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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北明：八九民運反思之辨（3） ——從蘇曉康「八九新說」談起
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須老調重彈八九歷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誤區：明於理念昧於事實
三，「策論」性反思不足為訓
四，中外比較：八九民運達「和理非」極限
五，一孔之見：反思什麼？如何反思？
六，蘇聯民運：權力集團內部改革力量
七，東德民運：跨越階級光譜的底線
八，波蘭民運：屢敗屢戰的自由弦歌
九，東歐民情底色
十，八九遺產
五，一孔之見：反思什麼？如何反思？
反思八九民運極端必要，是中國思想界和民運界的嚴重任務和責任。不僅應當檢討反思八九民運的操作層面，也應檢查八九民運的民情背景和社會環境。個人認為，操作層面和策略層面，由於八九民運的即興性、自發性、人民性和非嚴密組織性，可以省察的空間不是很多，而後者，即檢查八九民運民情背景和社會環境，則大有可為且意義深遠。為此，在本國範圍內，須把八九民運放在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考察，放在近代百年中國民主的艱難歷程中考察，在全球範圍內，應放在抵抗共產主義運動史尤其是東歐民運史中考察。這樣，有利於見木又識林，可以看清楚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特徵或經驗，缺憾或教訓。
這種反思，需要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和信息資源。這些資源，不僅僅是中共權力鬥爭內幕，雖然這樣的信息同樣匱乏。——事實上，中國不僅缺少精神資源反思自己的民主運動，八九後頭十年，蘇東波紅色陣營解體的情況也十分匱乏。好在本世初開始，在筆者視線範圍內，一些重要信息從個人回憶、記錄、報導、訪談中浮現。這些信息，極大地提供了我們在比照中反思八九民運的精神資源和經驗事實。
——32年來，中國八九民運真相被中國官方成功地誣陷和扭曲，東歐各國民運的完整資訊——除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被處決的刺激性鏡頭在地下不脛而走——更無望進入大陸民間視野，對這些信息的研究和分析，則是禁區中的禁區，無緣展開。考察、研究八九民運自然成為海外華人學者、民運界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和歷史使命。東歐民運的蓋棺定論，可為中國民運歷程尤其是八九民運的開門之考。隨著東歐八九民運諮詢20年來的日漸積累，海外已經具足研究這個話題的資訊條件，
在下面的文字中，我比照蘇聯、東德、波蘭三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相關歷史，試著對中國八九民運提出粗略的反省和詰問。這三個國家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其民運無論發生什麼都必然載入史冊：蘇聯是冷戰策源地、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國、上個世紀全球最大的共產極權國家，東德的柏林牆是資、社兩大陣營冷戰之象徵，波蘭是歐洲倒在極權鐵蹄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歐洲共產極權崩潰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就三個國家民主進程的特徵而言，蘇聯的解體得益於權力集團內部伏特加酒力般的改革行動和西方文明價值的深度滲透，德國柏林牆倒塌得益於的基督教會走出教堂，參与變革，成為民眾主體，破解了世俗社會的籓籬；波蘭的苦難不亞於近代中國，它的成功是屢敗屢戰的自由意志鋪就的，也是人數眾多、運作完備的組織性造就。這三點，可提供我們對中國異議運動一個相對高闊的視角，是中國八九民運興衰之重要參照，對比之下，也許可以探查中國八九民運失勢的原因，思索中國現實社會的空白，燭照未來中國政治文明之路。
六，蘇聯民運：權力集團內部改革力量
