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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寒石：中國歷史的感悟（三、民族、文明與國家）
綜觀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社會性爆發，其變革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都是震撼人心。從狩獵的生活方式到畜牧業生產的生活方式，跳躍到農業生產的生活方式，再到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生活方式，每一次社會變革，都是一次深入人們骨髓的變動。新的生活方式，首先改變了原來社會的規模和結構，在向周邊人群曼延的過程中，形成社會性競爭，這樣的競爭必然導致人場重組，併產生新的社會形態。整個過程都具有原創性、探索性和開拓性。
現代中國人的意識都認為，社會的國家制度變更才產生輝煌的民族文明。整部中國史都在國家形態的興衰上，費勁諂媚的口水，以此把文明的歷史與國家的歷史等同起來，事實果真這樣嗎？
根據文字吹噓的黃帝年代，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發生的部落戰爭，這段歷史被中國文人美化的神乎其神。然而，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在夏、商、周產生的年代之前，中國已經存在著輝煌的文明，距今7000年前，浙江四明山下的河姆渡人，就開始了稻穀種植；在4800年前，四川的三星堆人，已經創造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燦爛文化；在中國的土地上，完全可能還存在更輝煌的早期文化。然而，這些文化，這些創造文化的部落和個人，在中國文字記載的歷史中連影子都找不到，只能讓那些好於諂媚中國文字歷史的人，硬套上越族文化、彝族文化等等。就如人在沒學會語言時，有很多感覺和想法，比學會語言表達后要精彩的多，懂得了語言表達，神奇的內在心理也隨之消失。根植于現實處境的個人，在撰寫歷史時，無不扭曲歷史的原創面貌。我們讀到的歷史，就是被世俗化的美學，硬去包裝醜陋人性的歷史。乃至遺漏了更重要的歷史事件。
然而，文字記載的歷史說明的什麼？部落戰爭、首領的善惡、家族的根源、政權盛衰、是非曲折，如此，把中國文字分裂成諂媚和漫罵兩個陣營。在褒貶中，又折射出撰寫者的處境和幻念。蒸發這些文字泡沫，循著人的實際處境和人性，我看到的文字歷史只是伴隨著文明進程，在中國特殊地理環境中，大社會的起源和衰弱的故事。在早期狩獵文明、遊牧文明、農業文明相繼出現時，大社會的爭霸膠著在中原的黃河流域，隨著工商業文明的興起，這一局面移向沿海地區。
是什麼在激發中國大社會的起源？中國大社會的起源，為什麼在黃河流域？前敘的考古可以證明，作為文明的程度來說，夏部落、商部落、周部落並不能代表中國大地上最先進的文化。確切地說，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很多部落都處於各自的「桃花源」里，發展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然而，在黃河流域的情況就不同，那裡同時存在著狩獵、遊牧、農業等不同生活方式的部落人群，生活差異，必然產生原始競爭，而大社會的起源就是因競爭而產生。
顯然，是強勢人場的出現產生了競爭機制，部落人群在非人場干擾的原始生活狀態下，都表現出群體的協作精神。是戰爭導致部落人場的個人集權專制。於是部落之間的關係，都歸結為首領之間關係，甚至部落共創的燦爛文化，都歸結部落首領一個人的智慧。實質地看部落首領，其實就是狼群中，最兇惡的頭狼。這種現象從我們現在的社會都能得到驗證，中國的原子彈、萬噸輪不都成為沒一點科學知識的毛澤東的絕作了嗎？如若靈魂真的不死的話，被黃帝、堯、舜、商湯殘忍殺死的古人，看到現在懵懂的華夏民族，把他們當作神聖，其靈魂一定會化作火焰。就如林昭的鮮血一樣，讓人觸目驚心。
