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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余英時：近代儒家與民主——《文化中國》會議發言
作者：余英時
我在夏威夷參加了一個會議，這個會議的主題是講 JUSTICE AND DEMOCRACY（正義與民主）的，我的論文論述了中國儒家與民主的關係。我認為現代知識分子正在處於一種衰落的過程，以前在政治社會中知識分子曾占居中心地位，可到了２０世紀以後隨著社會的不斷演化，從袁世凱到毛澤東，縱觀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權力得與失的過程，知識分子並沒有發揮真正的作用。
我現在想談談有關中國的傳統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對吸收西方某些觀念的利與弊的問題。有關民主的概念大家已經談了很多，但是我認為談民主不能只談表面的東西，比如談市場、權力、制度和憲法等等，談民主不能離開某種文化基礎。如果談西方的民主，就要從文藝復興講起，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然後是所謂啟蒙運動，這是三個大的主要思潮。這些思潮奠定了西方民主的發展。美國的民主主要是吸收了歐洲的民主觀念演化而來的。中國的民主發展背景與西方完全不同。文藝復興時期中國人在歐洲人心目中形象非常好，有一本書叫做《CHINA IS A MODEL FOR EUROPE（中國是歐洲的楷模）》，可見當時的西方人認為中國的社會和制度在復興時期具有典範意義。但是，當中國在２０世紀初１９世紀末開始接受民主的時候，卻由於西方人的入侵而逐漸衰落了。
有一個明顯的事實不容忽視，中國早期接受西方民主文化的都是儒家人士。
比如太平天國時期有一位儒家人士叫王韜，在當時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為外國教會做事。由於太平天國起義時怕被抓，所以英國人偷偷把他送到香港，幫助當時很著名的人士李亞戈翻譯了幾大部中國經典（最近香港中文大學還出版了五大卷王韜翻譯的書）。李亞戈有一年休假帶著王韜回到歐洲，在倫敦和巴黎等地到處演講。回來后王韜開始介紹西方的民主，如西方的政治、英國的監獄、英國的法庭和民主制度等等。他認為歐洲的民主發展已超過了中國的三代。
我介紹的第二個人是一位外交官，叫薛福成。他當時曾在歐洲和美國做過使節，回國后的報告中也談到西方的政治和法律與中國相差有三代之甚。
另外的一位是我的老師錢穆。１９６０年耶魯大學請他來講學並授予他榮譽學位，他到美國后寫過一封信，他當時歸納了八個字：「三代漢唐，絕無此事」，並刊登在當時的《新亞周刊》上。這些都是儒家人士的觀點。他們看到西方國家的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生活，社會很有秩序等，都會留下很深的印象，並認為這也是幾代中國人為之奮鬥的理想。所以最早了解和介紹西方民主的是儒家人士。
儒家觀點與民主並沒有衝突。儒家觀點認為國家要有君臣，君王要維持秩序，要為老百姓做事，反之則應下台。道家也認為皇帝要為老百姓服務，而不是凌駕於人民之上的。這些傳統觀念帶有民主的精神，但還不是民主的制度，也不是民主觀念。中國的明朝是最專制的時代，到了明末時期，黃宗曦寫出了《言君篇》、《言臣篇》，這些文章在清朝末年發生極大影響，因為這是一種比較接近民主精神的政治觀點。他在書中寫道，中國雖然沒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中國曆來有一種自由的傳統，即君王應該是為老百姓而存在，而不是老百姓為君王而存在的，權威不是無限擴大的。康有為要改變中國經典以符合西方的觀念，他提出的「大同世界」要達到最平等、最自由的境界，而不要一切章律。他的觀點是根據西方的制度來改變中國的制度。康有為是清朝儒家今文學派的大師、領袖人物。古文學派的大師章炳麟、劉師培都很崇拜西方。他們的觀點是，西方的價值早已被發現，但由於歷代皇帝的專制而阻礙了中國接受和實施西方的民主制度。
甲午戰爭后１００年來的時期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轉變的時期，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海軍的覆滅、台灣的割讓以及喪權辱國賠款協議的簽署，都是中國人的巨大恥辱。這一切都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改革的問題。康有為也是在甲午戰爭以後「公車上書」，以很大的決心發起戊戌變法運動。當時的科舉考試製度也奠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中心地位。當時的爭論是搞漸進的君主立憲，還是搞民主革命。無論是革命派，還是維新派，其背景都是儒家觀點。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許多西方觀念，包括馬克思主義。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樂於接受的觀點，它是民主的極端，強調不要政府，一切自由。這一觀點與中國的傳統思想不無關聯。莊子提倡的理想是一切歸屬自然原始狀態。這也是中國傳統觀念與西方觀念相結合的基礎。
