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雜誌的第一健筆
台灣學者薛元化在《<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一書中指出：「在《自由中國》的近十一年的生命中，它昭示了一個自中國大陸來台自由派知識分子宣揚民主自由理念，而至進一步尋求努力實踐其理想的例子。雖然這個例子以悲劇收場，但是其所播下的思想種籽則影響了從一九七零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很多美麗島一代的抗爭者，多多少少都受《自由中國》雜誌啟蒙，如康寧祥主導的《八十年代》雜誌在一九七九年出版前後，為了宣傳自由、民主的理念，便印行了四本《自由中國》選集。
在《自由中國》的同仁當中，過去人們較多提及創始人雷震、自由思想家殷海光以及跨越民主黨組黨和民進黨組黨兩個世代的傅正，而忽視了另一位作者夏道平。前面三位在雷震案爆發、《自由中國》被整肅之後，或被判重刑，或被解除教職、嚴密監控，唯有夏道平奇迹般地全身而退，雖然不能繼續寫作政論，卻轉入翻譯西方經濟學經典名著的工作。人們往往推崇悲劇英雄，悲劇總是有一種震懾人心之美；但是，生活相對平靜、沒有太多故事的夏道平，其思想觀念宛如珠玉寶石，彌足珍貴。
夏道平為《自由中國》貢獻的稿件數量，不亞於殷海光。除了大量署名文章之外，《自由中國》總共出刊二四九期，社論共有四百二十九篇，其中有一百一十六篇出自夏道平之手。他在《自由中國》發表的文章，不僅數量多，質量也高；既有針砭時弊的評論，也有深入探討理論問題的論文。他從不迴避敏感議題，如一般人談虎色變的孫立人案、吳國禎案，他都敢於不平則鳴。他撰寫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直接挑戰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警備總部，觸怒了警總司令彭孟緝，招來《自由中國》的第一次重大危機，使胡適辭去「發行人」頭銜，並感嘆「《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
台灣民主化之後，夏道平的文集編成《我在<自由中國>》和《自由經濟的思路》兩卷出版。中國評論人蘇小和指出：「我仔細讀過這些文章，一個基本的印象是，今天大陸的以經濟學專業切入公共話語體系，秉持自由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或許還沒有一個人能達到夏道平先生在台灣五十年代的思想高度，至於這些言論對民眾的影響力，其差距更是不能望其項背了。」這就是兩岸知識分子的素質及知識產品的質地的巨大差異。
夏道平坐而論道，且起而行道。台灣學者吳乃德評價說：「他不只用雋永的文字來觀察、來呈現他所處的時代，不只用尖銳的文字來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提出批判，當需要行動的時候，他義無反顧，以平常心產於行動，雖然他一點都不像群眾運動家，更不像革命家。」吳乃德見過晚年的夏道平幾次，對其印象是：「他話不多，只是安靜地吃飯，偶爾以溫暖的微笑回復我們這些大學生的胡言亂語。」吳乃德認為：「以他的涵養，對自己在歷史中被嚴重低估，我確信他不會在意。」儘管夏道平本人不會在意歷史評價，但後人理應還他一個公道。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遺產對今日的台灣乃至整個華人世界而言，宛如可以激活乃至改變現實的酵母。
為什麼要反對蔣介石修憲連任？
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走向終身主席的新型帝制，儼然就是毛澤東第二。俄羅斯總統普京有樣學樣，當完總統當總理再回鍋當總統，仍然不滿足，也要修憲，將掌權的時間往後推到二零三六年，那樣就可以主政三十六年。在一九五零年代末的台灣，蔣介石早就玩過同樣的花招。當時，蔣介石面臨到台灣之後第二個總統任期即將結束，而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只能任兩屆。於是，一場勸進的醜劇就施施然地上演了。
蔣經國用海明威小說《老人與海》的故事來婉轉地表明唯有老人治國才能國泰民安的宇宙真理，國民黨內外心領神會，一種老總統不連任、天下蒼生禍哉的輿論氛圍逐漸形成——彷彿丟掉中國大陸、敗退到台灣的不是蔣介石。唯有《自由中國》雜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這是後來蔣介石對《自由中國》痛下殺手的重要原因。夏道平的《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一文，宛如擲地有聲的匕首投槍。他先是澄清當時人們所認知的「政治」這個概念——在華人文化中，政治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權力的授予、分割與平衡，而是對權力的奪取和壟斷，「就政治權力講，一切決定於權力，只要有權在手，就可為所欲為；同時權力的攀附者從而劫持民意，偽造輿論，乃至製造各形各色的政治神話，以掩飾權力者個人的意圖」。這樣的政治，讓人畏懼和厭惡；這樣的政治，不可能達成長治久安。