蘇共解體的關鍵是其內部產生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的領導人，前者具有「新思維」，居然提醒所有共產黨的總書記，「生活將懲罰那些遲到者」。1988年，東歐劇變之前，他接二連三做出重要改變：在蘇共中央會議上提出一個旨在建立「真正人民政權制度」的「人道民主社會主義」概念，進而要求蘇共要接受民主序範圍內的嚴格限制，「黨的地位不能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他宣布放棄勃烈日涅夫主義，意在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預，尤其是要停止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裝干涉。
他的政治改革信息如此明確，以至於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前的東德大遊行中，面對德共的壓力，人們公開請求戈爾巴喬夫的幫助，並把「戈巴、戈巴、幫我們」的呼籲寫在了遊行的大標語上。東歐地震，象徵共產主義鐵幕的柏林牆坍塌，社會主義陣營崩潰，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四十五年的冷戰結束。戈爾巴喬夫站在了正確歷史的一邊，人類文明的一邊，為此他獲得199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他率先辭去蘇共總書記職位，同時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他成了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掘墓人。
蘇聯面對的麻煩不僅是「老大哥看著你」的問題，還有民族獨立問題。不過蘇共解體，起止於1991年8月權力集團內部強硬派8·19政變事件。這與中國八九民運自下而起的來歷全然不同。
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則是蘇共解體的保駕護航人。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引發蘇共內部強硬派不滿，舊體制弊端種種一時爆發，為挽救蘇共利益，他們簽署「蘇聯領袖宣言」，聲稱戈氏的改革已經失敗，以蘇聯內部的恐怖分子為由，宣佈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下令武裝部隊接管國家政權，同時軟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巴契夫，並製造輿論聲稱戈氏生病不能履行總統職責，而委員會將保證支持「真正的民主進程」。所有消息從官方電台電視台全境播出，而唯一一家獨立電台「莫斯科迴音」被事先切斷。
這是一場深謀遠慮的政變，是對蘇聯政治改革的顛覆。葉利欽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挺身而出，及時抵達莫斯科政府大樓白宮發布聲明：正在發生的是一起違反憲法的政變，督促軍方不要參与政變，呼籲全國發起總罷工，訴求是要求戈爾巴喬夫向人民致辭。沒有了傳媒機器，他的所有聲明和號召，均以傳單形式散發。
——雙方力量對比並不均衡。1991年8月19日發生在莫斯科和蘇聯境內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場改革引發的蘇共權力集團內部的生死較量。莫斯科市民下午開始聚集在白宮附近設置路障。強硬派首魁，蘇聯副總統亞內葉夫（Gennady Ivanovich Yanayev）則召開記者招待會，再度利用輿論強調宣言中的謊言，並且是以同情的語氣：戈爾巴喬夫多年辛勞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幾乎同時——下午四點——白宮防衛摩托化步兵師坦克參謀長宣布效忠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領袖。葉利欽不乏歷史感和英雄氣，據說他喝了些伏特加，然後踉蹌闖出政府大樓，來到為數不多的市民當中，爬上效忠於他的坦克中的一輛，向在場群眾致辭——正如天安門廣場上那些心急如焚的知識分子所做的那樣。他的演講詞奇迹般地竟然在強硬派控制的官方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播出。
