暇。沒有好奇心，科學就不會起步；另一方面，沒有閑暇，從事科學的人士，就不可能持續地進行某一方面的研究。
技術和科學不同。技術是面向問題的，以提高效率、獲取利益為導向。比如水車、水磨、風車、風磨等等，大大提高了效率，效率高了，利益也隨之增加。因此，在蒸汽機發明之前，擁有一架水車，或者水磨，是小康之家的夢想。
技術的焦點在於How，至於How背後的Why，並不是技術所關心的。這就可以解釋，世界上，所有文化類型，都會使用火，但，只有歐洲人能回答燃燒是一個什麼過程；所有民族，都會製造各種各樣的船，獨木舟、帆船、竹筏、羊皮筏等，日本的織田信長為了作戰的需要，還在木船的表面蒙上鐵皮，很像後來的鐵甲艦，可是，只有古希臘的阿基米德發現了浮力定律。幾乎所有種族，都有一些防止食物腐爛的特殊技術，但，只有歐洲人揭示了腐敗是細菌在作怪！
可見，技術和科學，迥異。如《世界科學技術史》一書作者麥克萊倫第三所言：在20世紀之前的大部分歷史條件下，科學和技術一直處在要麼是部分分離，要麼是全部分離的狀態下向前發展的。換言之，除去歐洲，任何一種文化，都沒能從技術中孕育出科學，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的“科”學，是科舉之學，是選賢與能，是通向利祿功名和榮華富貴的獨木橋；歐洲的科學，是求真知，是在好奇心驅使下，試圖找到造物主的密鑰的探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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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溫哥華港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