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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申紀蘭不能承受之重
文：宋志標
91歲的申紀蘭代表於6月28日凌晨去世，因為連續擔任至今13屆全國人大代表，她被貼上了許多不那麼好的標籤。對她的評價，不同的人群必然也有不同的判斷。有漫畫家創作了「高舉的手」的畫面，諷喻申紀蘭的政治立場。同時，為她辯護的表達也比較多——后一種聲音在過去幾年是不可想像的，即使有也會被批評聲音淹沒。
在褒揚申紀蘭的聲音中，有一部分來自於親近女權人士，所持有的依據是申紀蘭推動了男女「同工同酬」。申紀蘭曾經作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到丹麥參加過世界級婦女會議。這是她此生去過的最遠地方，卻在幾十年後給予她正面評價的滋養，而將其奉為平權先驅的人，更可能是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現在看來，評價申紀蘭有兩種思路，一是按照宣傳的手法，給予她歷史的典型的意義，賦予一種高大上的公眾形象。申紀蘭的一生被宣傳的需求包圍，經歷了所有的宣傳寫法；還有一種是按照貶抑式輿論手法，將申紀蘭歸結為某種不好的象徵，「活化石」之類，不承認她的積極價值，甚至將她看作是不堪的一個人。
這兩種思路看似不可調和，其實一樣失之簡陋，也一樣地缺乏基本的尊重，無非是將申紀蘭放在各自信守的模板中，各說各話。當然，也要看到，相較於2009-2014年的輿論環境，我們已經失去了全面理解申紀蘭的媒體機會，或者說公開討論一個更有層次的、有血有肉的申紀蘭的機會。即使惡評她的人，恐怕也承認這個現實。
申紀蘭到底是個什麼人，市場化媒體在其最後階段曾經有過解讀——那些解讀基本上接近了各種限度：能當面解除申紀蘭的限度、其周圍人能夠談論她的限度、展露她家庭微妙的內部關係的限度。易言之，申紀蘭像所有人那樣會保守一個人的祕密，在能夠公開的信息、關係、論斷等方面，在她去世幾年前已經「論盡」。
作為一名高壽的農村女性，得益於漫長的人生，申紀蘭有機會經歷複雜的評價歷程。我們觀察她的公共形象，包括構建她形象的驅動力、塑造的手法模式、所使用的大眾媒體類型、如何誤打誤撞地吻合大歷史情境、前後兩種公開形象的評價撕裂等，都是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從這種意義上講，申紀蘭去世是一個頗具時代感的事件。
如果做一個大致的劃分，2009年前後是申紀蘭形象的分水嶺。這個時間點之前，申紀蘭是一個先鋒農民的典型，是黨的方針政策在「三農」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從1955年開始，申紀蘭經歷了半個世界的正面宣傳，公開呈現的是光輝的形象。這個時間點之後，輿論改變了申紀蘭的形象，這個形象與過去幾十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
在2009年之前，新華社、人民日報等黨媒承擔了塑造申紀蘭形象的任務，包括她第一次在全國性的黨報上露面，逐漸被樹為典型，尤其成為婦女「半邊天」的形象代言人。因為黨媒在這個歷史階段的特殊重要性，申紀蘭的形象可謂一紙風行。她的所有榮譽都與這個宣傳形象有關，這是她的高光階段，儘管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重重心事。
200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大到可以扭轉申紀蘭半個世紀的形象？這要從幾個方面理解：一是2009年是市場化媒體最成熟的年份，其鋒芒自然地延伸到兩會報道中；二是兩會民意代表表現活躍，主動爭取鎂光燈，容易展露並比較代表的個性與公共性；三是微博等社會媒體發軔，處於自由狀態，整個輿論場被掌握在自由主義者手中。
換句話說，申紀蘭即使是暢銷半個世紀的老典型，也不得不跌入時代的輿論洪流中。從這一年開始，以前始終被宣傳型媒介周全保護的申紀蘭，人生第一次要面對市場化媒體的直率提問。在當時，這種提問不會被看成是問題，無論是媒體還是人大，都服膺于這種媒介環境。人們眼睜睜地看著農民申紀蘭掉進了輿論旋渦。
現有流傳的對申紀蘭不利的話，都來自於2009年及其之後三兩年，尤其南都在標題里烘托的，「我從來不投反對票」更是不脛而走，成為此後縈繞在申紀蘭形象上的咒語。從某種程度上講，記者是將制度性的負累甩給了申紀蘭，通過看她笨拙地應對，來獲得新聞點，併為旁觀者攫取某種批判的快感。這是當時的潮流所向，媒體熱衷於此。
回望看，很沉重。也不好說這是誘導申紀蘭的那些記者的錯，也不好說是圍觀兩會報道、樂見「大炮」型代表委員猛烈開火的觀眾的錯，總之，缺乏心機的申紀蘭因為她過往的典型形象被「選中」，而後，藉助于全新的輿論基礎設施，申紀蘭被賦予了迥異於往的不甚光鮮的公共形象。一些更離奇的傳言趁勢而上，靠前後兩種形象的張力，撕扯申紀蘭。
在申紀蘭新形象的塑造上，因為塑造的原理與過去完全不同，它不再是宣傳幹事精心選擇的，而是任何人都能根據節奏參言進來，並且在完全不可控的輿論場中快速傳播。表面上看，申紀蘭還是保持著典型形象，但其核心評價已經顛復和逆轉。她從一名農村基層的「常青樹」，變成了一種批判的武器，引發圍觀者意味深長的笑容。
要看到的是，在申紀蘭80歲之前，她主要時間都沐浴在正面典型的光榮中，哪怕她自知不能勝任，但仍然承擔起被賦予的角色。而她自己，用實際的、也許不那麼有經濟價值的埋頭苦幹，以便讓自己配得上這個形象、這個角色擔當。這個時候，全國人大代表的身分與她的奮鬥是相輔相成的，但新的形象堆砌，破除了申紀蘭這個存在狀態。
在申紀蘭新的公眾形象中，她被抽象化了，被認定是一種扁平的人物，不再有任何在地的實在感——表現出來的就是，她的生活、她的勞動、她的村子，也就是她的歷史與處境完全被漠視，被工具化了，用來抨擊某種東西。2009年以來，申紀蘭腳下的那片土地失去了能見度——以看似政治正確的方式，滿足特定的批判指向。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之後，當時的先鋒媒體《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周末》在掙脫彼時輿論風氣上有過努力。它們的報道將申紀蘭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一件工具來書寫，可以明說的內容努力拓展信息量，不可以明說、只能意會的部分則隱約帶出申紀蘭的命運感。迄今為止11年間，這是媒體呈現申紀蘭時最後的體面報道。
最近五六年間，輿論場中的申紀蘭形象繼續保持十年前形成的片面化、簡單化狀態。此時，媒體生態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市場化媒體沉沙折戟，早已變得不堪；輿論主體大浪淘沙，而兩會在社會議題設置上也相當疲累。自由派賦予申紀蘭的新形象早有疲態，僅僅靠慣性維持，就連當初的構建者也任其剝落。
所以，在申紀蘭去世后，她那些被壓制了十年之久的支持者聲音顯露，他們要做的是進一步削弱自由派對申紀蘭形象的塗抹，恢復她差不多被遺忘殆盡的歷史形象。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平反」，它所採用的手段是當代的社媒發力，而早幾年的自由分子也不再是對手。作為歷史人物的申紀蘭，她苦寒、熱鬧的寨城上，兩種公共形象的旗幟又在輪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