較量並未結束：莫斯科當晚被強硬派執行了戒嚴。沒有人懷疑這是進一步軍事行動的徵兆：白宮即將遭到進攻。白宮準備對付進攻，裝備嚴重不足，效忠者指揮的坦克連離開了，多數自願者沒有武器，可資利用者包括自願守衛白宮的將軍和軍官，部分已經退役。而強硬派攻擊白宮的「雷霆作戰」計劃，軍力強大，配備幾乎完美，傘兵、特警、內務軍、坦克連、直升機中隊……。政治鬥爭的終極手段就是軍事較量，雙方軍力不成比例，前途未卜。東正教的上帝再次幫助了他們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強硬派進攻時間被密報給了白宮。
進攻開始前的凌晨，強硬派摩托化步兵師一輛戰車在一個隧道受阻，阻攔物與一年多前北京市區阻擋軍車的障礙物一樣，是無軌電車和交通路障。三名試圖阻止戰車者中彈或摔下身亡，多人受傷，群眾放火焚燒了這輛戰車。
而原定進攻白宮的計劃。特種部隊和信號旗，並未如約抵達白宮。出師不利，部隊奉命撤離莫斯科。強硬派轉而尋求與被他們軟禁的戈爾巴喬夫面談，被拒。此後形式急轉直下。電訊恢復后，戈爾巴喬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廢除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所有決定，免除其成員的政府職位，令蘇聯總檢查署介入調查政變行動。
同日，8月21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在一項決議（1626-1號決議）中，授權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指派地區行政首腦，當時俄羅斯憲法並未提供總統此項權利，此舉因應的情況是，一些地區行政首腦支持發動政變維護蘇共利益的那個「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
22日，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代表成員和戈爾巴喬夫分別抵達莫斯科。一系列的清算行動隨即開始：這日清晨，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成員克留奇科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亞佐夫（蘇聯國防部部長）和蒂賈科夫（蘇聯國營企業與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在抵達的莫斯科機場被逮捕；這日上午，這個委員會另一名成員亞納耶夫（蘇聯副總統）在自己辦公室被捕；23日，再有兩位成員巴甫洛夫（蘇聯總理）和斯塔羅杜布采夫（蘇聯農民聯盟主席）被逮捕；另一位成員普戈（蘇聯內政部長）及其妻子同日自盡；24日，簽署《蘇聯領袖宣言》的巴克拉諾夫（蘇聯國防委員為第一副主席）、波爾丁（蘇聯總統辦公室主任）、舍寧（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被捕。至此，反改革政變八人集團基本一網打盡。
24日這一天還發生了另外兩個重要事件，一是位於盧比安卡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總部大樓前蘇聯契卡（臭名遠播的「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機構」「全俄肅反委員會」）創始人捷爾任斯基的雕像被公然拆除。二是，三位阻擋軍車遇難者的葬禮在莫斯科隆重舉行，葉利欽和俄羅斯領導人以及社會名流致辭，戈爾巴喬夫未出席，但他頒令授予三位犧牲者「蘇聯英雄」稱號——這是蘇聯這個稱號的最後一次授予，其內涵顯然已經改變。為最後的三位蘇聯英雄走上街頭送行的人有幾十萬。這個數字意味著蘇聯民意，昭示蘇共黨內改革擁有廣泛社會支持。
這一天最為重要的事件是歷史性的：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以蘇共中央和政治局未能堅決反對政變為由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而葉利欽簽署83號總統行政令，蘇共檔案移交政府檔案部門，其血腥歷史將不再是國家秘密。
