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丁邢
我想，教訓之一就是：必須讓醫生說話。
17年前，中國也曾經歷過一場冠狀病毒流行的考驗。當時也有一位醫生站出來說話，他就是301醫院外科主任，以腹膜后腫瘤手術聞名杏林的蔣大夫。
2003年4月3日，非典疫情已經在北京蔓延，衛生部長向媒體宣布北京只有患者12例，死亡3例。蔣大夫通過同行了解，僅309醫院就有患者近60例，死亡超過5例。4月4日，他實名向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寫信，要求公布真相。兩家電視台沒有回應。4月8日，外國記者輾轉看到此信，直接採訪蔣大夫。蔣大夫坦承此信是自己所寫。他說，自己之所以站出來說話，是因為不說實話，要死更多的人。4月9日，蔣大夫的信向全球公布。一石擊水，舉世震驚！隨後，世界衛生組織介入，中央下決心撤換衛生部長，實時公布疫情真相，全民動員，抗擊非典，成為轉危為安的契機。蔣大夫此舉在國際上被譽為「一位醫生的一句真話拯救了一個國家」。因此，他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賽賽獎。
我們有幸在非典結束不久便認識了蔣大夫。十七年來，和他多次交往，了解到他的壯舉非出於偶然。他的祖父蔣抑卮是銀行家。他的母親魏鵬九，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他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醫預系，便以「因真理，得服務，以自由」的校訓為座右銘。燕京預科結束轉入協和醫學院。畢業時，趕上301醫院創建，他便成為這所醫院最早的醫生之一。
1965年，成昆鐵路上馬，他參加了301成昆鐵路醫療隊，普通外科、骨科、肺、膀胱、甚至開顱手術都做。有一天送來一位戰士，頭顱骨被砸破，伴顱內出血，送到時一側瞳孔已擴大無光反應，這種情況必須立即開顱。衛生隊有開顱及麻醉插管的設備，但沒有麻醉醫生。醫療隊的麻醉醫生在37團，距他約30分鐘汽車路程。20分鐘后，病人的一側瞳孔也漸漸擴大，他不得不自己給病人插管，切開頭皮，用鑽開顱。幸好，麻醉醫生也趕到了，很快將200毫升的顱內血腫清除，病人瞳孔逐漸恢復正常，總算保住了生命，將他送西寧陸軍醫院。
蔣大夫不但醫術精進，而且一向富有正義感。文革前，有一次，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到外科樓檢查工作，在電梯內看到一個年輕女病人，是鐵道兵文工團團員。邱對她說，晚上你在後院花園等我。女病人不認識他，不知道怎麼應對，就告訴護士長。護士長又告訴兼任普通外科黨支部書記的蔣大夫。蔣大夫立即向保衛處報告。於是，保衛處長派人埋伏在附近。結果來了一輛紅旗車，下來的是邱會作。認識他的人都傻了眼，只好撤離。楊處長向醫院政委報告，政委又向總後政委李聚奎報告。第二天，李聚奎召開黨委會，批評了邱會作。文革開始后，蔣大夫寫大字報揭露了這種不正之風，受到打擊報復，被邱會作支持的一派抓捕，扣上「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漏網右派、現行反革命、壞頭頭」四頂帽子，批鬥毆打，關押兩年，發配青海貴南軍馬場勞改。這個軍馬場在海拔3800米的大山裡，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他開始干重體力活，成袋的高粱不封口，扛著登板入庫。沒有幾天，馬場職工醫院院長得了闌尾炎，只好請蔣大夫做手術，順利康復，從此他成為馬場大夫。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他才回到301醫院恢複原職。
2013年前後，小群血壓不穩，終日頭疼。多方求醫效果不明，只好給蔣大夫打電話詢問。蔣大夫約小群去他家。然後介紹給住在樓上的301醫院心血管科主任。經心血管主任開藥調理，小群病情好轉。當時，小群心存忐忑，不知怎麼感謝兩位專家，小心相問：給心血管主任帶點什麼好？他說，不收任何禮品。我們只好帶去兩本自己寫的書請他指正，他才欣然接受。
2014年，在《炎黃春秋》的一次聚會上，蔣大夫手裡拿了幾本厚厚的展示他專業領域成就的自印資料集，送給我們一本。小群提出，能不能做口述採訪？他說，考慮考慮。
沒想到，考慮考慮一拖再拖。他的確太忙了。80多歲了，還經常應邀參加各種會診。朋友求助，他幾乎有求必應，僅我們認識的人，求醫時得到他幫助者就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名單。
2014年，小群給蔣大夫打電話，可否開始口述史採訪，他同意。幾天後，我們如約去了他家。蔣大夫講了他的家世和求學經歷。我們商量，採訪稿整理出來，請他訂正、修改、補充，然後我們再作第二次採訪。我們整理了，他也訂正了，但是繼續採訪卻很長時間沒有下文。
作為醫生，不論在醫術上，還是在人格上，蔣大夫都堪稱杏林楷模。
讓醫生說話，這是關係全國乃至全人類生命安全的大事。
來源：丁東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