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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從王實味的遭遇 看中共黑社會、類傳銷組織的本質
【希望之聲2020年9月6日】（編輯：吳永健）「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上面的話語來自《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他由一個「聖潔的女殉道者」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為中共賣命的人），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相當準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理想漸趨破滅后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
王實味到底是何許人？
生平
王實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06年3月12日出生於河南省潢川縣。4歲喪母，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當時小學7年制），17歲中學畢業（中學四年制）。他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親熏陶，古文功底較厚，他的老師曾誇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1923年秋考入官辦河南留歐留美預科學校。1924年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尤其是英語極佳）考取郵務生職務，隨即派駐駐馬店處理挂號信函，服務洋人郵政經理，薪酬30銀元。
1925年8月考入北京大學文院預科，和胡風是同班同學。在大學一年級即以郵差和經理為角寫出書信體小說《休息》。後任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研究員。他在北大隻讀了兩年就因為經濟原因而輟學。
1926年1月，在三一八慘案（即劉和珍等學生在天安門抗議，遭段祺瑞政府軍警擊斃）后，北大輿論極其同情學運。魯迅離開北大往上海避難，而王實味經介紹加入中共，支持共產主義革命。王實味次年因追求中共黨員李芬遭到拒絕，並被支部書記段純訓斥。因此王負氣脫隊，離開北京大學南下謀生，也由此脫離了中共，先後經人介紹擔任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小職員、山東泰安中學語文教師。
1930年，王實味在上海與前北大中共支部的同學劉瑩結婚，這一年又加入魯迅創辦的左聯，並翻譯了列寧的遺囑等。1930年以後用「實味」的名字投稿，還用過詩薇、石巍等筆名。
1936年夏，王實味回河南老家，任開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員。次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 1937年10月，他在鄭州與妻子兒女告別，隻身經西安到達中共所在地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並任第七隊隊長，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書籍。
不過，這一回就他就沒那麼幸運了。造成他這樣悲慘的結局是因為錯上了賊船！就如錯入黑社會一樣。
原來中共才是現在這些傳銷組織的祖宗啊，想脫離就直接把你做了，完全就是不法之徒的做法。因為毛澤東把中國人的心理摸得清清楚楚，只不過得講究一下門面和手法，接下來的一幕一幕就像一個個緊箍咒一樣，王實味被捆綁死了。
延安整風運動「挂帥」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了黨內流行的思想作風問題，拉開了此後「整風運動」的序幕。在此前後，延安的一些作家和知識青年也利用雜文等文學形式公開批評延安的「黑暗」面，形成了以丁玲、蕭軍、艾青等著名作家為首「暴露黑暗」的文藝思潮。
1942年2月，毛澤東又先後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會上做《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收入其選集時改名《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和在延安幹部會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提出要「整頓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從而正式發動了「整風運動」。延安作家尤其是「暴露派」創作出現高潮，王實味也由此響應，3月相繼在丁玲、蕭軍、艾青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欄和《穀雨》雜誌上發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雜文。 3月26日，他還創辦了壁報《矢與的》，發表《我對羅邁（即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討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短評，產生很大影響，以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都在夜裡提著馬燈去中央研究院看壁報。
王實味在這些文章中，懷念十四年前被國民黨處死的在北大初戀不果的中共女黨員李芬，揭示出延安：
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轉達了有些青年人對其上級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議：
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並提出自己的相關看法：
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
當前的革命性質，又決定我們除掉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做同盟軍以外，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我們更沾染上更多的骯髒與黑暗。
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類主張「暴露黑暗」尤其反對特權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響，回應支持者甚眾，但部分高級將領賀龍、王震等對此不滿卻更受中共高層注意，以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說：「這是王實味挂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挂帥。」