蘇共大勢崩解，葉利欽在莫斯科白宮廣場坦克上的呼籲變為現實：25日蘇共中央書記處被迫發表聲明，宣布接受戈爾巴喬夫關於蘇共中央自動解散的決定。這一天葉利欽發布90號總統行政令：將蘇共在俄羅斯資產國有化。戈爾巴喬夫辭職不到三個月，11月6日，葉利欽簽署第169號行政令，終止蘇共在俄羅斯的活動。
自十八世紀彼得大帝以強制手段引進西方先進器物與文明，改變俄羅斯風貌以來，這是蘇共這個既非斯拉夫派亦非西化派的共產怪胎內部的一次偉大的自我覺醒。這片半是歐洲、半是亞洲的廣袤大陸上，除了權力集團內部關鍵人物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甚至蘇共強硬派也受到歐洲文明思想和價值的浸染——軍事政變失敗的關鍵是政變的時間被有意泄露給改革派。而這次密報是準備進攻白宮的傘兵部隊指揮官（帕維爾·格拉切夫同意下）同意的。這個關鍵的決定與另一個秘密事件相關：密報此訊的是軍事行動指揮官之一的傘兵部隊副指揮亞歷山大·列別德，此前他已經親自混入莫斯科白宮附近群眾，實地考察過輿情民意。此後，軍事行動指揮機構中就有人試圖說服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也是軍事行動發起者之一的克格勃將軍根尼·阿格耶夫放棄軍事行動，所依據的理由耐人尋味：此戰因將導致的流血衝突而喪失成功機會。這個依據標志著，哪怕是蘇共強硬派內部，依然保有文明價值底線和人道主義觀念。
政變的本意是減緩當時在蘇聯已逐漸擴展的離心運動，結果卻粉碎了戈爾巴喬夫以鬆散體制維持蘇聯一體的嘗試，加速了蘇共的消亡和蘇聯的解體。為什麼蘇共內部強硬派的努力反而促使事情朝向一個方向發展？為什麼中國知識界的介入不能主導學生運動的走向。是什麼力量在期間起作用？——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歷史決定論者，我只按照已經發生的事實尋找其邏輯根源。我認為官意和民意同等重要，而在極權政治中，在托爾斯泰發韌、甘地起始、已成世界抵抗暴政運動主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思潮中，權力集團內部意志力量的對比，在多數情況下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中國權力集團的民主意識，無論關鍵人物還是集團整體，在八九年遠未抵達蘇共人物和集團同期的水平。民意洶洶，軍隊也有可資利用的力量，但朝中無人。以其說這是任何個人（比方趙紫陽）的錯誤，不若說這是歷史決定的困境。
七，東德民運：跨越階級光譜的底線
先看官方情況。
在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的德共計劃和切實的軍事準備下（76000軍人嚴陣以待），開槍的命令竟沒有人執行。——為什麼當遊行隊伍逼近時，從嚴陣以待的軍隊，到嚴陣以待的萊比錫市政府，再到德共中央，最終都拒絕開槍？
拒絕開槍這一抗命行為不是東德黨、政、軍的統一行為，而是由下而上，先後、分別、獨立完成的。首先是軍隊面對遊行隊伍拒絕開槍，接著是萊比錫市政府面對遊行隊伍決定不開槍，最後是德共中央決定不開槍。具體的描述是：10月9號，德共四十周年紀念日的第一個禮拜一，傍晚六點，拒絕官方嚴重警告和威脅的每周一和平遊行隊伍，抵達人流最大匯聚地萊比錫火車站，嚴陣以待的軍人沒開槍，不少軍人扔下槍支，接過蠟燭，加入了遊行隊伍；接著，傍晚7點，遊行隊伍按原定路線來到德國統一社會黨萊比錫總部所在地，也是萊比錫史塔西總部所在的黨部辦公大樓。這裏與火車站軍人一樣，機槍已經就位樓頂。市委第一書記赫爾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在度撥通柏林電話，詢問無果。之後他擅自作出決定：不開槍。遊行隊伍路過了黨部辦公大樓繼續前行，人越來越多，直到傍晚7點30分，東柏林德共總部打來電話，克倫茨下達決定：不開槍，避免與人民發生衝突，撤離所有軍警武裝。——是什麼導致軍警、市政府獨立作出決定不開槍？又是什麼導致德共中央最終決定不開槍？
萊比錫市委第一書記哈肯伯格做出不開槍決定並非他的個人意志，此前他兩度電話柏林請求具體指示：開槍還是不開槍？——其實指示早已做出，但是所有人都認為責任重大，事到臨頭必須再度請示——他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於是他徵求在場全體黨委成員意見。他得到的回答明確而急切：不要開槍，而且要撤下軍警。——為什麼市政府全體成員能夠做出如此違背德共中央命令的決定？北京市政府面對此清醒，能獨立做出這樣的決定嗎？