緊接著，夏道平從三個方面論述蔣介石不該繼續擔任總統。第一，政治上應當有權力交替，「希望蔣總統比美華盛頓」，勝過權力的誘惑、急流勇退。這個希望當然落空了。華盛頓之為華盛頓，乃是因為有北美的民情、信仰及觀念秩序之土壤。華盛頓不是憑空產生的。國父們早已建構了《美國憲法》等法律和制度，不容產生「美國皇帝」。而蔣介石的背後是中國兩千年的專制傳統，即便中國照搬了西方的憲法，掌權者根本不將憲法當真。所以，蔣介石不可能成為華盛頓。
其次，針對「沒有一個人可以比擬蔣總統的威望，非蔣總統繼續領導不可」的觀點，夏道平反駁說，蔣執政三十多年，應該可以培植幾個領導人物出來，為什麼到如今仍非他莫屬呢？蔣的性格，乃是摧殘和奴化人才，所以才沒有接班人。夏道平又引用丘吉爾的典故：丘吉爾在二戰中的威望獨一無二，但選舉失敗之後乖乖下台，沒有丘吉爾掌舵，英國也並沒有分崩離析。
第三，夏道平大胆否定了蔣介石「反攻復國」的謊言，「目前國際形勢的轉變，這種可能性愈來愈小了」。既然「反攻復國」無望，剩下的事情就是好好經營台灣，但「一年一年地過去，我們的政治不僅未見革新，而政風的敗壞，倒是一天甚似一天。政治分歧敗壞，社會風氣更糟，這其間很有些因果關係。蔣總統身居總統高位，兼之三十多年來積威之勢，使得左右的人只好承伺顏色，揣摩意旨，遇事不敢明辨是非，甚至還要顛倒黑白」。這樣大胆的批評，二十多年後黨外人士在批評蔣經國時都不多見。今天的中國媒體上，更不可能刊登直接批評習近平的文章。
夏道平的文章，應當在今天中國的所謂民運人士群體中加以普及。很多中國民運人士一方面對習近平修憲痛心疾首，一方面卻對做了類似事情的蔣介石歌功頌德，精神分裂，莫過於此。
台灣的自由市場經濟知識譜系
《自由中國》雜誌剛創刊時，雷震等人提出追求「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宗旨。其經濟理念是社會主義的，或者說跟孫文的「民生主義」比較接近。雷震認為，「要使經濟平等才能收拾人心」。但在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人入罪》之後，《自由中國》便轉向古典自由主義或者自由市場經濟。薛元化指出：「由於《自由中國》強調自由經濟的立場，與在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因此，整體置於自由主義的脈絡來考察，乃是傾向古典主義的立場。」但即便是薛元化這位專門研究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學者，在此處也未能充分肯定夏道平在此一轉折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夏道平在《自由中國》雜誌社有兩位常常切磋思想的友人，一位是最早在台灣展開人權論述的政治學者張佛泉，另一位是殷海光。他們的所學不同，但對於自由理論的鑽研，卻具有同樣熾烈的感情，這是因為他們處在這個時代親身體驗到種種反自由的政權為害之深而燃起的。此三人都是廣義的自由主義者，但若仔細對比，思想脈絡又大不相同。
以張佛泉而論，他所講的自由是類同杜威（John Dewey）的「積極性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政治思想脈絡中，是從杜威到羅爾斯的「自由派」或左翼自由主義。以殷海光而論，夏道平指出：「殷先生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哲學和邏輯實證的專家。他一向信奉的自由與他後來有興趣研索的海耶克的自由理念也不一樣。」殷海光後期轉向海耶克，但羅素的左翼自由主義或「浪漫的自由主義」的影響並未消除——或許直到其臨終前夕皈依基督耶穌，方才得以「因真理，得自由」，最偉大的自由、終極性的自由，乃是耶穌基督里的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夏道平跟殷海光殊途同歸：他晚年也成為基督徒，享受到耶穌基督里的真自由。晚年的夏道平與晚年的殷海光相同，由研究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而進入信仰領域，皈依基督教，這是一種高度理性的皈依。在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九四年七月，夏道平在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經濟前瞻》雜誌上發表《自由主義與宗教》一文，坦承自己是由知識層面通往信仰層面，將基督信仰作為自己求知慾的最後歸宿。
夏道平認識到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是從一九五七年讀到《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雜誌上的一篇介紹米塞斯（L. von Mises）的《反資本主義心境》的文章。米塞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第三代宗師，他們的自由主義是從市場機能的運作中形成的。由此，夏道平發現了一處巨大的寶藏，他在《自由中國》雜誌被關閉之後，與周德偉、蔣碩傑等具有同樣理念的友人互相砥礪，研究米塞斯和海耶克的經濟學理論，並翻譯這些大師的著述。周、蔣二人都是海耶克的弟子，周曾出任關務署長，主導台灣匯率改革和貿易政策；蔣碩傑是台灣經濟學界的泰斗級人物，其經濟學理念深深影響了台灣半個多世紀的經濟發展。
