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九林
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句慈禧名言，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可謂耳熟能詳。但若細思，確實會生出疑惑：這話實在太不得體，太丟臉面，私下指示尚可，公開說出肯定極為不妥。
要理解這個問題，需要明了下面這兩個基本事實：
（1）慈禧確實公開說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句話。
（2）但是，慈禧是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來公開說這句話的。
時為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狩」不敢回京的慈禧，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給內閣下了一道諭旨，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本年夏間，拳匪構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撓。疊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款。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議和十二條大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得不為爾天下臣民明諭知之。……」①
大意是：今年夏天「拳匪」作亂，得罪了友邦。我（光緒）擁戴太后西逃，京城陷落。授權慶親王奕劻與大學士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與友邦使臣議和。奕劻之前呈送來的各國提出的十二條議和大綱，我（光緒）已批示照準。不過，也仍發電報命令這兩位全權大臣，須將詳細內容細細斟酌查核，做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如今，我（光緒）得到了悔禍的機會，也應該頒布自責的詔書，把朝廷所遭遇的種種「委曲難言」的苦衷，說給天下臣民們知曉。……
雖然清帝國的高級官僚們都知道光緒已是傀儡，所有以光緒名義頒發的諭旨其實都出自慈禧之意。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種丟人的話，終究是公開寫在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的諭旨里，而非寫在以慈禧名義發布的指示當中。讓光緒替自己說這種話，慈禧不會有太大壓力。
上海英文刊文《THE RATTLE》關於慈禧回京的漫畫，原畫配有文字「祖宗保佑，我們又回家了」。
慈禧借光緒之口，公開說出的這句名言，常規的解讀，可參見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的概括：
「（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定要把『中華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來，巴結這些武裝佔領了首都的『與國』，使它們感到這個朝廷確是值得『保全』的。」
但學者王開璽不認同這種常規解讀。在他看來，清廷在《辛丑條約》簽訂之前，曾努力與列強交涉，想要削減賠款的數額，只是最終沒有成功；且這份諭旨當中還有一段話，是要奕劻與李鴻章等人與列強討價還價：
「細訂約章時，婉商力辯，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為重，當視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議之必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也。」
故此，王開璽認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句慈禧名言的正確解讀應該是：
「清廷的上諭是要求議和大臣奕劻、李鴻章，必須『竭忠盡智』，與列強切實相商，不得在賠款等問題上漫天要價，任意要挾，以儘可能少的中華之物力，來結與國之歡心。」②
就字面意思而言，王開璽的理解似乎是正確的。據諭旨原文，「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句之前，確實有「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這樣的指示。此處的「悉心酌核」與後面的「婉商力辯」，確實是在指示參与談判的大臣們，要想辦法減少賠款總額，不能對方開口要多少就答應給多少。
但王開璽將「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解讀為「以儘可能少的中華之物力，來結與國之歡心」，卻又有些走得太遠了。畢竟，諭旨里還有一句「各大國信義為重，當視我力之所能及」——大國們都是講究信義的，對賠款的要求應當會以大清「力之所能及」為準。
這句「當視我力之所能及」，固然未必等同於胡繩的「有多少就拿出多少來」，卻也同樣不能等同於王開璽的「以儘可能少的中華之物力，來結與國之歡心」。諭旨一面要求參与談判的大臣努力與列強磋商（婉商力辯），一面指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模稜兩可的指示，實際上是一種話術，反映了慈禧既希望不惜代價確保和談成功、又不願意承擔達成巨額賠款的談判責任的現實心理。一如時人李希聖所言：
「太後方以首禍當議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見約無之，喜過望，詔報奕劻、鴻章盡如約。」③
大意是：慈禧本來焦躁不安，擔憂列強追究禍首會追到自己頭上，后見列強提出的十二條和議大綱里沒有提到自己，大喜過望，遂下詔讓奕劻、李鴻章全盤接受了十二條。此即前文所引詔書中提到的「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議和十二條大綱，業已照允。」
換句話說，如何讓自己免於被列強追究，才是整個和議過程中慈禧最關心的事情。李鴻章曾在議和中為載漪等人辯護，瓦德西的回應是：「吾等所列罪魁，皆其從者。為全中國體面，其首罪名，猶未提也。」④——現在點名要求懲辦的人，不過是從犯，為保全你們的體面，我們還未追究首罪之人。瓦德西這番話所指向的正是慈禧。李鴻章將瓦德西的強硬態度傳至西安后，慈禧立即同意在「懲凶」一事上完全應允列強的要求。稍後，列強嚴苛至極的十二條議和大綱送至西安，慈禧的回應也是全盤照準：
「覽所奏各條，曷勝感慨。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輕重，詳細節目，仍照昨日榮祿等電信各節，設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資補救。該王大臣等力為其難，惟力是視可耳。欽此。」⑤
指示中要求奕劻、李鴻章在細節上與列強繼續「婉商磋磨」，以求「稍資補救」，這些話自然也只是在裝點門面——十二條大綱已全部「照允」，哪裡還有補救的空間？這種「應即照允」，正是慈禧「量中華之（儘可能多的）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心態的產物。
略言之，以光緒名義頒發的諭旨里，雖然在「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之外，尚裝點有「悉心酌核」、「婉商力辯」等詞句，但無論是慈禧的內心傾向，還是實際的談判操作，都更接近「有多少就拿出多少來」。
1902年初，在確信列強不會清算自己后，慈禧回京
註釋
①《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945~947頁。
②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新解》，《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李希聖，《庚子國變記》，收錄于：《義和團》第1冊，第34頁。
④羅惇曧，《庚子國變記》。
⑤《義和團》第4冊，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