中國的西北大草原，適宜蓄養的遊牧業生活，而黃河流域是森林和沖積出來的土地，所以同時存在著狩獵和農業生活人群。我們有理由相信，北方的遊牧部落，起源於南方的狩獵部落。隨著牲畜蓄養能力的提高，使南方的一些部落在西北大草原找到了開闊的生存天地。在中國，應該存在著遊牧文明興起后，南方狩獵部落向北方大遷徙的過程，遺憾的是沒有文字記載，而使這一次深入骨髓的變動，落入歷史的混沌中。相比較狩獵生活，遊牧生活，能養活更多的家庭成員，部落人員增多，勢力就強盛。在黃河流域的中下游，嚴酷的生存環境，周邊不同部落的文明誘惑，必然產生強悍好鬥的部落。部落戰爭，改變了一切，在弱肉強食的原則下，不思進取的小部落很容易被消滅，因而終結其家族延續的歷史。惟有強盛的部落，其家族歷史延續更長，對周邊部落的影響也就更深刻。這就是夏、商、周部落興起的根源。
沒文字記錄歷史的年代，一般都是因為事件影響甚大，才會在民間流傳，而傳誦者因為自身的處境和思想，都會添加或刪除一些內容，因而使歷史變得離奇而古怪。這樣的情況，即使在有文字記載的年代，也會發生，我們讀的中國史，或多或少存在經過人篡改后的痕迹。比如，儒家就特別喜歡篡改歷史，在他們煞有介事的正統觀念下，似乎不符合他們思想意志的發生，就不能稱謂歷史，沒文字記載的前期歷史，幾乎都是他們的絕作。再比如，1949年以後，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控制了中國，他們更好於規定以前歷史應該是怎麼發生的，因而把整個中國歷史搞得面貌全非，即使人們要認識由它製造的歷史真面貌，都很困難。如此做法，除了說明他們狹隘的動機真實外，根本上就是在混淆人們對文明意義的認識。
黃河流域部落人群的原始競爭，是中國大社會起源的源頭，也是中國集權政治的源頭。整個夏、商、周歷史，真正向我們敘述的，是強勢集團的產生，以及它們對中國國家歷史走向的深遠影響。
夏部落因為兇悍好鬥而在中原崛起。甩石頭、玩弓箭的夏部落，體現了狩獵和遊牧的雙重特徵，而他們的發跡，就在於發動和贏得戰爭。乃至，到了漢朝，居無定所的匈奴汗國，自稱是夏王朝的後裔，認為南方的農業資源有自己的一份。商部落也是在遊牧部落環境中壯大起來的，它滅了夏朝以後，名聲大噪，根據殷墟出土文物，以及商部落的前六次頻繁遷都來看，可以說明商朝的遊牧生活特性，盤庚最後一次遷都，有如說是王族內鬥，或者是黃河泛濫的緣故，還不如說新穎的農業文明對這一部落的召喚。雖然它最終敗在紂王的荒淫殘暴中，然而，它畢竟對周朝的農業社會結構產生巨大的影響。開闊一些說，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國大一統的國家產生，影響是深遠的，首先是游牧民族的強勢競爭，促使南方集權制度的誕生，其次是西北民族的威脅，使南方分散的小農心理，在大農業民族的精神上產生凝聚。
夏、商兩個朝代，說明的是遊牧文明興起后的社會擴張過程。在這兩個朝代中，沉睡著一個更古老的狩獵生活，向畜牧業生活過度的文明故事。生活方式的文明變革，不是政治革命，它會因環境適宜而形成多種生活方式共存現象，就如現代工商業極其發達的西方，同時也存在農業生活人群一樣。而政治鬥爭，本質上就是強勢人場控權的鬥爭，它積極的一面，是整合彼此隔離的部落人場，產生普遍聯繫、互相影響、共同發展的大社會。消極的一面是爆發空前的人場災難，產生無法控制的集權霸道，因而導致整個國家或民族的精神墮落。
公元前十二世紀，農業部落周朝的興旺，才是中國國家歷史的一次重大社會變革。可以推測，周朝時期，中國南方很多地方都開始了農業生活，但是，它們僅僅局限在狹隘的部落或家族範圍內。而處在兇險的商部落控制範圍內的周部落，環境迫使它發生機制性變革，經歷周文王和周武王兩代，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制。武王滅商紂，進一步激發周天子開拓農業大社會的野心，其一，戰爭奪得了大片土地和奴隸，並造成很多人流離失所，激發周天子大規模推行井田制，其二，分封制可以進一步擴大周朝的統治範圍。雖然事實證明，這兩種制度都不符合中國大一統的農業社會，但是分封制激活了整個中國的農業社會發展。