夏道平精闢地論述了左右兩種意識形態的重大差異：右派或保守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及政治學說，是從個人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而演繹出來的。他們在觀察社會現象時，總要落實於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互動過程。他們反對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堅信任何「宏達敘事」不能高於個體，是真正地是「把人當人」。反之，左派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學說，偏向于使用社會、國家、民族乃至階級這類集體名詞，這些抽象的概念高於或外在於活生生的個人。用自然科學處理的「物」的方式來處理「人」及其構成的社會的問題，這樣就把「人」物化了。既然可以把人物化，專制獨裁就接踵而來。
經濟自由主義的消長存亡，關係現實生活之趨向自由或奴役
台灣經濟學者吳惠林指出，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理念，兩者之間的關係異常密切，但同時兼具兩者的思想家卻極為罕見，夏道平正是這樣一個稀有人物。直到今天，雖然台灣的民間社會高度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的觀念——台灣的經濟活力不在於大型企業，而在於私營的中小企業；但在學界和文化界，仍然是左派、文青一統天下。在此背景下，重溫夏道平半個多世紀之前的論斷是非常必要的：
對於政治經濟問題，我們一向有些堅定不移的信念。其中，我們認為：政治民主是要以經濟自由為基礎的。生產事業的國營，只有在資源稀少以免私人壟斷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過了這個限度，國營事業愈擴張，政治上的民主就愈萎縮。理由很簡單，政府的錢包，由人民來掌握，人民才可以控制政府，使其不能濫用權力；反之，如果人民的經濟生活操縱在政府之手，這個政府就會走上極權的途徑，或者已是極權的政府。我們看，在共產極權政府之下，還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大規模的民營事業嗎？所以我們確信，一國的政治趨勢，趨向民主或趨向極權，也可以從國營事業的伸縮中看出來。
當時，夏道平肯定台灣四大公司（水泥、紙業、農林、工礦）的轉讓民營，這種民營化的方向「表明政治的前途，是走向民主的」。同時，「國營事業浪費和低效率，已是大家熟知的事實；改歸民營后，由於私人企業的發揮，這些缺點可以大大改進。」
夏道平還敢於挑戰絕對的平等主義的「政治正確」。他指出，在古代中國，以個性尊嚴、個人自由為基設的平等觀念，一點影子都沒有。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是家長主義下的虛假平等。而在西方，自從出現洛克、亞當·斯密等思想家之後，對於過去的父權主義以及後來的各色社會主義，都有了一種有效的抗毒素，因而西方社會迄今尚能勉力保持相當程度的清明氣象。
如此明明可見的常識，偏偏不被很多遭到左派洗腦卻不自知的人認同。吳惠林在《金融風暴中，緬懷自由經濟導師夏道平》一文中指出：「在金融海嘯肆虐，自由經濟、市場經濟被誤解與誣衊的現時，更讓我們深深感念、緬懷夏先生。」台灣早已實現了民主化，但「回顧自由經濟觀念歷經五十多年來，依然成效不彰、甚至還倒退，正足以顯示『觀念』的威力，也顯示觀念建立、傳布之不易。」
哲人曾說：「拔除一個信念（觀念）要比拔除一顆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拔除一個觀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個觀念更不簡單。不僅台灣，整個所謂大中華地區，無不如此。在台灣，儒家和左派思想仍然強大，鮮有人指出健保制度之弊端，台鐵、捷運等仍是國營，民營化兩黨都只說不做，若干國營企業成為政治分贓時的酬庸。就連在英國殖民之下實行一百年市場經濟制度的香港，左派的觀念秩序及政府對經濟的管控力量仍然非常強大。當然就更不用說「國進民退」、「大國寡民」的中國了——各大富豪爭先恐後地向黨表忠心說，「我的錢就是黨和國家的錢」，寫入憲法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相信。
左右兩種觀念秩序的鬥爭，今天遠未結束，仍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即便是長期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歐美國家，其市場經濟制度仍面臨著左派計劃經濟的挑戰乃至顛覆的危險。米塞斯、海耶克、夏道平們還未取得最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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