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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鄧小平政治遺囑錄音傳達到政治局委員一級和軍隊大軍區正職一級 遺囑最關鍵內容曝光 兩高官勸江澤民發動台海戰爭從而繼續掌握黨軍最高權力 被胡錦濤法辦 中南海不可告人的秘密_289
中國流亡作家、法學家、前北京大學教授袁紅冰在其著作《台灣大劫難》中披露，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曾在中共內部的秘密會議上和中共公開發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內解決台灣問題。只是由於八九年六四慘案，使中共和鄧小平個人受到政治的重創，十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計劃才被擱置。
書中披露，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轉瞬間便在人民大起義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也在六四事件中徹底崩潰——新的中共官僚集團是在這樣極端危險的政治狀況下走上權力之巔。
恰在幾乎同一個歷史時期，台灣掙脫威權政治的陰影，走上自由民主進程。台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意義遠遠超過台灣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團意識到，台灣民主化在十五億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和政治召喚效應，已經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脅。於是，通過國家政權統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這成為中共新官僚集團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確的政治戰略。
另外，六四之後，中共暴政企圖通過經濟發展重建其統治合理性。但是，權力貴族市場體制運行的結果，在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也造成極端的財富兩極分化。從兩極分化中湧現出對中共極權的不滿和憤怒，已經超過經濟能量對社會的安撫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官僚集團也急需揮舞民族主義旗幟，解決台灣問題，從而以“民族英雄”的資格，為其用鐵血暴力鎮壓中國大陸民眾對極權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辯護。
書中披露，鄧小平死前作出的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現在依然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當時也只傳達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一級和軍隊的大軍區正職一級。鄧小平遺囑的最關鍵的內容包括：
“……幾年來，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動，想要效法所謂台灣經驗。還有人勸我們學習蔣經國，開放黨禁。這個政治動態應當引起我們百倍警惕。要教育全黨明確認識，台灣問題現在超出了我們同國民黨的歷史恩怨。……台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要創造條件，儘可能早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條約，所以百年後還可以解決。台灣沒有條約，拖下去，對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難解決。……台灣問題要在胡錦濤同志的兩屆任期內解決。不要超過二○一二年。希望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慶功會。……江澤民同志不要爭功，不要冒進，要踏踏實實為胡錦濤同志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毛主席，還有我和許多老同志，幾十年都在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只是由胡錦濤同志代我們黨去收穫。”
袁紅冰表示，鄧小平的遺囑用典型的中共黨文化語言表明，這個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經意識到，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對大陸的政治示範作用，構成對中共政權的致命威脅，因此，他也把所謂“解決台灣問題”當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脅的基本方法，併為解決台灣問題制定出最後時間期限。
書中披露，江澤民最終交出黨軍大權之前，愛將陳良宇曾極力勸其發動台海戰爭，然後以戰爭狀態為名，中止向胡錦濤交權的程序，從而繼續掌握黨軍最高權力。王守業也在2001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后，用寫血書的方式，勸江澤民果斷解決台灣問題。江澤民沒有接受勸告，並非由於擔心美國介入台海作戰，而是因為鄧小平遺囑中已經直接告誡他不要爭功，他怕用對台作戰的方式阻止胡錦濤按正常程序接掌權力，引發黨內針對他的反對浪潮。他自知在權力鬥爭中積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險。
陳良宇和王守業則由此為自己種下禍根。2005年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之後，立即拿王守業開刀，對其實施“雙規”，即變相逮捕，終至軍法起訴，判死緩。陳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員之高位，也不免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
（編輯：燕銘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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