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借故修改法例，不啻是替香港的高度自治敲響喪鐘，因為法案如獲通過，他日北京大可一腳踢開「一國兩制」的禁忌，只按政治需要，下令本港執法部隊移交疑犯，連越境執法的氣力也可省掉，便可把眼中釘送到大陸盡情修理。

今次修例，表面上是伸張正義，使當局可以有法可依，引渡涉嫌在台灣犯案的一名港人返台受審，其實是借艇割禾而且暗藏殺機，讓北京也可以向香港要求移交觸犯中國法律的在港疑犯。根據保安局對修例的解釋，現行引渡疑犯的法律不適用於「香港和中國其他部分」，沒法把疑犯押返台灣受審，因此需要修例，刪除這個不適用部分。只是這條款刪掉后，不僅台灣，大陸當局也可隨時向特區要人。

要解決港台兩地沒有引渡協議令疑犯逃避刑責的問題，本是簡單不過，只須把台灣剔除于不適用條款之外即可，但特區政府連大陸也同時剔除，擺明是乘機放水，借民意同情該台灣案件的受害人，打蛇隨棍上，替北京大開方便之門，把中國法律延伸到香港的地域。

二十年前，第一任特區政府早已提出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但當年政府仍懂得克制，為了照顧市民對中國法制的疑慮和擔憂，也為免公眾把焦點放到極為不堪的中國法治狀況，影響大家對北京的觀感，建議只好不了了之。

事隔多年，中國法治狀況依然固我，近年更變本加厲，例如2015年7月以來，以堅璧清野之勢，大舉迫害維權律師和人士，向全球示範中國式法治的野蠻和暴力。由逮捕、拘禁、搜證、審問到檢控、庭審、判決，再到被捕維權者家屬受到的不合情理、無法無天的對待，處處都抵觸中國法律和人權底線。稍稍細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網頁紀錄，都叫人替受害人擔心，也為中國的法治難過。難道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至特首林鄭月娥，對這些國際關注的公權濫用事件，可以置若罔聞？

就算特區官員對上述國情無知無感，他們也該明白「銅鑼灣書店」多位負責人離奇失蹤，究竟代表甚麼。其中桂民海到泰國旅行郤被押返大陸受審定罪，李波跟隨大陸來客「以自己方法」返回內地協助調查，而林榮基則在大陸被捕丶審查及服刑，同樣叫人驚恐。其後桂丶林兩人的定罪，一個涉及多年前一宗車禍，一個被指違法經營書籍，可見當局不用耍出甚麼政治控罪，也足以懲戒他們在香港出版政治不正確的書籍。

不過，就算特區官員深信大陸公安秉公辦案，不會借其他罪狀來清算銅鑼灣書店的政治錯誤，他們也該知道幾位店主在大陸期間得到的不公對待。不論是扣查盤問的逼供招認、拘禁期限的不加限制，還是控罪答辯不能選聘律師、法庭審訊秘密進行，被告人都孤立無援，他們由執法到司法期間，一直跟外界完全隔絕，根本欠缺基本的人權保障，也就談不上公平的審訊和判決。

換言之，特區政府輕易決定把疑犯送交大陸當局，實在違反常識，因為他們只要了解國情，明白大陸公檢法系統是為政治服務，同時對於大陸嚴刑逼供的殘酷現實，明察秋毫，並且知悉暴力逼供完全違反《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話，又怎會明知故犯，把疑犯送到大陸接受不公平的審訊呢？

假如特區政府並非出於無知，而是順應北京的想法，它今趟的決定，顯然是承風希旨，取悅上方，而犧牲港人的利益。同樣不堪的是，如此做法不但不問是非，更是自貶身價，自甘墮落，把香港的法治狀況跟大陸相提並論。一般而言，移交疑犯只會在人權狀況相若的地區之間進行，否則把疑犯送到一個法治水平遠比你落後的地區，無異於剝奪了受審者的人權保障。

其實中港兩地在法治和人權方面的差異有多大，不少國際人權組織早有客觀評定，路人皆見，一望可知。奈何林鄭政府不顧現實，說到底又是一個老問題：究竟是庸懶無知而作孽深重，還是賣港求榮而裝睡不醒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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