中國八九期間有「四君子」，肩負起軍隊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使命，在最後一刻使大部分學生得以安全撤離。東德大遊行期間也有一組人，號稱「六君子」，其身份之組合被稱為「全體人民微縮版」，他們也是自發聯絡而成，使命是呼籲官方與民間「非暴力」。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全體人民微縮版」有半數（三位）是萊比錫德共政府在職官員：文化局長庫爾特·梅耶（Kurt Meyer）、教育局長羅蘭·沃茨（Roland Wötzel ）、鼓動與宣傳部長約亨·鮑莫爾特（Jochen Pommert）。其他三位，一位是神學家，一位是音樂指揮家，一位是演員。他們召開新聞發布會，直接呼籲周一遊行者和安全部隊謹慎行事。——在八九學運期間，中共內部沒有如此關鍵的、銜接政府與民間的省部級在職官員，暗中不妨有，但是沒有人想萊比錫市政府三位官員那樣站出來，成為君子，「敦善行而不怠」的真君子。
面對四十周年德共大慶活動和教會組織的每周一遊行，信誓旦旦要以天安門模式解決問題的德共總書記昂納克居然被迫辭職了，黨內的壓力顯而易見。昂納克還是這樣一個人：他熱愛德國古典音樂，是德國著名指揮家、東德八九民運「六君子」之一的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的私人朋友。二戰後，東德交響樂團被安置在動物園附近，大型動物的吼叫成為交響樂團的每日伴奏，為了避免在國際社會持續丟臉，昂納克居然接受指揮家馬祖爾的建議，為東德交響樂斷建造了那座頗負盛名的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昂納克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樂團每年必須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我國」有這樣的熱愛文化而且是自己古典文化並與異議人士保有如此私交的最高領導人嗎？
再看民間力量。
與八九年的遊行隊伍不同：直接引發柏林牆坍塌的萊比錫每周一和平遊行，隊伍是從教堂里走出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基督徒除了關心自己死後升天，是否關心地面的事情？
從八十年代開始，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活動不僅傳道講述聖經教義、天國秩序，而且直接討論社會問題：自由旅行、生態環境、拒服兵役、軍事化教育等，教堂討論對外開放，吸引萊比錫各界非基督徒人士每周走進教堂，抒發己見。這所教堂由此成為東德唯一的言論自由場所，也成了抵制洗腦，啟迪民智的「雅典學院」——中國的基督教會有可能達成這樣的功能嗎？
東德教會對專制的抵抗活動始於1982年的教會每周祈禱活動，持之以恆，后發展為走出教堂的每周一和平遊行。——中國的抵抗運動是否有這種不計功利、不計成敗的精神本錢？是否能夠做到持之以恆？
從教堂走出來的和平祈禱遊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領導權掌握在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克里斯蒂安·弗瑞爾手中。他不斷遭受迫害，但行動堅持不懈。——中國的政治生態能產生這樣的牧師嗎？
1989年10月9日，東德建政四十周年大慶那個禮拜一，當局傳訊了弗瑞爾牧師在內的所有神職人員，發出明確的開槍鎮壓警告。全城已經武裝戒嚴、軍警到教堂抓人打人、醫學界接到通知準備血漿、屍體袋，幼兒園接到通知提前收園……柏林方向開來的軍車在道路疾馳，幾十萬軍隊嚴陣以待，所有人都在知道他們正處在某種巨大是事物的邊緣。徹夜未眠的弗瑞爾牧師依然決定周一遊行照常進行。責任重大，他親自領隊，面對萊比錫火車站的槍口，隊伍沒有停止，沒有掉頭。按照八九新論者們的標準，這一行為比之中國八九學生絕食和不放棄絕食，更加激進。弗瑞爾牧師本人認為他受到中國八九民運和平理性行動的鼓舞，所有東德民意和世界輿論都認為，這是大無畏的和平理性的行為。與中國不同的在於，東德沒開槍，中國開槍了。怎麼理解弗瑞爾牧師帶領信眾、迎著槍口遊行的決定？輿論譽他為「最優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對他評價是「他的勇氣改變了一個國家」，是因為他們勝利了。假若他們失敗了，如中國一樣被槍彈鎮壓，德國和文明世界的輿論會將如何評價弗瑞爾牧師？道德良心的標準是否能夠依據成敗得失下進行調整？弗瑞爾牧師是不是應該關閉教堂大門，隻身一人去面對軍警槍口？果然如此，會有遊行人數當天和以後每個周一幾何級數增長，直至柏林牆在11月9日坍塌這回事嗎？
