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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負責撤僑的官員自殺 日本官員為什麼如此輕生？
日本內閣官房一名負責撤僑事務的男性官員，因撤僑過程中發現6人感染新冠病毒而自責，2月1日，在埼玉縣跳樓自殺身亡。
日本官員為什麼如此鍾愛辭職、謝罪和自殺？臉皮為何不像其他國家某些官員那麼厚？
2019年年初，日本福岡縣飯冢市市長被爆出多次帶政府要員們聚眾打麻將。對此事，市長及副市長都鬆口承認，的確是在工作之餘打了麻將，並以每天約1萬-1萬2千日元（約合600-720人民幣）為賭注。市民對此很不滿，自發組織了抗議，要求市長辭職。
也許有的人不禁疑惑，打個麻將怎麼就搞出這麼大的事出來呢？為打個麻將民眾要求辭職，是不是小題大做？辭職是輕的，很多日本官員會選擇自殺謝罪。
日本80年代的食品投毒事件，一個日本「省公安廳長」——滋賀縣警本部長山本昌二，因為沒抓到罪犯，于退職當天自焚身亡，向全國謝罪。
很多同學留言感慨：雖然不喜歡日本，但日本人真的很有責任感，尤其是日本官員。
2005年，日本愛知縣西春町町長上野政夫因振興當地經濟不力，引起選民不滿而自殺；
2005年，靜岡縣藤枝市體育振興課課長岡村修因沒能為該市爭取到國際足球比賽的舉辦權而自殺；
2006年，日本駐華領館官員因性醜聞暴露而自殺。
2007年，日本農業大臣松崗利勝因挪用的500萬日元（大概合人民幣35萬）水電費懸樑被揭露而自盡。其遺書說「各位國民，各位後援會的同仁：由於我自己的不明和不德，掀起了這樣的風波，給大家添了麻煩，向大家深表歉意．謹以在下的這條性命來承擔責任並以此來向諸位道歉．懇請大家的原諒．我死之後，部下和家人煩勞大家照顧」。
之所以辭職或以死謝罪，是因為在日本社會，群體規範的約束力和群體壓力的影響遠遠超出外人的想像。
一個人活到被人稱為「不知恥」的程度，也就該棄生赴死了。所以日本官員普遍不好當，他們是最大的弱勢群體，不僅一舉一動都要遭到媒體批判性報道，而且一旦出了什麼問題，責任往往全部被歸結于官員，他們必須一邊承受工資有可能被降低的現實，一邊扮演全社會最廉潔的健康形象。
日本能從幾百年的朝拜國到脫亞入歐升為對外侵略的強國行列，這中間不談民族感情，光談他們的責任和恥辱感，真的是值得深思。
香港媒體曾有過這樣一段話：「世界上，唯有日本這個國家，一個多世紀以來引發了中國人最複雜的情感：它是中國的仇敵，也是中國的朋友；它是中國的學生，也是中國的老師；中國人對它氣憤，也對它親近；蔑視它，又羨慕它；拒絕它，又受到強烈的吸引。近一年多的釣魚島形勢緊張，將中日關係和民間情緒推到火藥味極濃的境地。在所有涉及當前國家主權和利益的問題面前，我們當然要毫不猶豫地為國吶喊，據理力爭。但這並不代表，在我們面對日本這個國家時，就該用憤怒的情緒將其全盤否定。」
2011年，在北海道地區發生了火車出軌事故，並引發了火災，事件共造成火車內79為乘客受傷，共計6節車廂被毀。
此次事件結束之後，北海道鐵路局負責人選擇自殺謝罪，而他的遺書里是這樣寫的：”在這個大家都在反省的時候，我選擇了離開，對於這樣的決定我表示深深的歉意。乘客能夠將生命託付給我們，是我們的一種榮幸，希望大家能夠在今後的工作中杜絕這樣的事情發生，也感謝長期來大家對我的支持，十分感謝。”
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如果大家想聽，可以說上個一天都不帶重樣的。那麼日本人為什麼會拿自己的性命來謝罪呢？
日本最大的特色要數日本宰相的頻繁更換。首相是日本的最高行政長官，但卻也是最脆弱的「易碎品」。官職最高偏偏任職最短，權力最大居然磕頭最多。
可以發現，日本首相去留的決定權雖然通過選舉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但那些頻頻離職的首相，都是任期未滿主動引咎辭職的，有的只是上任了幾個月。
除此之外，在日本，公務消費透明公開，民眾隨時可以在政府網站上查到相關信息。
不僅如此，民間還建立起公款消費觀察員制度。從1994年起，日本各地陸續建立了民間行政觀察員制度，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檢查納稅人的錢到底是怎麼用的。
只因為報錯了櫻花盛開的日期，日本氣象局官員馬上向全國民眾鞠躬道歉。
日本氣象局主管氣象預報工作的官員公開表示，「我們預報錯了櫻花盛開的時間，很抱歉打亂了人們的正常安排。」他還向公眾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歉意。
日本氣象局的做法無疑讓很多人想不通，日本政府部門真是沒事找事，幹嗎要為民眾預報什麼櫻花盛開期？預報就預報吧，何必要提供那麼精確的日期？再說報錯就報錯，多大事啊，有必要向全國公眾道歉嗎？這也正是日本的特色。
很多人說日本人的效率高，卻不知道他們的強烈責任感，是因為在工作中他們拿自己的名譽和信譽做擔保。
在日本，名譽比生命還重要！
自民黨幹事長：中國有疫情如同親戚生病，日本要以舉國之力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