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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禁書解讀 - 余傑：曾經是鼠族的習近平，要將中國的鼠族趕盡殺絕 - 派屈克·聖保羅《低端人口》
派屈克·聖保羅的《低端人口》。（封面照片）
中國無論是所得分配惡化的速度或是趨勢，相較世界各集團，無論是已開發國家乃至非洲，中國都是世界第一 – 沈榮欽
「低端人口」是習近平的愛將蔡奇發明的敏感詞
二零一七年冬，北京市大興區一所簡陋住房發生火災，造成十九人死亡的慘劇。新官上任的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不僅沒有反思政府的責任，反而藉機以「消除安全隱患」為由，落實習近平「疏散非首都功能」的指令，矛頭直接對準改革開放以來為建設城市付出巨大心血的農民工群體。北京當局展開緊急行動，調動警察使用暴力手段將超過十萬名「低端人口」驅離家園。
蔡奇的一段動員談話影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這位「北京一把手」親口宣稱：「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他還補了一句，再發生類似大興火災的事故，「大家就要把手剁下來」。其豪言壯語，好像出自蘇丹或索馬里的殺人如麻的軍閥之口。
這場清理行動的範圍，涉及北京各區城鄉結合部、老舊小區、出租大院、工業大院、違法建築等場所。通告內容指出，清理對象是「低端產業從業人口」。英國《金融時報》搜集了一百三十五張「清理低端人口」通告，繪畫出多張地圖，記錄了清理行動的影響範圍幾乎包括所有外來務工人員居住地區。覆巢之下，也傷及若干喜歡居住在老舊衚衕裏面的「中端人口」乃至「外國友人」。
官方有關「低端人口」的說法引起中外輿論驚詫不已，被認為是將人分九等的種族主義。更有民眾將在冰天雪地中流離失所的農民工的照片與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圖片並列，發現兩個場景驚人相似。有人評論說：「清理租房的場面就像電影《辛特勒的名單》當中，黨衛隊清理猶太區一樣啊，就差上大狼狗了。」
為了降低負面影響，」低端人口」四個字很快成為中國網路審查的「敏感詞」，在微博、微信的主貼及評語欄目均遭屏蔽。該年度台灣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記錄東北精神病院的中國電影《囚》獲得最佳紀錄片獎，導演馬莉在領獎時說自己代表「待處理的低端人口」。話音剛落，中國直播金馬獎的網路平台狠狠掐斷直播。拍攝警察驅趕農民工實況的藝術家華涌，也遭到警方全國追捕，最後被破門而入的警察抓走，直到最後一刻他還在堅持網路直播。「低端人口」的說法，明明就是作為習近平愛將的蔡奇的發明，蔡奇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官方講話中使用，卻不準民眾談及，這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與「低端人口」相對應的還有另一個更為形象的詞語「鼠族」。此前，中國學者廉思提出」蟻族」的概念，用來指稱領低薪、居住在條件惡劣的大學畢業生。而「鼠族」比之地位更低，他們是來自貧困地區、教育程度低、住不起出租房而住地下室甚至在橋墩下、廢棄建築的縫隙之間苟延殘喘的農民工。法國最大報《費加洛報》駐北京記者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發現，在他住的高級公寓的地下室，就有若干「鼠族」居住。同一棟大樓，樓上與樓下宛如天堂與地獄之差別。他驚覺自己正置身中國幻夢的風暴中心，正看著這巨獸大國最殘酷的一面。於是，他耗時整整兩年，帶著翻譯四處採訪北京城裡默默做工的人，數度遭遇被當局請去喝茶的危險，由此寫出第一部著作《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
沒有貧民窟的城市，貧民都到哪裡去了？
