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鄧小平雖然實行「經濟放開，政治收緊」的政策，但作為文革的受害者，他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並非毫無認知。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他曾發表了一篇有關民主法治的不錯的講話，指出類似斯大林和毛澤東那樣嚴重破壞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並強調中國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必要性。實際上，他已經看到，阻礙中國發展的正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是意識形態作為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源泉，他又不能「砍倒旗幟」，只能「掛羊頭，賣狗肉」，在原有意識形態旗幟下改變其內涵。即是說，仍然使用馬列毛的話語系統，但是通過強調重心的移位，通過淡化意識形態，鄧為自己的經濟政策的轉向作了實用主義的辯護。
中共與鄧的兩難悲劇在於，他們必須用反對(馬列毛)意識形態的市場經濟方式才能挽救黨，而公開聲稱反對(馬列毛)意識形態又必定摧毀共產黨。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識形態化只能做，不能說。
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共「逢雙反左，逢單反右」，左右搖擺，出爾反爾；理論界 「批判-沉寂-活躍」、「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躍」，即根源於中共政策的相互衝突的「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四個堅持」。路向矛盾的方針正如兩匹南轅北轍的奔馬，在撕裂北京領導層。
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是不能放棄的。
但是，經濟體制改革必然突破中共意識形態的牢籠，必然導致某種政治後果。
因此，伴隨著經濟改革的進程，八十年代發生過幾次政治及意識形態爭論，影響到了中國的政局及其發展方向。
首先是1978年的「真理標準」的討論，實際上是擁毛派與擁鄧派的一次較量，是鄧小平非毛化政策的起點。這次討論是務實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反覆醞釀后發動的，胡耀邦與鄧小平利用該討論，通過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取消了毛澤東作為真理裁判官的地位，從而削弱了毛澤東留在中共高層的代言人「凡是派」華國峰、汪東興等的權力，為鄧小平掌權掃清了道路。1978年底，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鄧小平的務實路線。
我們在前面談過，鄧小平在黨內輿論以及民主牆時期的黨外民主思潮的氣氛中上台後，立即提出「四個堅持」，逮捕異議人士，開始了他的「經濟放開，政治收緊」的左右搖擺的方針。
1983年，鄧小平指責中國的理論界文藝界「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著精神污染現象。」他把知識界中流行的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等作為「精神污染」，從而開展了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不過這一運動在胡耀邦干預下，只持續了28天就夭折了。
「清污」結束后，中國出現了一段政治上寬鬆的時期。
然而好景不長，1986年底從安徽合肥、上海到北京，爆發了學生運動，中共黨內的左翼頑固派趁勢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點名批判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三位知識分子，並把矛頭指向了黨內開明派領袖胡耀邦。
前已說過，鄧、胡、趙「鐵三角」本來是當時經濟改革最開明的領導核心。然而其權力的結構有隱患，即：「名實不符，權責不一」。所謂名實不符，是指最高權力的名義與實際是分裂的。它們不是統一於一人身上，而是分處於兩個人身上。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是胡，實際上最高權力者為鄧。所謂權責不統一、不對稱，系指權力與責任分離，最高權力歸鄧，責任則歸胡、趙。這種結構性困難一旦遇到危機時刻，就會產生結構崩塌的效應。如在胡耀邦推行鄧式「新政」過程中，上述1986年底和1987年初的學運爆發，黨內保守元老趁機發難攻擊「新政」，鄧亦隱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順水推舟，放開閘門。胡(為鄧路線的後果)承擔責任黯然下台。
這種畸形的權力結構和矛盾的左右搖擺的改革方針，造成政局的劇烈振蕩，而且還留給中國政局更大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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