1942年4月初，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上就許多人抨擊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後總結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 「此後，延安文藝界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劇升級。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明確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論」、「人類之愛」、「暴露文學」、「雜文時代」等文藝思潮和觀點，並斷言這些都屬於階級立場問題，不但裁決了「歌頌光明和刻畫黑暗」的兩派之爭，而且由此確立了將思想觀點流派之爭歸結為政治立場、敵我路線之爭的批判清算鬥爭方式。座談會期間，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並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
王實味拒絕認錯，因此遭致從上到下的圍攻批判，並且轉為被追究十幾年前曾與托派中兩位前北大黨員朋友王文元、陳其昌交往過兩年的歷史問題。當時延安的中共理論界、文藝界負責人李維漢、範文瀾、周揚等相繼出面引導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領軍人物也紛紛檢討認錯並反戈一擊，而蕭軍等極少人則因曾為王實味陳情及拒絕隨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肅。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揚等為首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會決議開除王實味會籍。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風運動」時說：「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不聽話的都被整死或者出走遠離
不像王明、張國燾有條件出走遠離。王實味，他不過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達了自己樸素的人性觀點，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學方面的深厚造詣有關。他雖然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並沒有放棄最基本的對人性的內在追求。這是他1942年「闖禍」、1943年被捕、1947年被殺的根本原因。
其實，到了1942年6月，王實味的頭上已有三項」鐵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
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6月初，王實味突發書獃子「異想」，宣布退出中共，以為就此可以擺脫一切。但是，王實味又大錯特錯了，羅邁（中央研究院領導）等十分熟悉毛澤東個性，絕不會允許王實味退黨，而是要將其開除出黨。他承認或不承認「錯誤」，更是無關緊要，他的歸宿早已由「上級」作了安排，作為一個難得的「壞人」標本，等待他的將是被捕人獄，即使王實味痛哭流悌，收回退黨聲明，承認自己的言論犯了彌天大罪，跪在中央組織部磕頭求饒，也絲毫無濟於事。
1942年11月後，王實味已處於隔離狀態，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從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帶出來向來延安的外國或國統區記者發表一番自唾自棄的說辭外，王實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寫交待材料，對外說做糊火柴盒工作。
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王實味被中共中央社會部轉押到晉綏公安總局在山西興縣城郊的看守所。同年6月，該看守所附近遭到國民黨軍飛機轟炸，轉移前經向中共中央社會部請示，獲部長康生和副部長李克農批准，將王實味秘密處死。
1947年7月1日，中共黨慶二十六周年紀念日，王實味被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于當夜砍殺碎屍后埋入一眼枯井，時年四十一歲，成為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中共高層在當時顯然以文字獄殺人為恥，毛澤東聽說后也曾大怒，后多次在內部講話中提及撇清，由此將處死王實味一事長期秘而不宣。
直到1978年，與王實味別離四十一年的妻子劉瑩才從廣播中得知，丈夫早在三十一年前就被作為反革命托派分子處決。作為歷史見證人，她斷定那是政治誣陷，于次年開始為其申訴奔波。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發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宣布：定王實味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不過，中共中央並沒有改正開除其黨籍的決定。
1998年12月，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其作品集《王實味文存》。
悲劇的意義
王實味的悲劇，絕不是他個人的悲劇，乃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時代的悲劇。他的生死、命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由他上溯AB團的那些學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北平市學聯常委，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槍斃），從他之後，胡風份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命運，冥冥之中都已註定。那些當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們最終都未能逃脫和王實味類似的命運，作家丁玲、詩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聖地」寫下了令後人難堪的人生敗筆，在王實味被殺10年後他們幾乎無一倖免地成了右派。他們曾極力想劃清和王實味的界線，不惜用世上最骯髒、最惡毒的言辭來詛咒、批判王實味，然而這個王實味陰魂不散，10年後仍把他們的命運牢牢地綁在了一起，歷史彷彿繞了個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們當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發表、一起批判，還是逃脫不了「毒草」、「反黨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揚這樣的革命文學「班頭」也沒有逃過十年「文革」的厄運。他們的經歷比起王實味實在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來而已。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義有時候不在於是否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
