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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大外宣放風馬雲身負四宗罪 暗示馬雲出事：「境遇倒轉只在旦夕之間，困難時光遠未過去，現在的某些燈光，對馬雲來說有點過於刺眼了……」 馬雲重蹈王健林覆轍 由「人民企業家」變為「資本家」 大外宣暗示馬雲如何做才能死裡逃生 中南海謠言預言_444
2021年3月15日，《華爾街日報》接連刊文稱北京當局制定整頓阿里巴巴的計劃，要求該電商巨頭與其創始人馬雲保持距離，並引述知情人士的話稱，北京當局已要求阿里巴巴剝離其旗下涵蓋媒體印刷、影視平台、社交媒體等媒體資產，官員們越來越擔心這家科技巨頭對中國輿論的影響力。
3月13日，螞蟻集團傳出其首席執行官胡曉明辭職，其是中國監管部門約談螞蟻集團高管成員之一，也是協調官方研究整頓阿里巴巴業務的負責人。
3月16日，總部在北京的中共大外宣多維新聞網刊文《馬雲身負四宗罪 阿里媒體資產或被強制剝離》。文章稱，胡曉明的去職被市場解讀為螞蟻IPO未果給予的交待，但也可能與正在進行中的阿里巴巴業務調整有關。
文章稱，作為中國互聯網資本中舉足輕重的存在，阿里系的遭遇看似突然卻並非空穴來風，這並非是針對某一家企業的特定整頓，“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是北京當局在其年度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任務之一，而彭博社也報道稱騰訊“可能是下一個金融監管的對象”。
文章認為，但阿里成為中國監管體系立威之戰的對象也有其自身原因。其一，資本的無序擴張。之所以有“BAT”格局（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說法，正是因為他們對中國互聯網領域乃至更廣域市場的劃分。阿里現在的主要業務板塊除了電子商務與互聯網金融的壟斷地位，還涉及社交、出行、物流、外賣、支付、影音等，掌握中國社會民生的方方面面。
作為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拓荒者之一，阿里在該領域的涉足與龍頭地位有其自身的優勢也有中國互聯網階段發展的客觀原因，但資本無序擴張的後果將可能是香港房價望而卻步，美國加州斷電等的後果，將是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北京官方的出手意味著互聯網的野蠻時代過去了。
其二，互聯網巨頭在某一領域形成壟斷之勢以及帶來的市場負效應。互聯網企業以數據生態的商業模式在提供用戶方便的同時也令消費者面臨過度搜集個人信息、霸王條款等網路霸權現象。其中阿里被調查涉嫌“二選一”的行為便是壟斷地位欺壓店鋪的負面效應，此外，再看中國現有的電商平台，無不是依靠背後的雄厚資本生存，京東、唯品會背後的騰訊資本，阿里背靠阿里系。而新生企業則很難在巨頭的壟斷下生存，即便是以新模式發展成獨角獸，也難免被兼并，用來填補互聯網巨頭的商業帝國版圖。
其三，觸碰中共宣教禁臠。但凡熟悉中國政治環境的人士都應該明白，“黨管媒體”不是口號，哪怕是黨媒官媒之外的媒體概莫中宣體系管控，這一點從過去幾年中共有節奏的整頓中國媒體乃至自媒體就可見一斑。但是大約從2012年開始，阿里巴巴集團開始大規模投資媒體。據不完全統計，從2012年到2015年，阿里巴巴以各種方式投資入股的媒體多達20多家，從新聞類媒體，到信息分發平台，再到影音娛樂，甚至到境外主流媒體《南華早報》等，完成了其幾乎在整個中國的傳媒布局。這毫無疑問為他的商業帝國帶來巨大的影響力。
2020年6月中國最大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因涉一則降低阿里高管負面聲音的操作被中國網信辦約談並要求整改。活躍在這個社交平台上的網民都知道，新浪微博具有阿里資本背景。儘管是一則花邊新聞，但作為私人資本控制的媒體，不僅具有如此體量的規模，還公然作出控制輿論這樣的行為絕對是一直把意識形態與宣教視為禁臠的中共所無法接受的。
在此之後的11月，中共網路“大管家”徐麟發出警告“要堅決防範資本操縱輿論的風險”。
其四，阿里創始人馬雲的個人性格。作為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展現出極大的創業熱情與廣泛興趣，中國市場上有許多以馬云為案例的創業指南書籍。在中國互聯網草創時期，馬雲的冒險精神與創業熱情符合創業者的品性，他獨特的張揚個性也與企業家們一貫墨守成規的低調形象形成反差。儘管他在近些年已經竭力減少其個人之於阿里影響性這樣的觀感，無論是阿里的管理架構還是他在2018年宣布退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等都能看到他的這種努力，但他在阿里的精神領袖地位以及對外他之於阿里的符號性意義也是客觀存在的。
文章以2020年10月底的那次外灘講話為例稱，彼時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已在致辭中警示“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但馬雲仍然發出逆耳之聲。這可以看作是其一貫的性格使然，但當中國互聯網已經從野蠻生長階段進入規範發展時期，這樣的“叛逆”就會不合時宜，被視為挾資本生威，忽視中央的大政方針與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問題就上升到政治層面了。