網上北京驅逐「低端人口」與納粹「水晶夜」照片並列比對。（Public Domain）
初到北京，派屈克發現，北京不是加爾各答或墨西哥城，以及一切發展中國家的大都市——北京沒有貧民窟，光鮮亮麗，井井有條。那麼，沒有貧民窟的城市和國家，是不是比充斥著貧民窟的城市和國家更美好、治理得更成功？這是北京政府洋洋得意的宣傳，卻不是這個國家的真相。
派屈克發現，在北京，「苦難藏身地底，而苦難的人要是冒險浮出地面，就註定被榨得連渣滓都不剩」。北漂的勞工構成北京的日常風景，但在高房價、沒有北京戶籍的限制下，他們被迫無奈屈居於暗不見天日的地下室。他們有老有少，有為了籌措兒子結婚聘金千里迢迢到北京當清潔工的老夫婦；有為了在市中心高級飯店實習而住進地下，習慣了北京地底腐臭氣味的大學畢業生；有為了孩子的未來，離鄉打工的父母，孩子卻被迫留在老家、成為一年到頭難得見到父母一面的「留守兒童」。據估計約有一百多萬人潛居在北京最繁華、最富裕區域的地底，他們是首都能維持日常運作的基礎勞動力，從工地勞工、大樓清潔員到各類干臟活累活的勞動人力。在「中國夢」的急促催動下，多數中國人都有想拉著、依著中國經濟大躍進的東風往前滑翔、改變命運。但是，為了夢想中的好機會與好日子，許多從農村遷移到沿海或內陸都市的民工，連翅膀都來不及長出就已淪為「鼠族」。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指出，這些勞工跟老鼠一樣住在地底，他們的居住條件惡劣，沒有自然光，空氣潮濕而惡臭，這就是為何社會大眾用「鼠族」來稱呼他們。但人畢竟跟老鼠不一樣，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健康將受到極大的危害，不但可能染上皮膚病，心理負擔也會相當重。根據統計，這些「鼠族」中的許多人都患有抑鬱症。不過，派屈克在採訪以及跟「鼠族」的交往中發現了他們的另一面：「鼠族讓人不得不尊敬。他們面對體制，為了擺脫貧困闖出一片天而培養出的韌性、堅忍性格以及適應能力，怎能令人不欽佩？」
其中，生活境況最悲慘的一名「鼠族」是在北京一口井中住了十年、被稱為「井底人」的王秀清。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前夕，十年來王秀清賴以為家的下水道井口突然出現一群制服筆挺的警察，其中一名警察放出籠子里的德國狼犬。於是，王秀清被發現了，並被關進狗籠帶走。這一天結束了王秀清長達十年的「井底人」生涯，卻也戲劇性地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當他的故事被媒體報道之後，他得到人們廣泛的同情，北京某大學聘他當雜工，包三餐和宿舍——學校公寓的地下室。他還是住在地下，但跟沒有暖氣的下水道相比，已宛如天堂般舒適。
派屈克曾到王秀清的老家探訪——他們驅車一個多小時，來到離北京僅數十公里之遙的懷柔的山區，那是破敗的村莊中一棟屋頂只有一人高的、牆壁上充滿裂縫的、搖搖欲墜的小屋。王秀清的妻子抱歉地提醒客人，不要被四處出沒的老鼠驚嚇到了。派屈克感嘆說：「王秀清在北京的日常與鼠人無異，但在他們遙嶺村的家，稱王的確實是這群真正的老鼠。」派屈克曾在戰火連綿的阿富汗、獅子山共和國、象牙海岸、蘇丹等「失敗國家」採訪，但他完全沒有想到，被執政的共產黨形容為「大國崛起」的中國，在和平和發展時代的北京郊區，農民過的生活絲毫不比他去過的那些「失敗國家」好多少——「黨國不會顧惜像王秀清這樣的國民，任由他們淪落貧困慘境，共產主義的理想已在追求財富的饑渴中漸漸枯竭。」而對於城市新興中產階級而言，對生活在他們高級公寓地下室的同胞毫無憐憫之心——一名海歸的外企白領對派屈克直言不諱地說，中國夢裡當然不包括哪些骯髒、粗俗、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在中國，「號召愛心人士為一群面臨威脅的狗請命，比為這群受體制壓榨的人發聲來得容易多了」。
他們是鼠族，他們也是愛國者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現場（維權人士獨家提供）