最後秦始皇創造了中央集權的，朝廷、郡縣制模式，成為大一統的中國農業社會的根基。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特殊的中國地理環境，東面靠海，北面的大草原和冰天雪地，西面的高山峻岭形成天然屏障，黃河、長江、珠江等河流，沖積出來的肥沃土地，一年四季，春播、夏長、秋收、冬養，這樣的環境無疑是地球上，農業生活的天堂。它一經秦始皇用集權政治統一，中國人的經驗坐標就圉于天堂之內。簡潔描述中國人的民族精神，是由蛋生原理產生的天、地、人三維關係。後人編篡的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把天、地、日、月、山、河、風、雨，都看成和中國人一樣面貌的巨人身體的不同部分，這種天、地、人的幻念，對農業生活時期的中國人，起著強大的精神凝聚作用。東漢時期的張衡，他的天文思想也把天看作雞蛋殼，包在地的外面，地好像雞蛋黃，凝結在天的中間。中國人所謂的天時、地理、人和， 「天時」只是罩在中國土地上空，晝夜、四季運行的天；「地理」是以中原為中心，適宜農耕生活的這片土地，在這之外稱作荒蠻地區；「人和」就是家國一體的和諧社會。其實，這是一個可收縮的封閉觀念，亂世時，這樣的理想收縮到寡民小國，甚至收縮到中國人的最小單位——「家」。陶淵明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理想，就是大一統帝國的天時、地理、人和理想的縮小版。
然而，在中國的西北面，仍存在著強悍好戰的游牧民族，開闊的大草原、大沙漠，嚴酷的氣候，居無定所的遊牧生活，養成了他們堅韌、豪爽、野蠻的特性。如若說周朝的整個過程，打開了黃河以南巨大的糧倉，那麼後續發生的歷史，很象糧倉里的老鼠和荒地老鼠的故事，糧倉里的老鼠生活優越，然而它們為了控制權和更好的享受，養成了心術奸詐、好逸惡勞的本性，而荒地老鼠雖然營養不良導致精瘦，但是它們生存能力特強，打鬥也更勇猛。一方面中原權勢們在集權模式下身心相殘，造成整體民族意識意志的墮落，盲目的權利惡鬥和人口激增，產生內在的機制性危機；另一方面西北民族垂涎中原的農業文明，積聚著人場力量，兩種情況的趨勢，構成了中國的國家歷史走向。
秦始皇創造了集權的農業專制體系，從而清晰地勾畫出整個中國地區的環境和人場，從南到北分成三大板塊：南方森林和山區依然是落後的狩獵部落人群，它對中原地區沒有很大的威脅；黃河、長江、珠江流域是大農業生活區，它構成了華夏民族的核心；西北面是遊牧生活區，它是中原文明的最大威脅。從大環境來看，農業大社會的構想是必要的，社會的發展，需要統一的度量衡來規範，需要交通來溝通，需要有效的行政機構與民眾產生聯絡，需要統一的法規來建立秩序，需要有強大的軍隊來保護。事實上秦始皇基本上是忙於這些政府基礎建設。然而，這一新型的社會制度是沉淪，還是復興，全然由著權欲來主導。
就這一制度和農業生活來說，無論中國呈現分裂的情況，還是統一的情況，都表現出農耕地區的整體性和民眾觀念的統一性。確切地說，它凝聚了大一統華夏民族的靈魂。然而制度孵育的權欲膿瘡，讓華夏民族處於魂不附體的狀態，民族以國家為體，國爛，民族也爛。
歷史中，讓華夏民族夢繞縈懷的，只有兩個時期，一個是西漢的「文景之治」，面對當時匈奴汗國咄咄逼人的侵略野心，漢高祖劉邦只能採取和親政策，歷經秦二世腐敗、農民暴動、楚漢戰爭，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格外匱乏。漢文帝和漢景帝，在相國曹參的謀合下，推行適宜國家畜養的黃老政治，經過四十多年的養精畜力，人口大量增加，國家倉庫里的錢堆到數不清，糧食漫出了倉外，國力達到空前的發展，到了漢武帝，就是依靠先王積累的人力和物力，平定了北方匈奴的侵略。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明了大一統制度的優越性。