八：波蘭民運：屢敗屢戰的自由弦歌
中國民運被槍彈鎮壓的1989年6月4日，波蘭民運在自由選舉中獲勝：波蘭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團結工會取得壓倒性勝利：在開放選舉的261個參眾兩院席位中贏得260席（眾議院開放選舉的161席的全部和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99席），在隨後的大選中，工會主席瓦文薩當選民主波蘭首位總統。這一天由此成為波蘭乃至東歐的公民權利日。
關於波蘭，有幾個相互關聯的事實意味深長，第一，如前述，波蘭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第二，波蘭是歐洲也是苦難最為深重的國家。第三，苦難波蘭的反抗屢戰屢敗，但是屢敗屢戰——波蘭民族經得起失敗，守得住自由信念和抗爭意志。
1939年，波蘭民運勝利的五十年前，德蘇兩國入侵瓜分波蘭，打響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第一槍，波蘭成為歐洲倒在強權下的第一個多米諾骨牌，由此拉開這個國家近代苦難的序幕，也奏響了波蘭堅持抵抗的序曲。流亡海外的波蘭人在倫敦建立流亡政府，波蘭國內的抵抗力量轉入地下。一年後（1940）蘇聯在卡廷森林秘密屠殺波蘭軍人戰俘、知識分子、警察等精英兩萬兩千人，意在根除波蘭復興的載體和希望。1944年，弱小的波蘭在德國侵略和蘇聯控制野心下，奮起發動華沙起義，迫使德軍一度撤退，但因蘇軍突然停止支持行動，導致德軍重振旗鼓，起義堅持63天，慘遭失敗，一萬八千軍人陣亡，超過二十五萬平民喪生。德軍死亡一萬七。這是歐洲二戰中最大的一起抵抗運動，也是最大的失敗運動。失敗當頭，波蘭不標榜勇敢和犧牲，不鼓勵怯懦和退縮，不已成敗論對錯，不轉嫁強權的罪惡，流亡政府和國內抵抗力量相互配合，他們沒有因為失去戰鬥的意志。
波蘭1956年波茲南事件紀念碑，又稱雙十字架紀念碑。碑上的數字代表在那個數字的年份
所發生和失敗的抵抗運動。沒有十字架的民族能夠讀懂這樣的祭奠嗎？維基百科資料圖片
二戰結束，納粹失敗，蘇共得逞，波蘭苦難沒有結束，抵抗行動持續，被鎮壓而失敗的結果如影隨形，從五十年代起，針對共產極權統治，波蘭歷經了數次失敗的抵抗：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動被鎮壓失敗、 1968年三月抗議事件在鎮壓中失敗、1970年抗議事件在鎮壓中失敗、1976年反抗在鎮壓中失敗，直到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有高度組織的500廠家大罷工在嚴重爭議中局部勝利。波蘭民運總是從失敗中再次站起來，直至1989年6月4日大獲全勝。如果鄉愿是波蘭大腦的指揮棒，如果每次抵抗都患得又患失，那麼每一次失敗都有無數理由停止鬥爭，每一次抵抗都方便產生事後諸葛亮告訴你你錯了，又錯了，你總是錯，每一次反思和總結都能成為這個民族倒下的絆腳石，每一次努力和犧牲都有政治正確的理由遭到指責。假如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波蘭。
波蘭這個彈丸之國，人口不到四千萬的民族，偉大之處正在於超越世俗功利，不以人生歲月長度衡量生存意義，頭頂的星空是他們精神的高度。這樣的民族，會在失敗中堅持到底，哪怕失敗連著失敗。因為成功只需要一次，而十字架的高度能在它到來之前，看清失敗的意義。（待續）
北明 2021年6月16日凌晨草定於華盛頓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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