《低端人口》一書不是城市版本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者不是一味渲染「低端人口」生活的慘狀，並由此推演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作者也沒有像中國的某些老毛派和新左派學者那樣，宣揚「窮人是好人」、「富人是壞人」的反資本主義的道德哲學。作者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發現並解釋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就這群「低端人口」而言，他們是鼠族，也是忠心不二的愛國者。
王秀清沒有受過太多教育，卻也深知不能在外國人面前說自己的政府不好。他對派屈克說：「討論國家大事我可不在行。」在派屈克驅車載他回家的路上，經過雁棲湖高級住宅區——那是二零一四年中國為接待亞太經合會議的各國元首而修建的、美輪美奐的場館和別墅，這裏可以遙望長城。王秀清滔滔不絕地讚美這些建築，認為這些建築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形象——儘管這些建築門口站著武裝保安守衛，像他這樣的「低端人口」永遠不得其門而入。而在其一貧如洗的家中，小電視上方掛有一張毛主席肖像，王秀清崇拜毛，「毛主席那時候我們是窮，有時也難吃飽，但是大家處境幾乎差不多」。他譴責現在的某些公務員利用權力發財，卻又話鋒一轉：「我對我們領導人習近平十分有信心，他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哪裡，把中國帶向了一條正直穩當的道路。」而他的在班上成績第一名、以後想當警察或老師的女兒也大大歌頌中國社會的團結友愛。王秀清沒有拒絕派屈克的友誼，卻跟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西方充滿警惕：「鄰國對我們領土的侵略野心，就真是個威脅。中國還不夠強，它必須成為一個強盛大國，免得悲慘的歷史重演。」
另一位居住在大樓地下室的清潔工老鄭，有一次敲開派屈克的房門，充當了一回不速之客。派屈克為客人做了高級牛排等法國餐。沒有想到老鄭無福消受帶血絲的牛排和紅酒，剛吃完就跑到廁所里嘔吐，這跟派屈克無福享受老鄭希望款待他的拌面一樣。老鄭看到派屈克家的大屏幕電視，要求打開來看，還特別挑選正在播放的關於毛澤東的連續劇。派屈克問：「毛澤東是個好領導嗎？」老鄭回答說：「這是唯一可以算得上好領導的，他找回了我們中國的驕傲，尋求共同的利益。」
王秀清和老鄭的語，確實是他們的心裡話。這樣的說法每天都出現在中國的電視和報紙上，以及學校的教科書中，長此以往，已經成為中國人潛意識的一部分，他們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法國漢學家魯林（Alain Roux）在其巨著《毛澤東傳》中指出：「毛澤東認為貧困是革命的添加劑，痛苦是『在白紙上寫美麗的詩篇』。……作為專制者，毛澤東做出了很多可怕的行為，任何結果都無法為不人道的手段開脫。」但是，魯林的書不可能在中國出版，更不可能被王秀清和老鄭這樣的「低端人口」讀到。
中國的「低端人口」大都不認為他們的悲慘境況是共產黨或中國現有體製造成的，他們毫無法國大革命前夕「無褲漢」們對國王和貴族階層的憤怒與仇恨。受官方洗腦的宣傳教育，他們認為罪魁禍首是西方國家，他們發泄心中不滿的最為出格的舉動，就是在官方默許甚至縱容的反日和反美活動中，砸爛路邊日本產或美國產的私家車。中國人普遍喪失了「反抗的意志」，正如某中國高級官員所說，中國人是可以吃草的。於是，中國的崩潰遙遙無期。
那些萬里挑一的、終於功成名就的「前鼠族」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現場（維權人士獨家提供）
《低端人口》中也描述了幾位從「低端」躍升「高端」的成功者的故事。中國社會階層日漸固化，打破階層分野越來越艱難——以北京大學學生為例，一項關於生源的調查報告指出，三十年前，來自大城市與小城鎮及鄉村的學生的比例大致是各佔百分之五十；三十年後，這個比例已經變成九成比一成。但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冒險家的樂園」，也還是有萬分之一的機會，使你麻雀變鳳凰。當然，派屈克所講述的絕非市面上流行的勵志式的成功故事。
