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丹林在此次打假事件中惟一的收穫是入選中國民間百名公共知識分子名單，受此鼓舞，他思考知識分子的使命應當是「高舉正義、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哈金本人也是如此，他不單單是一名在虛構世界里想象和寫作的小說家，也是一名關心中國、美國及人類命運的公共知識分子，更具備了思想家的潛質。他對民主、自由以及個人身份認同的思考，比大部分所謂海外民主運動的頭面人物更深刻。他也是極少數超越了中國國族主義和大中華、大一統觀念的海外華人作家。
在本書結尾部分，馮丹林與「不打不相識」、或許可能成為其女友的尼雅對於「中共」與「中國」能否截然分開這個問題產生了一場激烈爭論。
尼雅認為，中共不能代表中國，中共很壞，但中國是好的。馮丹林反駁說：「那誰代表中國？……現在這個階段，共產黨事實上就是國家，因為它統治中國，坐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上。以為國家跟執政黨不一樣的想法太天真了，中國每個有影響的高官都是黨員——黨就代表了國家。國家從來不是什麼高高在上的神，只不過是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組織結構而已。把國家想象為一個神話般的角色，像一個無私的母親一樣養育了所有的中國人，然後子民們都得聽話、恭敬、渴望她的愛和照顧，這太愚蠢了。完全是謬論、謊言。」
尼雅反駁說，必須將國家和統治者分開，她愛中國，但厭煩中國政府。這是大多數不認同中共暴政，卻又眷戀中國人身份的海外華人的普遍想法。
馮丹林從抗議當局強迫拆遷的五名太原自焚者的新聞說起，他反對這種「愛國鬼話」：「國家是一位養育了所有公民的母親，和藹可親、寬宏大量，然後公民也必須像孝順的孩子，對她的意願唯命是從。這是哄孩子的，是笨蛋才愛聽的漂亮故事。但實際上是把人民圈養起來當奴隸。要是一個國家倒行逆施，老百姓完全有權利去制止它，在它屁股上狠狠踹一腳，好好修理完善它。這才是公民的職責。」
尼雅節節敗退，最後只好說：「那塊土地是神聖的。」她把國家的概念偷換成了土地。
馮丹林接續質疑說：「我掂量一個國家的價值，只看它如何為普通公民服務。我保留我蔑視任何國家的權利。」正如他在給中國領事館的陶副領事的回信中說：「國家是什麼？國家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如神靈般的存在，它只是一種體系、一個機構，或者是一架組合機器。將國家奉若神明，讓它主宰人的生命是不可理喻的。而且，一個國家隨時都可能變成殺人狂魔。福斯特說，如果非要他在背叛朋友和背叛國家之間做選擇，他希望自己有勇氣背叛國家。」他接著撕開了「愛國主義」的面具：「愛國主義在我的詞典中是一個貶義詞：它意味著精神的匱乏、智識的喪失和懈怠，以及道德上的唯唯諾諾。」
哈金有「不愛國」的勇氣，我也有這樣的勇氣。當上萬名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一起霸凌剛剛當選的藏族學生會主席、並對其發出死亡威脅的時候，我痛斥這些法西斯分子滾回作為「豬圈」的中國。由此，無數中國人和海外華人鋪天蓋地地辱罵我。其實，跟哈金所用的「殺人狂魔」這個詞語相比，我所用的「豬圈」要溫和多了。我也以成為美國人而自豪，我皈依的是自由的價值，而不是土地和血緣。
中國就是一個豬圈。在四川成都，我的出生地，數以萬計的學生被學校喂以腐爛的「豬食」，少數奮起抗議的家長被警察抓捕，更多的家長則選擇到政府門口下跪哀求。然後，官方檢測機構宣稱食品全部合格且安全。我只能說，中國人是「自願為奴」——成都的那些家長，自己選擇遺忘六四屠殺，現在輪到他們的孩子成為受害者了。一個在三十年前敢於動用重型武器屠殺和平請願學生的政權，三十年後向更年輕的學生灌輸「豬食」，何必大驚小怪呢？中國央視的新聞聯播中，一個字也不提此事，倒是花費十分鐘來報道美國名校的「走後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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