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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大總統被罵成了日本人的私生曾孫子
文：言九林
1919年9月15日，《民國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安福世系表之說明》，作者署名「格」。
這位「格」說，自己最近從一個朋友那裡見到了一張「安福世系表」。朋友說這隻是遊戲之作，且對錶的內容做了一番說明。自己這篇文章，不過是將朋友的表和說明忠實記錄下來。
所謂的「安福世系表」，是這個樣子的：
文章說，安福系仰賴日本人的鼻息生存，日本人自然是他們的祖宗。段祺瑞是安福系的首腦，但他已不公開出面做事，所以可以算日本人的兒子、安福系的「老太爺」。徐樹錚是檯面上衝鋒陷陣的主體人物，所以算安福系「本身」。王揖唐替徐樹錚跑前跑后搞組織，所以算徐的兒子……徐世昌是非法國會產生的總統，好比「非正式結婚所生之子」，所以算徐樹錚等人的「私生子」，也就是日本人的私生曾孫子。簡言之，這張表，將以徐世昌為總統的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全部簡單粗暴地罵成了日本人的兒子、孫子、曾孫子、元孫子……
徐世昌
《民國日報》由國民黨人1916年創刊于上海租界，早期的主旨是刊登各種討袁信息，反對袁世凱稱帝。對袁死後的北洋政府，該報因政治立場不同，也長期持批判和反對態度。《安福世系表之說明》這樣的文章出現在《民國日報》，可以說一點都不奇怪。
遭受如此辱罵，大人物們自是不能善罷甘休，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為自己維權。《民國日報》登記于上海租界，北洋政府遂聘請了一位在上海頗有名望的義大利律師穆安素（G．D．Musso），以「侮辱大總統和在職官員」的罪名，將《民國日報》的總經理邵力子、總編輯葉楚傖二人，告上了租界法庭。《民國日報》聘請的辯護律師，則是一位美國人林百架。
穆安素（左）
當年的《申報》，扼要記錄下了法庭的裁決過程。
開庭后，先由原告律師，也就是穆安素，申訴具體的控告理由。然後由雙方律師向兩位被告問話。葉楚傖在法庭上說：自己擔任報館主筆快十年了，現在是《民國日報》的總編輯，對報紙上刊登的《安福世系表之說明》這篇文章負完全責任。但這篇文章，只是針對國家政策的一種遊戲性質的批評，「並無侮蔑意義」，本報的宗旨是希望中國能有一個良好的政府，可以讓中國的國民享有和平之福。邵力子的自我辯護，與葉楚傖大體相同。
被告做完申辯后，雙方律師開始圍繞法律進行論戰。林百架要求法庭判葉楚傖與邵力子無罪。理由有三條：
（1）原告並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據來支持他的訴求。現在提出的這些證據，與原告指控被告的罪名（「侮辱大總統和在職官員」），在法律上「無符合之處」，是完全脫節的。要想讓原告的罪名成立，北洋政府必須直接派人「來滬證明提出充分證據」。
（2）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人民有自由言論之權，報紙的言論自由也受到憲法的保護。即便被告的行為，有越出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的範疇，被告也不應被判有罪，因為原告指控被告的罪名是「侮辱大總統和在職官員」，而他們提供的證據不足以支撐這一點。
（3）被告刊登《安福世系表之說明》這篇文章的用意，是為中國「促進良好政府及永久和平」。文章是就政府公共事務對政府公眾人物展開批評。這種批評「乃法律所許可」，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
林百架說完后，穆安素開始陳訴。穆講了兩點理由，要求法庭從重從嚴處理葉楚傖與邵力子：
