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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是以傳播思想文化為職業的，但一九四九年後，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完全消失了。這些權利的消失，使知識分子只能依賴體制生存，而一旦被體制排斥，他們只能去從事體力勞動，而對知識分子來說，失去以上兩種自由，他們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很多知識分子受迫害后的絕望也是由此而生的。– 謝泳
狼奶只能養出狼孩
在文革的災難中，受到衝擊最大的並非黨政機關（老幹部）而是文化教育界，其中尤其以大學為重災區。本來，作為西方近代文明重要標誌的大學從清末開始被引入中國、取代傳統的書院，經過民國時期的發展，迅速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關鍵引擎。中國的大學如北大、清華、燕京、南開、復旦、上海聖約翰大學等，在短短三、四十年時間之內，學術和教學水準就幾乎趕上了西方一流名校，實現了與世界「接軌」。
然而，中共建政以來，整肅大學成為其重要施政方向。毛時代政治運動不斷，大學不是一方凈土，不能置身事外。大學遭遇厄運之頂峰就是文革，從校長到教授被打倒、羞辱、毒打、監禁，多年停止招生、停止教學、校園荒蕪、圖書和儀器一掃而空。文革初起時，在任的大學校長有四百三十四位，沒有一個人幸免於難。學者汪春劼在《文革風暴中的九位大學校長》一書中，講述了其中九位大學校長的文革遭遇，包括北京大學校長陸平、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無錫輕工學院院長陳德鈞等人。其中，江隆基懸樑自盡，李達與彭康被迫害至死，馬思聰流亡美國，其他五位校長曆盡劫波東山再起——卻沒有一個人留下對文革及整個中共極權體制的深切反思和批判。文革后升任教育部長和黨組書記的蔣南翔僅僅承認自己「缺乏民主作風」，卻對一九五七年反對他本人而被划為右派的個別人不肯予以改正，他成了改革的阻力和極左力量在教育界的代表，被胡耀邦下令予以免職。蔣南翔離開時安插了心腹何東昌繼任教育部長——後者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中，因對學生強硬而臭名昭著。
文革伊始，起來造反的大都是在大學權力體系中處於末端的學生和青年教師。他們彷彿一夜之間變得面目猙獰、窮凶極惡，一點不比黑幫打手心慈手軟。北大校長陸平被極左派學生用繩子捆著雙手，吊起來審問。有時，他們讓陸平站上一把椅子，用繩子把陸平的手吊在屋頂，然後開始問話。如果陸平承認強加的罪名，就讓他站在椅子上；如果不承認，就冷不丁一腳踢翻椅子，把他懸吊在空中。陸平苦不堪言，審訊結束后只能爬回被監禁的囚牢。直到晚年，他的雙肩、雙肘常常脫臼，給他帶來極大痛苦。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被左派學生戴上十多斤重的鐵籠子，上邊又套上衛生間的手紙簍，臉上塗滿黑墨汁。他的鞋子掉了，襪子也沒有了，手錶被打落了，沒有一個人敢幫他一把。西安交大校長彭康被造反派用細鐵絲網掛上黑板遊街，鐵絲滲進肉里。年近七十的彭康說了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沒有發出聲音。造反派沒人理會，將其拖到學校東門，才發現他已沒有呼吸，死了。在通常情況下，人類對待即將被屠宰的豬都不會如此殘忍。
為什麼學生如此殘暴地對待校長？文革前的教育與文革有什麼內在關聯？文革為何能在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爆發並得以成勢？為什麼學生喪失理性和獨立思考能力，成為文革的生力軍？這些問題，倖存下來的校長們沒有一個人敢於直面並給出回答。多年之後，很多在文革中折磨過校長和教授的學生承認，他們是喝狼奶長大的，在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中，沒有愛、同情、憐憫、寬容這些普世價值，只有「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樣的共產社會的生存法則。喝狼奶長大的人，自然沒有人性，只有狼性，狼要吃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本書寫的九名大學校長，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培養的革命幹部，而非民國知識分子、黨外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陸平、蔣南翔等人出身老北大、老清華，但早已是「職業學生」——不是以學生為職業，而是用學生身份掩飾其共產黨活動家的真面目。陸平、蔣南翔因領導一二九學生運動而在共產黨內崛起，受劉少奇、彭真重用，但這一派系歸屬註定了讓他們成為文革祭品。
陸平、蔣南翔等人的履歷從反面凸顯了北大和清華老傳統的失敗：北大的民主和科學的五四傳統、蔡元培所倡導的「思想自由，兼收並蓄」，以及清華作為用美國以庚子賠款建立、完全仿照美國模式的自由主義風氣，並未在其學生心中紮根。另外兩種現代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對年青一代學生更有吸引力。