當年王實味在延安為千夫所指時，人們也許壓根就沒有想到自己。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可悲之處就是看見別人的人權遭到踐踏，甚至殺害，只要與己無關，總是選擇明哲保身，結果是誰也保護不了自己。
往往只有當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時，人們才發現自己成了所有人無情射殺的目標，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親人都紛紛站到對面去了。沒有左拉的《我控訴》這樣慷慨激昂的聲音，沒有「這不公正」的低吼，也鮮有追隨丈夫走向風雪瀰漫的西伯利亞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選擇了自殺的女性將永遠值得我們尊敬。我始終相信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嚴，選擇絕路未嘗不是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肯定。
王實味，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上不是一個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個見證，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還是李克農批准的這麼簡單。在他的身後，「共和國」的天空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李九蓮、王申酉……仍然沒有逃脫和王實味相同的結局，因為思想而被處決。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一個人的生命可以被隨意剝奪，只要有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沒有保障，那麼對所有的人而言，他們的生命、權利和自由同樣將受到威脅。王實味只是一個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識分子，但他死後20年「共和國」的元勛功臣（如賀龍、彭德懷）也慘死在自己參与締造的這個共和國，甚至共和國的主席、執政黨的第二號人物，以國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於一死。這些人在王實味問題上立場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賀龍），他們支持或默認了王實味的死，也就等於為自己掘好了墓。一個王實味的死，人命如草，當時除了領袖幾次發脾氣「賠我一個王實味」之外，我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歷史留下來的只有蕭軍一個人在一邊倒的批判聲中那聲怒吼——「讓他說話」。蕭軍與王實味素不相識、從無來往，在那恥辱的一頁中，他的出現像是一個異類，這個獨一無二的聲音60多年後依然令我們感動。如果沒有這唯一的一聲怒吼，如果沒有溫濟澤等人為王實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們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將會更加無地自容，殺死一個王實味，意味著所有人的命同樣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低頭，要只你還保持獨立思考，那怕你怎麼忠誠于這個主義也不行。
《野百合花》發表后，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曾兩次和王實味談話，還兩次給他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對這一明顯來自最高層的批評意見，他竟置之不理，悲劇的發生因此也就在所難免了。其實，王實味當時只要低頭認罪，學學丁玲、艾青他們，把自己作踐、糟蹋一番，也許就能逃過這一劫難了。王實味就是王實味，他不僅不認錯，還提出退黨，這樣他被開除黨籍、逮捕，最後被秘密處死的結局也就註定了。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識分子的區別。
1946年春，社會部部長康生、副部長李克農批准處死王實味。沒有起訴、沒有審判、沒有上訴和裁定，也不需要這一切，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下，王實味這個被他所熱愛的革命黨所拋棄的人面臨的只能是「秘密處死」的下場。其實，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訴、審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麼樣呢？「黨的優秀兒女」張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連可以喊「共產黨萬歲」的喉管也被扼斷了嗎？偉大領袖高瞻遠矚，總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風、梁漱溟）。但人頭落地，人死不能復生，他再發脾氣，要賠他一個王實味也來不及了。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農就王實味問題所作的檢討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
檔案中的王實味死因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裡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
這段話載於《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卷第309頁。文集中關於王實味的註釋是這樣寫的：
王實味……因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風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開除黨籍，年底被關押。一九四六年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戰爭環境中被處決。據查，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不能成立。關於反革命托派姦細問題，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中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王實味的冤案已經平反了，但他是不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這一事實至今尚未澄清。20世紀80年代初，有一天，我與老戰友、時任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的劉繼光同志交談時，記不清怎麼談到了王實味的問題。劉繼光說，他去山西省臨汾行署公安處外調時，無意中發現那裡存有康生批准處死王實味的檔案材料，因為他不是去調查這個問題的，所以沒有細看。1988年夏天，我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時，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解放軍人物分支學科的副主編，負責199位解放軍高級將領條目的編審工作。其中賀龍的條目是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的同志執筆寫的。有一天，總參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賀龍傳》編寫組組長劉雁聲同志，在我辦公室交談時，他說，王實味都說是康生批准處死的，但是有人又說是賀龍批准的，因為當時是在晉綏軍區的地盤內，而賀龍是軍區司令員，他想查清這件事。我馬上想起劉繼光給我談的情況，建議他去山西省臨汾行署公安處查一查。他很快就去了，果然查到了有關處死王實味的三份原始檔案材料，並經臨汾行署公安處同意複印下來。回京后，他複印了一份給我，當時我在複印件上註明：「1988.8.22上午，賀龍傳記組劉雁聲同志送來」。