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念進了一大步。許多知識分子不斷介紹和提倡西方的民主思想，而當時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並且有很高修養的知識分子，也是積極接受西方民主觀念的人。總之，接受西方的思想，自己一定要有資源。當然，這樣接受的就不是西方的原貨了，而是經過改造與自己資源相結合的東西。
談到思想傳播史，必須指出，我們不可能接受純粹的西方思想。比如共產黨統治已有４０多年了，真正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專家到底有幾個？我認為直到「六四」，都是知識分子在強調民主與人權。實際上掌握政權的人都是各個行業的邊緣人物，而各行業有成就的人就不會去搞革命。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反對自由主義》，簡直就不知所云。毛澤東有他的特點，如搞政治權術、政治鬥爭可稱為古今中外第一大將才，但是他在適應現代社會的政治思想方面又是幼稚不堪。可以說是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大師，一方面又幼稚可笑。這種極不平衡的特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是有其背景原因的。毛澤東不懂民主，可他知道利用民主。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他打的旗號都是民主，而他得到的支持都來自於知識界。如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羅隆基、聞一多等人，都被他的號召力所迷惑。總之知識分子越來越沒有權力，而有權力的人又對民主一竅不通。這也是中國民主的一個困境。
我認為民主一定要有一個文化的背景。如果人的道德水準極為低下，自私自利，沒有傳統的民間社會，也沒有現代的公民文化，我不相信在這種土壤里可以生長民主精神。
中國自從革命以來，傳統文化的發展呈衰落趨勢，尤其是五四以來，中國三千年的傳統文化被罵得一文不值。我上午對甘陽說，你對共產黨40年的東西被否定、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而懷有抱怨，但怎麼沒有人對中國三千年的傳統文化被否定而抱怨呢？從歷史長期的發展來看，這樣是很不公平的。
共產黨統治的一大特點就是把一切傳統的民間社會全部摧毀。這種傳統民間社會有許多組織，有許多宗族組織、寺廟組織、有工商業組織和行會組織等等，這些組織都沒有達到西方的程度。但這些小的社區（COMMUNITY）的作用很重要，有時可以抵制某種專制的權力。傳統的皇權只能到達各縣，而縣長到各村要找紳士、族長等有勢力的人商量辦事，他自己不能隨便作主。共產黨則不同，它沒收了一切私有財產，消滅了所有的組織和行會，只有一個組織–黨組織存在。所以中國整個社會都改變了，甚至家庭都已不再重要，主要是單位了。動輒就問你是哪個單位的。生活的一切都由組織來管理和控制。當然現在稍有好轉，許多東西正在恢復，但是有些以扭曲的形式出現。一些宗祠、寺廟、祖墳和一些宗教組織都在恢復。這些民間的組織和活動與政治無關，完全是自發的，但可以對政治造成反衝作用。現在中國沒有宗教，因為家庭已經被毀掉了。基本的道德教育是個很大的問題。在中國大陸道德教育已沒有了，精神教育只有學雷鋒，學雷鋒也已是一個不大可能實現的目標了，至少這不是現代社會的道德模範。現代社會的道德思想提倡實現自我、強調個人，財富不能集中在政府手裡，而應集中在民間。「藏富於民」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宋朝，主要是在明清階段得到發展。明清時期可以說是儒家知識分子對於政治問題沒有公開的討論，但存在一種暗中的抗拒。當時出現的搞鄉約、辦學校等做法表明他們在開創一條自己的路。現在中國大陸也出現一些類似的情況，有人自己出錢辦出版社、辦學校、讀書會等等，不公開對抗什麼，但又在悄悄地做自己的事情，以求個人的發展。
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很深刻的道理，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教，其中都有許多我們搞現代化不能不調動的東西。如果對此忽略不見，而只盲目追求西方的模式，則不會有好結果。中國大陸曾實踐過追求列寧、斯大林這樣的模式，其結果已眾所周知。我希望大家不要只看西方，只看外國，也要看看我們自己，看看我們的歷史。也許歷史曾被錯誤解釋過，令人無法接受。但無論如何，離開了歷史我們就不能談民主、不能談自由、也不能談現代化。
摘自《民主中國》第２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