3月17日，多維新聞網又刊文《重蹈王健林“覆轍” “人民企業家”馬雲如何走出泥潭》。文章開篇即稱，儘管陷入沉寂已有數月，但中國著名企業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從未真正離開人們的視野，這位頂級富豪仍舊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站在聚光燈下。當然，同過去相比，現在的某些燈光，對他來說有點過於刺眼了。
文章說，風聞傳言不絕於耳。之於馬雲而言，他的困難時光遠未過去，恐怕還要在洶湧的監管大潮中顛簸一段時間。
文章稱，自2020年10月在上海外灘講話現場質疑中國金融監管政策后，馬雲在官方語境中迅速“失寵”了。他在演講中直接挑戰中國的金融體制，宣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沒有系統”；批評中國銀行延續的還是“當鋪思想”，不可能支持未來30年世界發展對金融的需求；強調創新一定要付出代價，“做沒有風險的創新，就是扼殺創新，這世界上沒有沒風險的創新。很多時候，把風險控製為零才是最大的風險。”
馬雲演講結束未幾，中國金融監管層便密集入場，反駁之力度、言辭之激烈都是以往罕見的。不唯如此，官方除了同其“打嘴仗”之外，還直接出手叫停螞蟻集團在港上市。文章表示，更糟糕的是，馬雲“意見領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迅速由“人民企業家”變為“資本家”，在大量中國網民眼中，馬雲過去關於“996”等高壓工作強度的推崇，同他對官方監管的不滿聯繫起來，似乎其終於不再掩飾自己的資本家底色了。
文章說，這不是簡單的公關危機，而是馬雲和他的商業帝國面臨的結構性危機——或者重新結構，或者被動解構。境遇倒轉只在旦夕之間。同樣曾是中國首富，同樣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典型代表，王健林走過的“覆轍”，這次迎來了馬雲。
彼時萬達在國際資本場中堪稱頂級玩家，頻頻出手購置海外資產，一時風頭無兩。但在北京官方看來，資本集團一面在國內背著很高的負債率，一面在海外大舉投資，且入手的多為房地產、體育俱樂部、影城等項目，實際上相當於從中國的資本市場挖出大量份額轉移到了海外，他們所謂的跨國投資，在北京當局眼中與轉移資本無異，不但沒有反哺國內的實體經濟，反而威脅到經濟安全，更進一步可能擾動政治安全。很快，萬達便迎來幾乎是“刮骨療毒”式的監管風暴。
文章說，馬雲和其資本帝國長期是相關領域的領頭羊，為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時與日增，阿里巴巴逐漸變大，顯見的不再僅僅滿足於做一家科技巨頭，而更要做影視寡頭，要做金融托拉斯，要做媒體康採恩。這背後的原因，大約是做科技雖然也賺錢，但還不夠快，不夠狠，也不夠出風頭。
文章說，用“走向海外”之類企業家勵志故事做包裝，王健林花哨的商業運作並沒有成功迷惑北京；同樣，“敢說敢做”的馬雲，一旦官方看破手腳，不再為其一路開綠燈，而轉向束縛其騰挪空間，這位中國商界領軍人物，也就只好度度假打打球，“說不得”也“做不成”了。
文章又表示，不過也還未到山窮水盡，若向未來看，馬雲的下一個機會在哪裡？
答案或許就藏在“十四五規劃”中。規劃第五篇名為“加快數字化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用四章的篇幅闡述了未來中國將“迎接數字時代，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推進網路強國建設，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
以其財力和技術積累，阿里巴巴本應該，也完全能夠更好地將自身發展同中國發展結合到一起。如“十四五規劃”所言，不論是人工智慧、大數據、區塊鏈、雲計算、網路安全等新興數字產業，還是基於5G的應用場景和產業生態，抑或量子計算、量子通信、神經晶元、DNA存儲等前沿技術，任一領域都大有可為，也大可能為。
文章稱，引發爭議的螞蟻集團只是阿里的一部分，如在資料庫建設等領域，阿里系企業仍然是業內的標杆。但對於這樣的大企業集團，外界的期待會更高，會當然地希望他們做的更好，而非被負面新聞所淹沒。
作為阿里巴巴的精神領袖和實際控制人，馬雲應當帶領這個龐大的資源集合體深度參与到中國的未來發展中。即便目前深陷尷尬境地，他也仍有這樣的能量，推動阿里成為一個“更好”“更硬核”的複合型科技企業，而不是沉迷於無限延伸其影響力，以網住更多擁躉。特別在中國，這不是一個被寄予厚望的企業家應該做的事情。
文章最後表示，王健林和馬雲共同犯的錯誤是，其發展不再處於“安全”的軌道之內了。在北京的視角中，民營企業的攤子盡可以鋪得大，但底線是發展路徑安全可控，不管其從事何種業務，意圖實現何種創新，決不能尾大不掉，甚至自詡“大而不能倒”，威脅到相關領域的國家安全。對資本和金融安全失去分寸的挑戰，使他們不得不重新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向，也許經過這樣的波折，馬雲和王健林都會有新的體悟，什麼才是真正的“創新”。
（編輯：燕銘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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