另一個時期是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李世民執政，推行開明政治，使國家人才受到重用；大臣們對潛在危機的直諫，消除了社會隱患；減輕老百姓勞役、採取一系列的措施發展生產，使唐朝初期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使社會秩序安定、民心淳樸；有力的抗擊與和平寬容的外交政策，使大唐與周邊國家產生空前的和睦。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生活、文化的全面繁榮，是整個農業專制制度歷史中，最美麗的夢。
除上述短暫的美好回憶，華夏民族一直處於夢魘之中，它分兩個時期，統一時期，制度內部爆發的權欲膿瘡，使帝王一代不如一代，一朝不如一朝。集權制度的特性就是如此，當它發生機制性潰爛時，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等著災難來臨。另一個是分裂時期，無論是楚漢之爭，還是三國演義，魏晉南北朝，抑或是以後的亂世之爭，都失去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積極向上的人心，這時期強勢集團的本質很簡單，都想成為中原糧倉的主人。於是民族處於肌體分裂中。
從宋、明兩個朝代，可以看出集權帝制對華夏民族的身心傷害，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如果國家肌體與民族精神是一致的，泱泱農業大國，應該能積聚強大的人力和物力，抵禦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吞併，事實上宋朝的全部精力都化在趙氏家族的權欲膿瘡中，從「杯酒釋兵權」，到范仲淹、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從宋徽宗的荒淫生活，到岳飛的悲劇。樁樁件件都已表明，帝王集團的利益與民族利益，根本是兩回事，把他們看作掉進米缸的老鼠似乎更確切。最後導致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對農業的華夏民族，國土的完全吞併。這進一步說明，生活方式的文明發展與國家歷史並不是一致的。無論是革命的方式，或者是政變的方式，國家政權改變，並不一定具有「發展」的含義。
中國農業大社會的局面，本身就是起源於遊牧部落的原始競爭。發揮一下阿Q精神，把中國的元朝看作「老子教訓兒子」也沒錯。然而這兒子越打越蠢，到了明朝，朱家集團更是荒唐。朱元璋一開始就讓中國老百姓明白，從窮困中發跡的老鼠，內心是多麼歹毒。從胡惟庸冤獄、藍玉冤獄，再到開國功臣一一除去，最後，連智慧超群的劉基都不能幸免於難。 「文字獄」、「 錦衣衛」 、「東廠」 、「西廠」 、「內廠」、「挺杖」、「瓜蔓抄」 、「宦官」等等，連接這些詞彙的故事，讀了讓人毛骨悚然。更重要的是，明朝把整個華夏民族的精神，摧殘到難以自愈的程度，臭名昭著的「八股文」科舉考試，讓中國人忘了中國文字還具有思考的功能。於是，農業民族需要游牧民族再給他上一課。
沒自己文字的滿族人，是吳三桂請來拯救漢民族的。一個游牧民族能虛心接受農業文明，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以漢治漢的「文治」，為中國人帶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生活；並且，清政府游牧民族的擴張本性，讓中國人重溫大社會起源的原點精神，它為中國人打下了所有朝代中最大的疆土。談到這裏，我也在想著現代的漢族文人，一味地指責清政府如何腐敗，然而，在那個年代，真正能看清世界時世的大英雄，唯孫中山堪當。事實上漢民族中很多醜陋的梟雄，仍學著明朝的朱家，沉浸在農業米缸里腐敗著！袁世凱、張勳、毛澤東等等，等等，比比皆是！
如此的歷史，有頭腦的華夏民族，應該對國家制度與人類文明的關係有個清醒的認識！目前更有必要驅除強勢黨派的文化吐沫，還原於制度與社會生活文明的關係去決定民族軀體。以免重蹈用民族軀體為醜陋老鼠建立米缸的覆轍。
二零零七年一月三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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