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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楊建利： 價值觀是美國對抗中共政權的超級武器
作者：楊建利
中美關係正在發生四十多年來最為深刻的變化，表面的引發點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長期持續擴大。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后，中美貿易戰拉開帷幕。但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變化的破題之作，而非全部，事實上，中美關係變化的背景至少還包括：中共在南海的軍事擴張、習近平政治左轉並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中共試圖以舉國之力在科技領域通過不正當手段追趕美國等。
在俄羅斯經濟長期衰退情況下，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潛在對手，眾所周知，中國在價值觀和軍事領域長期以美國為假想敵，但習近平上台後短短几年，幾乎是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美國價值和美國力量的挑戰與蔑視，這一走勢的中國國內原因是統治危機的加深迫使中共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國外因素則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矛盾心態導致對中國的防範不足。
在剛剛結束的APEC會議上，中美之間的分歧與對抗再次強烈地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由於中美在眾多問題上無法達成最基本的共識，會議第一次未能發表領導人宣言。這一結果表明，中美之間的對立絕不僅限於貿易領域，中美的對立也不只是兩國間的外交問題，而是必定成為一個全球必須面對的現實。
貿易問題之所以成為美國最為關切的議題，是因為巨額的貿易逆差無時無刻不在逼迫美國反思“中國崛起”對美國意味著什麼。在鄧小平“韜光養晦”政策下，中國以一幅看似溫柔的面孔與美國長期周旋，卻已無聲無息地形成了挑戰美國的力量，而美國卻未對此做好準備——即便美國的飛機、軍艦依舊可以象徵性地在南海宣示“通行自由”，中國在南海島礁上已經建成的軍事基地卻在極大地改變南海軍事實力的對比，也在改變這一地區國家的心態。
川普總統可能是第一個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威脅並開始採取全面行動的政治家，在這一點上，他的所有行動在美國政界幾乎沒有遇到阻力，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崛起”的威脅已經不容無視，另一方面，長期以來，美國人對中國缺少法治和人權的事實十分反感，因此，對中國的限制、約束乃至對立，是社會各界都不反對的新的特殊的“政治正確”，甚至可以說是兩黨少有的共識之一。
在川普總統的推動下，美國與墨西哥、加拿大重新制定貿易協議，其中條款規定，如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任一成員國與“非市場化”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則其它成員國可以在六個月後退出並建立其自己的雙邊貿易協定。這一條款的設立，除了防範中國利用墨西哥、加拿大作為“後門”，繞道對美國輸出產品的目的之外，也表明加拿大、墨西哥完全接受美國限制中國的戰略。
與此同時，一度被中國寄予厚望的歐盟明確表示拒絕聯中抗美，並在中歐峰會期間，拒絕中共提議與中共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川普的貿易政策。
美國應該意識到這些國家的行為背後，價值觀上的認同對行動一致性所起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多數APEC成員國與中國地理上更為接近，而中國近年來四處大撒幣的背景下，APEC會議在受到中國強力施壓的情況下未能達成共同聲明，說明絕大多數國家對中國是有防範的，而東道國巴布亞紐幾內亞一邊大量接受中國援助，一邊拒絕中國的外交壓力，其外交部長甚至拒絕會見中國外交官。
這是中國大撒幣外交收買政策的失敗，也暴露出中國的軟肋所在，今天的中國，經濟上的影響力前所未有，並四處花錢買“朋友”，但幾乎所有國家與中國的“友好”，只是為利，而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加反而使中國周邊國家增加了與美國交好的需要。而且，中共的花錢買朋友並不是沒有條件的，在中共投下重金的地方，中國必定試圖影響該國的政治經濟，這一點已經引起部分亞洲國家如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的警覺。
當人們談論中美是否會爆發新冷戰的時候，我認為歷史不會簡單重複。首先，中國在世界上沒有任何真正的盟友，一切“友誼”都只是利誘的結果，中國甚至不可能主導形成華沙條約那樣的聯盟，但是另一方面，應該看到，在與美國的較量上，中共展現了比前蘇聯更為多樣的手法和更為狡猾的戰略。
儘管長期對國民灌輸“以美為敵”的思想，中共對外卻很少公開宣稱與美國對立，他們懂得如何使用甜言蜜語麻痹對方，比如將中美關係比喻為夫妻，比如說“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比如說在國際上宣揚合作，反對對立。但請大家不要忘記，習近平在白宮玫瑰園承諾南海非軍事化的同時，中國在南海隱蔽而迅速地建立軍事基地。還有一個事實也能佐證中共對外手段的多樣性和策略上的欺騙性：談判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協議，但中共有時會將談判本身當作目的，以爭取對自己有利的時間空間，比如當初的六國會談，比如如今的中美貿易談判。這都說明，美國如今遭遇的不是蘇聯那種公開於美國硬碰硬的對手。因此，美國必須採取更為有效的手段制約中國。
世界為什麼擔心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崛起？因為中國的信息不透明、決策的非程序化使外界無法清楚預期中國的行為。而信息不透明、決策非程序化是與當今多數國家的政治發展趨勢相違背的。一個接受普世價值的國家，不會以個人獨裁的方式來決定國家的未來和對外關係。我以為這是中國與外部世界難以取得真正信任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誰都希望賺錢，誰都希望通過合作來發展經濟，但經濟的發展終究是為人類生活服務的，金錢的價值在生命面前近乎于零。希特勒、斯大林都曾取得驕人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速度，但歷史證明這樣的發展恰恰對人類生存構成極大威脅。即使不從這個最嚴重的層面論事而是僅僅談論貿易，美國已經認識到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和專制政權操控市場的經濟體之間沒有真正的自由公平的貿易，中國的人權赤字是美國相對於中國的貿易赤字的主因之一。
因此，美國在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之外，必須重視價值觀認同可以產生的巨大力量，並以這種力量形成對抗中共政權的國際聯盟。我之所以認為不應以冷戰方式處理當今中美問題，是因為外部世界不可能放棄中國這個巨大市場，而中國也不可能輕易對外關閉大門，因此，一個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國際聯盟，可以最大限度地約束中國的行為，最大限度地迫使中國遵守國際準則。如果僅僅是中美之間的較量，那麼，美國即使獲勝，也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另外，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人權狀況急劇惡化，新疆出現上百萬人被關“集中營”的重大人權事件，國際社會也有責任迫使中國停止人權侵犯。這不是貿易戰的議題，卻同樣是國際社會不可迴避的重大議題。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勢必會在一定時間內對中國經濟形成衝擊，影響很多中國人的生活，僅就貿易戰談貿易戰，可能會促使中共加強民族主義宣傳，製造民眾的反美心理，而以價值觀促成的聯盟則會讓中國民眾意識到中美的對立代表的是對人類發展方向的分歧，從而藉助對中共的限制，促使中國境內自由和文明力量的興起於壯大。
因此，將價值觀因素注入這場中美較量，是美國取勝的重要保障。在中共越來越強大的科技、軍事力量面前，對這一因素的強化，可能也關係到全人類的未來。
美國之所以成為舉世公認的偉大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多次高舉自由的旗幟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並分享了這種進步的巨大好處，而美國的每一次進步，也給人類帶來更多希望。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美國主義，這樣的美國主義會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支持。
2018年11月28日寫于川習G20峰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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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