陸平、蔣南翔等人在其學生時代從未醉心於學術，沒有認真讀幾本書、聽幾堂課，而是投身於「革命」事業。他們不具備民國時代大學校長如胡適、梅貽琦、蔣夢麟等人的學養和人格，卻擁有共產黨幹部非同尋常的組織、動員和宣傳能力。他們當上校長之後，迅速把大學改造成黨希望的新樣式。蔣南翔年僅三十八歲就執掌清華，把老清華的理工結合、通才教育、教授治校、自由主義等傳統全都拋棄，而以蘇聯高等工業學校為模型，強調高度的專業化和應用性，力求把學生打造成一個個又紅又專（用蔣南翔的話來說就是「聽話、出活」 ）的紅色工程師。他以為自己為清華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爭取經費、擴大招生、拓展校園等方面確實如此；但實際上，他的辦學方針斬斷了清華的優秀傳統，使清華成為生產技術官僚的流水線，培養不出學術大師來，一直貽害至今。
這批黨培養和信賴的新人成為大學校長，每個人在其統御的大學中都是說一不二的獨裁暴君和「小毛澤東」。在文革前的多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大都積極配合中央政策，兇狠殘暴地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學生、教師和幹部。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傾運動中被當做反黨典型的北大副校長、副書記鄒魯風在壓力下投水自盡，陸平聽到副手的噩耗后不是悲傷，而是憤怒，用手猛拍桌子，罵道：「媽的，叛徒，拿紙筆過來，開除黨籍！」他立即起草了開除鄒魯風黨籍的決議，此後不準家人為其立碑。批判老校長馬寅初，陸平親自部署，下令北大校刊接二連三發文章攻擊謾罵，從馬寅初那裡奪走校長之職，自己書記校長一肩挑。在清華的反右運動中，蔣南翔將與他教育理念不同的錢偉長打成大右派和清華最大的「負能量」，此後錢偉長不能教課，其子女也受牽連。錢家兒子錢元凱成績優異，但身兼高教部長的蔣南翔親筆批示「大右派錢偉長之子，不予錄取」，這就是要把錢家趕盡殺絕。身為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和毛澤東的老朋友，李達雖中途脫黨，但在一九四八年收到毛的親筆字條「吾兄為我公司發起人之一，現本公司生意興隆，望兄速來加入經營」，從此飛黃騰達。李達學問有限，卻因為忠實闡釋毛澤東思想，當上了武漢大學校長和中科院學部委員。在反右運動中，李達積極布置，無情鬥爭，武大共划右派四百三十人，佔全校師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其中教授二十一人，占教授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四。此比例位居全國大學第一。
大學校長們每個人都是聰明人，歷經過多次黨內鬥爭，早有一套生存之術。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早在上海大學求學時就加入共產黨，當時的支部書記是康生。延安時代，匡亞明任康生的政治秘書，常常與毛澤東接觸。匡亞明為人直率，得罪了康生，被發配到黨校。中共建政后，他主動棄政從教，以為教育界較為安穩，結果仍遭滅頂之災。
中共的政治運動的荒謬性在於，上一次政治運動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運動中淪為受害者，人們兼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雙重身份。他們或如履薄冰，或春風得意，偏偏沒有想到「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正如《紅樓夢》之「好了歌」所唱：「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所有人都是台前木偶，唯一永遠偉大光榮正確、永遠操縱著傀儡身後那根線的是毛澤東。
自殺是解脫，還是另一種反抗？
本書中寫到的九名大學校長，唯一不堪受辱而自殺者是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此前，江隆基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因反右不力，被發配到偏遠的西北。然而，天下之大，卻擺不下他的一張辦公桌。他剛剛讓十四歲的女兒帶話給妻子「要想開，要保重身體」，自己卻走上了絕路。
在關於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的一章中，作者特別提及在文革開始的兩個星期內，該學校就有五人自殺，在全國高校中首屈一指：「為什麼上海音樂學院文革期間自殺率能領先全國，沒有人做過研究，但這確實是值得反思的一個現象。」其中，五十六歲的鋼琴系教授李翠貞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化好妝，在家中開煤氣自殺。此前，她曾遭到紅衛兵的侮辱和毆打。她原來在香港工作，是在賀綠汀的反覆邀請下才重返母校任教，結果七年後被迫走上絕路。或許，文學藝術家天性敏感自尊，不能忍受羞辱，不能接受「好死不如賴活」的「活著主義」，故而選擇「向死而生」，傅雷、老舍、陳夢家等人都是如此。
自殺算不上另一種反抗，就好像今天中國年輕人的「躺平」也不是一種反抗；自殺最多是解脫，是苦難的終結，是捍衛身體和精神的完整性。下自殺的決心，並不比堅持活著容易。那個時代，自殺者本人一了百了，但自殺者的親人不得不承擔起諸多後果：自殺者是「自絕於黨和人民」，自殺者的親屬也就被歸入「反革命家屬」的「賤民」行列。
