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儘管不乏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這類英傑的參与，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太平天國的夷狄「本色」和拜上帝教的邪教性質，無法改變其無道不義、黑惡反動的本質。
太平軍檄文有「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父老，還我河山」之句，可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拜上帝教信仰和反孔反儒惡行，卻比滿清「夷狄」萬倍（滿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化、中國化了。）被中原父老所唾棄，理所當然。
而英傑之士誤入其中，被邊緣化或淘汰掉，也是理所必然。反孔反儒的勢力，必然不仁不義，對敵對方固然絕不容情，對自己人同樣辣手無情。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們不辨華夷，不明大義，誤投賊巢，錯入邪教，害人害己，身敗名裂，不亦悲乎。
王老是廣西著名作家，對太平天國頗有研究，出過《太平天國敗亡寫真》一書。每說起洪秀全的荒唐和太平天國的罪惡，總是義憤填膺。王老可是正宗的壯人，而當年太平天國的「首義元勛」多是壯人。
人類德智無涯，愚蠢起來也沒有底，最邪惡的東西也會有支持者和歌頌者。太平天國的粉絲，可謂前仆後繼。如果說當年孫中山、毛澤東們吹捧、歌頌太平天國是別有政治目的，現在的粉絲們多數是由於無知愚昧而認賊作父。
「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呂氏春秋-禁塞》）為無道不義的勢力強詞奪理地狡辯，為之歌功頌德，同樣是一種「為天下之民害」的惡劣行為。
二、就像薩達姆、卡扎菲政權及其粉絲們喜歡控訴聯合國部隊殘殺利比亞平民一樣，太平天國的粉絲們也熱衷於「控訴」曾國藩部隊如何殘忍嗜殺甚至大量殺戮平民。這都是捕風捉影或毫無根據的污衊。
他們所提供的所謂資料，大多出於別有用心者或充滿偏見者之手，或被摻了假，真假混雜。有些資料本身沒問題，但「解說」和結論有問題，比如將資料中提及的戰爭中「死者」及死亡人數都歸類為無辜平民—-完全背離歷史事實。
曾國藩籌辦湘軍時，看到官兵「奸淫擄掠」，成為民眾之矢，並讓一些地方的民心迅速轉向太平軍，深以為憂，「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曾文正公全集•書札》。）
為此，他提出「不擾民」三字為「治軍之根本」（《曾文正公全集•批牘》。）當遇到擾民案件事，一再強調「總宜伸民氣而抑兵勇」（《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剖決曲直，毫不假惜」，對擾民者「嚴加懲治」（《曾國藩家書》。
他專門制定了《禁擾民之規》，裏面說道：「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除莠去草是「愛苗」，打蛇殺虎是「愛人」，募兵剿賊是「愛百姓」，所以「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
他在《勸誡營官四條》中又強調：因為賊匪「淫擄焚殺，擾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惡乎賊匪」而「貴乎官兵」，「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因此他強調「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
除了嚴格紀律，曾國藩還從「加強思想教育工作」著手，把「不擾民」作為精神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
他在訓令部屬的批札中說：我們帶兵，要如父兄帶子弟一般，千萬不可使他們「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而要使他們「個個學好，人人成材」，這樣的話，「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他曾作《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 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 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 莫進城市佔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嘩，人不躲路我讓他； 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 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 