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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謝田：「越維穩 越不穩」 評清華大學社會系維穩報告
作者：謝田
清華報告錯誤的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通過制度化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資源，「政治框架的基本穩定則提供了解決社會矛盾的政治基礎」。兩個假設都大錯特錯。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加劇了財富不均和中共的斂財，給社會矛盾火上澆油。中共政治框架決定了他們沒有合法性基礎，並且手上沾滿鮮血，也不敢放棄地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的積累。中國社會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就是這個原因。
北京清華大學的維穩報告，缺失關鍵內容。圖為2016年清華蘇世民書院的開學典禮。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是美國億萬富翁。書院效仿牛津大學的羅斯獎學金。
中國北京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近日發布了一份報告，指中國各地陷入“越維穩（維護社會穩定）越不穩”的“怪圈”。報告建議中共官方轉變現有的維穩思路和模式，“維護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合法權利”，並且中共需要認識到，“維權就是維穩，維權才能維穩”。
這份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報告在《中國青年報》發表，顯示報告的建議還不是中共內部的共識，也沒有為中共高層接受，而更可能是學者一廂情願的建議，甚或中共內部派系的試探。分析報告后不難看出，中國社會治安、社會矛盾、利益衝突、社會不穩定，都已達到異常尖銳的時刻，再次證明中共坐在隨時噴發的火山口上。
報告提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來實現社會“長治久安”，頗為意味深長。什麼是“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在正常社會，人們還不需要“利益表達”的制度，利益表達是次要的訴求；利益的分配，才是社會公平的關鍵。
清華報告迴避了“利益”和“財富”在中國社會的產生、分配和二次分配過程，迴避了產生和分配中的不公平性，實際上是跳過了最棘手和關鍵的問題，去追求細枝末節的瑣事。這不是做為中國知識分子頂級團體看問題的角度、做研究的方向，和反映社會問題的方法。這樣的政策建議，也不能有助於真正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
中共各級政府近年來普遍設立“維穩基金”，試圖“花錢買平安”，號稱“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維穩基金”一詞，在正常社會的人看來，荒謬無稽。正常社會有警察、司法、法院，這些執法機關已經有正常預算，為什麼要另外花一筆錢來維穩？為什麼這些不穩定不能在司法體制下解決？“維穩”設置的本身，就證明中共司法制度徒有虛名、無所事事。如果在司法預算上疊床架屋，再花費一筆資金去維護社會穩定，那維穩的對象是誰？不穩定的事物為何？是誰在法外節外生枝、另立公堂？維穩不是為了中共統治集團的利益又是為了什麼？為什麼中共可以用公幣來維持自己一個社會團體的地位？
中共這些權宜性的治理方式，完全無視法律的尊嚴和道德的力量，是訴諸收買、封口、行賄的非法方式，來治理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黑社會！事實上，中國已經徹頭徹尾的變成警察國家、匪徒國家，和黑幫亂黨的社會。中國蛻變成這樣的社會的罪魁，當然是中共無法無天的統治，和中共歷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後果。正是中共非法的統治，非法的社會結構，和非法的運用資源，才把自己逼到了今天混亂的社會現狀。關心中國的人們都知道，中共對這樣沒道德、沒法治、污染嚴重、資源耗盡、人心邪變的社會，其逆天而行的惡果，已經束手無策、回天無力。
中共統治集團的貪婪、無道、逆天，培植了八千萬沒底線、貪得無厭的官僚，其危害也波及整個社會、普通百姓、升斗小民，形成社會的惡性循環。刁頑的官員，滋生刁頑的小民。報告指出，民眾被提供了“誤導性的預期”——想解決你的問題？你就必須製造“威脅穩定的事端”，不威脅“穩定”，你的問題別想得到解決。因此，一些人學會了採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來表達和發泄其不滿。俗稱“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社會矛盾愈演愈烈，是中共自己造成的。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的李姓所長，承認中國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積累了很多歷史上的矛盾和問題”。從企業改制、房屋拆遷，到土地徵用、社會集資，“事情當中都向民眾欠了很多債”。問題得不到解決，民怨極深，一旦出現突發性事件，就容易造成群體衝突。中國的這些問題與其他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不同，它是中共打著“共產均富”、“為人民服務”的旗幟，用謊言暴力取得的。從1949年到2019年，如果中共篡權、掠奪財富、豐盈赤龍錢囊的罪行不被清算，非法攫取的財富不被追討，中國的資源和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怎麼可能得到解決？
清華報告提出“新的穩定思維的關鍵點”——“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會矛盾中處於首當其衝的位置”，“強化政府作為規則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調節和仲裁者的角色”。這些冠冕堂皇的建議，不可能在中共之下的中國實現，因為它們不啻於是要剝奪共產黨的經濟權力，也在削弱共產黨的政治權力，會被中共內部強硬派、甚至溫和派，都認為是在動搖共產黨的統治，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無獨有偶，美中貿易戰中美國政府提出的、合理和適當的要求，不是也被中共內部強硬派給否決了嗎？
中共為了維穩，殫精竭慮、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機構都有“不穩定因素排查表”。他們甚至荒謬的把“中學同學之間的小矛盾”、“學生對伙食有意見”，都列為“不穩定因素”。可謂八公山下，草木皆兵。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中共越是控制得嚴厲，越是有可能出現空白。他們不相信、也意想不到天意的安排，和因此出現的社會變革契機。記得2010年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嗎？就是因為一位26歲賣水果青年在街頭自焚而引發。
清華報告錯誤的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通過制度化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資源，“政治框架的基本穩定則提供了解決社會矛盾的政治基礎”。兩個假設都大錯特錯。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加劇了財富不均和中共的斂財，給社會矛盾火上澆油。中共政治框架決定了他們沒有合法性基礎，並且手上沾滿鮮血，也不敢放棄地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的積累。中國社會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就是這個原因。坊間“天滅中共”、“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的口號，事出有因，也順理成章。
中共依附、嗜血的本性，決定了它不可能放棄吸血，不可能放棄它依附中國社會汲取賴以生存的資源的模式。離開這些吸血行為，不管它是通過當年的共產革命掠奪農民土地、通過“國有化”攫取城市工商業資本，或通過改革開放、改制把國家財產侵吞己有，通過國企壟斷財富；或通過控制出口、匯兌、資金流動從國際社會吸血，它都永遠不可能讓利益分配製度化和公開化。所以，清華的研究結果，在中共治下“以利益表達制度化”的方法來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無疑是緣木求魚、水中撈月，是連中共都不屑一顧的策略，也永遠不可能成功。◇
本文轉自643期“商管智慧”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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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紀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