一個民眾自殺成風的社會，不是正常和健康的社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產黨若干黨魁也兼有自殺者家屬之身份。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入獄多年後自殺身亡，給毛澤東的最後一件禮物就是繼「反革命家屬」之後的「自殺者家屬」身份。鄧小平險些擁有同一個身份：他的兒子鄧朴方在文革時是北大學生，不堪造反派的批鬥，跳樓自殺，沒有死去，卻留下終生殘疾。擁抱文革的習近平，似乎早已忘記他的姐姐習和平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他也是「自殺者家屬」的身份。海外《名星》雜誌曾報導，研究習近平崛起的澳大利亞記者高安西透露了一個殘酷的細節，「這是自殺，幾位親近的同事告訴我，不堪十年來的殘酷迫害，習和平在浴室上吊自殺」。習近平多年前在一次訪談中承認，他大姐去世時，他「正在梁家河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後，那個時候哭了」。
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的學者謝泳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問題》一文中分析說，中共建政之後，政治運動超越日常生活，使得這個社會當中充滿階級對立而極少人情。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身心都極其脆弱。人際關係普遍惡化，使正常的家庭、親戚、朋友，甚至長幼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變化，個人道德和人格無法對抗整個社會的無道德化，每個人都有孤立無援之感。謝泳特別指出，由於取消了教會，使一切與教會有關的博愛觀念都淡化了，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充滿對未來的恐懼，人人都自顧不暇，社會普遍失去了人類應有的同情。即便是死者，也不會逃脫繼續被攻擊、被凌辱的命運，作家巴金感嘆說：「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喊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
香港大學校長的蛻變，是香港沉淪的縮影
汪春劼書中所寫的大都是名校校長，只有最後一篇寫無錫輕工學院院長陳德鈞。因為他本人任職于由無錫輕工學院改名的江南大學，近水樓台先得月，他搜集了相當多有關資料。不過，也正是如此，整個版圖才更加全面——即便一所小型的地方性學院，其政治鬥爭之劇烈，跟北大、清華等最高學府毫無二致。
中共知道，把大學變成黨校，大學才不至於成為異端思想的發源地。六四屠殺之後，中共對大學的控制一步步強化。如今的大學校長，比汪春劼書中所寫的校長更等而下之，他們多半是不學無術的黨棍和腐敗分子。比如，北大校長林建華是一個跟習近平一樣，一分鐘之內念三個白字的半文盲；中國傳媒大學的八名校長、副校長因腐敗被連鍋端；北方工業大學副校長沈志莉因「沉迷美容」、生活腐化被免職並接受調查；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洪濤在與校長爭權奪利失敗后，投河自殺……。如果把今天大學和大學校長的諸多醜聞寫成一本書，必定是一部新時代斯文掃地的《儒林外史》。
中共對香港的管制和清洗，從近年來香港幾所大學校長的更替上也可看得一清二楚。台灣學者陳弱水在《香港變局下的大學校長》一文中指出，在香港排名第一的香港大學換上新校長張翔，即為不祥之兆。張翔是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機械系講座教授，原來畢業於南京大學，是近幾十年香港首位出身中國的大學校長。他雖身為美國公民（或美國永久居民），但他效忠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共政權。陳弱水評論說，張翔在二零一七年空降港大，讓他心中大感不妙：「在這個時點，香港大學校長的遴選一定已經有政治考慮，更何況負責遴選的李國章正是高教界的政治首領（陳文敏副校長任命否決即由他主導），中國出身者在此時被選為校長，絕不是偶然的。以張翔的背景，幾乎不可能期待他會有任何類似維權或民運人士同情民主的心態。對於此人獲任，一般反應也不好，他既沒有行政經驗，也看不出對香港有任何了解，這樣的任命很不合常理。張翔在反修例運動興起后的表現，和很多人預料的一樣，完全站在中共和港府一方，學生的對立面，是十足的統治者。他還引進兩位中國清華大學教授擔任副校長，解聘佔中運動發起人戴耀廷，表態支持國安法，參加建制派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將來香港的大學史如果有『赤化』一章，當以張翔為第一人。」這種偽裝的「國際化人才」多半是「中共地下黨」，其危害性極大。
陳弱水進而做出三點總結：第一，校長們大多屬於統治菁英的類型，對他們而言，社會的架構是否自由民主，人民是否幸福，似乎並不重要。他們有信心在任何體制出人頭地，現在香港的體制賦予他們權力，他們回報以協力和順從。第二，大部分看不出有教育家的風格，好像不願意了解學生，對他們缺乏感覺甚至有敵意。這裏也看出香港「傭兵」制的缺點。校長當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外來者，他們對香港社會缺乏了解，香港生變，個人也沒什麼利害關係在其中。第三，有少數校長希望能幫助學生，希望香港以合理的方式維持和平穩定，但統治機器的巨輪很快就輾壓過來。
當香港進入中共劣質殖民時代，學術獨立、自由的大學在新殖民者眼中就完全是多餘的機構，中共恨不得除之而後快。斬首香港的大學，第一步就是換上如臂使指的、奴才般的大學校長。這不單單是香港的大學校長們的悲劇，更是香港社會的悲劇。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