從中地保又訛錢，分派各團並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 雞飛狗走都嚇倒，塘里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 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 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賠罪； 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 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 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 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計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曾國藩全集•詩文》）
從大道理到小事情，巨細悉舉，通俗細緻，循循善誘。
湘軍在實際軍事行動中確有擾民之舉，但嚴重程度絕不象太平天國粉絲們所「指控」的那樣。湘軍基本上還是賞罰分明的，「軍士所過，有取民間一草一木不給錢者，即行正法」。
曾國藩後來自敘道：自咸豐三年初招勇時，「即以愛民為第一義。……寸心總不敢忘『愛民』兩個字」。其弟子李元度也說曾國藩「堅忍肫摯，壹意以愛民戢士為本，遂能得人死力」。
在剿捻期間，曾國藩對於戰亂給百姓帶來的創傷深感痛心，明確表示「以剿賊為第二著，愛民為第一著」。他在日記家書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因而「目擊心傷，喟然私嘆」：亂世之際，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命者，實屬人生大不幸。他在家書中屢次提醒諸弟：「用兵既久，民間厭苦，吾輩宜格外體恤」，要「時時存一愛民之念」。
三曾國藩弔民伐罪衛道殺賊，絕非「以戮民為義」把矛頭指向平民，也絕不曾縱容部隊行兇為惡，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即使是攻無道伐不義的正義戰爭，也難免傷及無辜。至於怎樣分辨「邪方」的兵與民，更是一件頭痛的事。這個方程式幾乎「無解」。
古今中外的無賴政權和邪惡勢力，往往擅搞「人民戰爭」，煽惑、引誘、欺騙或逼迫普通民眾乃至婦女兒童上戰場作炮灰，或者把軍隊偽裝成普通民眾—對越自衛反擊戰中，越軍就喜歡偽裝成平民，防不勝防，辨不勝辨，導致我軍大量傷亡。
「太平軍」尤擅玩這些下流把戲。例如，太平天國里有一支以戰死為榮的童子軍「敢死隊」。太平軍每到一地，對成人進行擄掠強行編組外，對小孩也一律編入牌尾。俊秀聰明的由軍官收為義子，愚笨醜陋的則從事一些雜役工作。這些童子加入太平軍隊伍后，全部經過洗腦，對太平天國死心塌地，甘為前驅。他們是邪教與惡勢力的犧牲品，卻也是「心腹之大患」。所以清軍在情報里說：
「凡臨陳攻城，亦慣用童子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無不以號叫跳躍為樂者。且手足輕便，往往登高陟險如履平地。」又說：「每陷一城，擄一庄，童子又願為前驅，群賊隨其後」。
戰爭期間，曾國藩對被拜上帝教那些洗腦之後充滿「宗教激情」的、思想上轉向「太平軍」、行動上幫助「太平軍」的民眾，確實相當「辣手無情」，衡以現代標準，未免魯莽粗暴。兩軍對壘之時，讓曾國藩部隊對那些被拜上帝教洗了腦而勇於「殺妖」的民眾及婦女兒童進行「耐心細緻的轉化工作」，或者嚴格把關，明辨民匪，「不傷害一個好人」，顯然不現實。
如果說這是曾國藩的瑕疵，那也是歷史的局限性和戰爭的特殊性造成的，縱有瑕疵，瑕不掩瑜。
其實，湘軍既有「忍」的一面，又有「仁」的一面。史載，咸豐四年八月，太平軍禁不住湘軍圍攻，棄武昌城而逃，湘軍著名猛將塔齊布伏兵東北門外予以猛擊。突圍之師被困於「沙湖塘角間」，無處可逃，「爭赴水，填屍幾滿」。
此時有數百童子軍赴水逃命，淹斃甚眾。塔齊布在血海骨山之中目睹此狀，號啕大哭，立即下令拯救，最終撈上二百多名。太平軍餘眾見「辮妖」亦非喪盡天良，猶有惻隱不忍之心，「因而乞命」，塔齊布再度傳令拯救，又撈上七百多人。
四或曰：「太平天國反孔反儒，固然不對，曾國藩趕盡殺絕，更加不對。即使依儒家義理，破壞孔廟不見得就犯了死罪，就要受到屠戮。就算太平天國是夷狄和邪教，這樣對待它也太殘忍了。」云云。（大意）
東海簡答：純屬混扯。儒家怎麼對待反孔反儒的夷狄和邪教，那要看對方怎麼反。言論上反，講道理，批判之；行動上反，壞孔廟，須賠償，挖孔墓，要謝罪，一般情況下講法律既可，不應該也沒必要訴諸軍事手段。言論問題言論解決，法律問題法律解決，一般暴力事件也可以訴諸於法律。
但是，對於太平天國這種大規模的軍事暴力，就不得不以武止戈了。否則，于對民于道都不負責任。「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呂氏春秋-振亂》）曾國藩所為正是「攻無道而伐不義」，衛民衛道，厥功至偉。
2011-3-25東海儒者余樟法
注：本文所引曾國藩文字，除另有註明外，均引自《曾國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