這三份文件，一份是晉綏公安總局局長陳養山，用毛筆寫給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和副部長李克農的信。全信共分三段。初稿寫的日期是（1947年）6月13號，第三段內容原來是：「我處審訊科昨日被蔣機轟炸，快要搬家，對王實味究如何處理，望速來信示知！」這是事前的請示，可能沒有發出，以後把第三段內容改為事後報告，日期也改為1947年7月2日，最後定稿的全文是：
康、李部長：
反革命托派姦細份子王實味由延安至晉綏行軍途中進行挑剔離間等破壞活動，四月十六日，送來我處關押后，不僅毫無悔意，且更變本加厲，污衊謾罵我黨，剛來即說他不是托派，是好共產黨員，冤枉了好幾年，快拖垮了，又說他向記者說話承認他是托派姦細是自我犧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經受了刺激，身體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別優待他，每天要吃雞子白面。
后又說他本來沒問題，只是在行軍中發了一下脾氣，便將他扣起來，說共產黨不講民主，不保障人權，言行不一致。
我處審訊科昨日被蔣機轟炸，急於搬家，根據王實味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后，我們于昨夜在興縣將王犯密秘處死，特此報告！
致
布禮
陳養山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將王實味送交我處關押，時附有甄別結論與王犯在行軍中的表現材料兩份，說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姦細份子，在行軍中仍進行挑撥離間等破壞活動，因此，我們對其看押特為嚴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長專管，嚴鎖，不準見人，不準出門）。
根據中社部附來之兩份材料及王犯在獄內表現，林左夫同志曾與其談話兩次，嚴責批（評）勸導后，彼供出其參加托派與反革命破壞活動等問題，於五月二十三日自寫罪（責？）材料十（三？）頁，但毫無悔意，說在延安對我亦沒辦法，看你們能把我怎樣。
六月經中社部康、李部長批准處死後，於七月一日夜在興縣將該犯秘密處死。關於王犯關押我處及處死經過，除少數可靠的參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晉綏公安總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實味的捕后表現與處理經過》，文末註明：「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兩份文件的內容外，還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記時該犯即說：『我是犯了錯誤的，我犯了共產黨員修養上的二、五兩條（即不能擁護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張二五』我決不是托派』。」「我們告他這裡是看守所時，他說：『我過去在棗園工作及修養時，因有些人說些刺激我的話，因此使我神經不健康，身體也不好，希望這裡在環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夠體貼我，特殊的招護我，要求吃白面雞蛋。』又說『我在延安中組部給我送保健費時還是稱我同志，只是在行軍中發脾氣受處份。』並諷刺的說：『來這裏也好很安靜的，可好好的修養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給甘露、譚政文、張稼夫三同志寫信承認其問題，說明沒有神經病，要求到分（局）宣傳部或報社作翻譯工作。」文件最後重述：「六月經中社部康、李部長批准后，於七月一日夜在興縣將該犯秘密處死。」
這三份文件可以說明以下三個問題：
一、殺害王實味，不是保安機關自己殺的。晉綏公安總局是根據中央社會部提供的「甄別結論與王犯在行軍中的表現材料兩份，說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姦細份子」，並且是「請示處決批准」后執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確指出：是經中（央）社（會）部康（生）、李（克農）部長批准后秘密處死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克農之子李力所著《從秘密戰線走出的開國上將——懷念家父李克農》一書第313頁披露：「晉綏公安總局提出把王實味處決。康生1947年2月到達晉綏，在臨縣郝家坡村進行土改試點，搞得很左。6月試點結束，康生回到興縣。對公安局的這個請求，康生當即『口頭批准』。7月1日，敵機再次轟炸興縣，看守所要立即撤離，為了應急，就在當天晚間將王實味處決，鑄成了大錯。對此，康生要負重大責任。」上述事實證明，說王實味「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顯然不符合事實。康生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社會部部長，對這件事他是有權代表中央決定的，起碼可以說是中共中央主管機關的決定。
二、王實味至死也沒有承認他是托派，並且聲明：「他不是托派，是好共產黨員，冤枉了好幾年，快拖垮了」，又說他向「記者說話承認他是托派姦細是自我犧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經受了刺激，身體也垮了」。
三、從上述文件看，處死王實味並沒有什麼理由。文件只說王實味「說他本來沒問題，只是在行軍中發了一下脾氣，便將他扣起來，說共產黨不講民主，不保障人權，言行不一致」。至於「在行軍中仍進行挑撥離間等破壞活動」，沒有具體的事實，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雞蛋」。當時興縣與前線相距很遠，除防備敵機轟炸外，並無其他緊急的險情，王實味也沒有任何通敵的嫌疑，完全是無辜的殺害。網上有文章披露，王實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殺后，屍體剁碎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對處死情節沒有具體說明。（作者為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原副部長的李維民）
參考資料：
1、《自由之筆》第十三期：王實味黨慶碎身（節選）
2、選自《傅國涌文集》（節選）
3、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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