在派屈克筆下，三十五歲的相聲大師曹雲金的一身上下都極度誇張：身披鼴鼠灰的皮外套，金色的瑞士名表，華麗的義大利跑車，還有從寸步不離的美女助理。他在北京最高檔的保利劇院的演出，一千五百個座位座無虛席，最前的座位的票價高達一千一百八十元人民幣。當然，他能上央視的春晚演出，表明他的相聲不僅對黨國無害，而且是黨國最好的精神麻醉品。曹雲金原名曹亮，因師從郭德綱，加盟「德雲社」，而改名曹雲金。後來，師徒突然翻臉，郭德綱公開《德雲社家譜》，表示「該清的清，該驅的驅。所謂的清理門戶，是為了給好人們一個交代。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以忠正為本。留下藝名帶走臉面，願你們萬里鵬程。從此江湖路遠，不必再見。」以及「另有曾用雲字名者二人，欺天滅祖悖逆人倫，逢難變節賣師求榮，惡言構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鮮恥令人髮指，為警效尤，奪回藝名逐出師門」，將曹亮逐出師門。
不過，曹雲金還是堅持用這個新名字。他一般不願對媒體講述尚未發跡時的苦日子，在派屈克的不斷追問下，他才說了一段唯一不幽默的話：「地下室的濕氣是在讓人無法忍受。我一直生病好不了。最難過的是皮膚，我整個上半身、背部都布滿膿包，手腳、手臂總是長著廯，有時非得抓到流血。那時候我心裏只想著一件事，就是洗完衣服后怎麼把它弄乾。」但接下就是如同《人民日報》社論的官樣說法：「跟美國或歐洲相比，中國是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現在的年輕人機會越來越多了，但人生就是一場戰鬥。」
另一位曾在地下室居住七年之久的畫家張思永，當初為幾百元人民幣煩惱，如今每一幅畫都可賣出幾百萬高價。他向派屈克表示，他絕不為市場而出賣靈魂，卻又誇耀說，就連賈伯斯也收藏他的作品，他還秀出手機中跟各國名流的合影，以此顯示他如今已經是上層社會之一員。
張思永昔日的畫家朋友卻稱之為「如假包換的鼠輩」——「鼠輩」是比「鼠族」嚴重得多的評語，「鼠族」只是形容地位和處境低下，「鼠輩」卻是直指人品的卑賤。果然，張思永很快告訴派屈克，他非常驕傲自己的作品能被中央黨校選中送去展覽，他十分樂於炫耀那枚印有鐮刀和鎚子的徽章。他也表示支持習近平號召文藝工作者下鄉「再教育」的運動——習近平說，藝術家接受文藝「整風」運動，就能在接觸鄉土人民的過程中，「樹立正確的文藝觀」。但是，張思永又表示，他本人不需要下鄉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因為他本來就是江西鄉下的苦孩子，幼年喪父，由寡母養大，而且他本人從未與鄉下斷過聯繫。
從派屈克書中這些飛黃騰達的「前鼠族」的故事可以看出，數百萬計「鼠族」都在這條成功的羊腸小道上奪命狂奔，跑到終點的只有寥寥無幾的極少數。在中國，成功固然需要才華和韌性，更需要野心和狡詐，以及對各種潛規則和厚黑學爛熟於心、運用自如。中國太大了，在黨國的盛宴上，只要能分到一點殘羹冷炙，就可腦滿腸肥、神采飛揚。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二零二零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承認，有超過六億中國人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幣，連租房的錢都不夠。換言之，中國有六億人差不多屬於「鼠族」或「低端人口」，占人口的接近一半左右。派屈克的書中所寫的「鼠族」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每年還會有更多中國人加入到「鼠族」大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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