（1）被告案情重大，他們刊登的文章「足使人民譏笑大總統及在職官員」，不但侮辱了大總統和在職官員，還會引起人民對大總統和在職官員的輕視，讓大總統和在職官員產生不應有的羞恥感。
（2）被侮辱者的地位很高，被侮辱的方式也相當粗暴。侮辱者身為主筆，受過高等教育，刊登《安福世系表之說明》這篇文章時就應該清楚它帶有侮辱性質。而且，這篇文章刊登后，「于和議前途大有妨礙」，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被告故意躲在上海租界里刊發這種「足以使人民取笑」大總統和在職官員的文章，在社會上造成了輕視政府的惡劣影響，「當然應認為有罪」。
按北洋政府大人物們的設想，最好是將葉楚傖與邵力子這些人投入監獄關個幾年。故穆安素陳訴完了之後，又對法庭提出要求，請其將葉楚傖嚴辦，理由是葉之前也因為類似的事情被告上過法庭，而且這個人還對暴力暗殺持肯定立場。林百架聞言，立即起立反對，指責原告律師是在以無關事項干擾司法裁判。
租界法庭既不願讓北洋政府太過難堪，也不願做壓迫言論自由的幫凶，遂於一番商議之後，判決葉、邵兩人「各罰洋一百元」，然後將之釋放。
《申報》當年的報道
此事還有後續。
因《時事新報》轉載了《民國日報》說徐世昌是日本人的私生曾孫子的那篇文章，穆安素又應北洋政府的委託，以「侮辱總統」的罪名，將該報的總經理張雲雷和總主筆張東蓀告上了法庭。
穆安素在上海法律界的名聲雖大，辦這件案子卻似乎並不怎麼認真。或許是因為之前控告《民國日報》是在英租界法庭，所以這次起訴《時事新報》，他也條件反射式地將訴狀遞到了英租界。結果鬧了一場大烏龍——《時事新報》的註冊地是上海法租界。
案子轉回到法租界后，《時事新報》請了一位著名的法國大律師逖百克來為自己辯護。逖百克在法庭上說，《時事新報》只是轉載了別家的文章，並沒有在裏面添加新的東西，而且，民國的國民，不是皇帝的奴僕，是享有言論自由的：
「民國言論應可自由，大總統非皇帝可比。現在民國制度之下，不應仍以君主專制之頭腦，限制人民之言論。」
另一位「幫辦律師」則告訴穆安素，你既然代表中國政府來起訴我的當事人，就應該知曉中國的法律。我的當事人張雲雷，現在是國會的參議員，按照民國法律，沒有通過國會，是不能隨意逮捕控告國會議員的。你現在「以刑事起訴」我的當事人，實屬違法。這番言辭讓穆安素頗為驚訝，只好辯稱確實不知張是國會議員，但他既然身在租界，也不妨「遵照租界之法律」來判決。雙方遂圍繞著究竟該用民國法律還是租界法律，展開了漫長的爭辯。
租界法庭最後的裁決是：《時事新報》既然是在法租界註冊的，由本法庭受理此案也是正當。該報刊登的文章轉載自《民國日報》,原告試圖援引新刑律的第一百五十二條來給被告定罪不合適。
法國律師逖百克
發生在1919年的這兩樁案子，究其實質，指向的乃是「媒體究竟可不可以基於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對涉入該項公共事務的公共政治人物展開批評，這種批評的尺度與邊界又在哪裡」。限於材料，今人只能從報紙有限的報道中，見到當年法庭辯論的一鱗半爪。但從這一鱗半爪里，仍可以窺見時代是趨善的——徐世昌們雖然憤怒，卻也並沒有派了人去將批評者綁架或者暗殺，也沒有給批評者栽贓嫁禍嫖娼之類的罪名，而是聘請律師去走法律途徑；租界法庭在判決中雖然要顧及與北洋政府的關係，但其判決仍有底線，並未以政治需要為準繩運作。最要緊的是，這兩樁案子讓時人具象地意識到，批評大總統是一種國民的基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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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句題外話：活著的大總統徐世昌，因公共事務被人罵成日本人的私生曾孫子，尚且只是罰款一百；死了的秦制帝王們，當然更可以被後世史家評為「王八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