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昌俊
要知道，學生會作為高中校園的學生自治組織，其主要職責是聯繫和服務廣大同學，成為連接學校和學生的橋樑與紐帶。而此事中的學生會幹部，卻擁有了沒收其他學生手機的「權力」，這明顯超出了學生會幹部原本的「職能」範疇。對於中學校園來說，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學生「執法」學生的事情？
對此，河南信陽實驗高中發布通報稱，經初步調查，確認情況屬實。目前，對涉事的4名學生會幹部已清退出學生會，並將根據公安機關的調查結果進一步處置。
這是讓人五味雜陳的一幕。儘管這幾年，關於一些高校學生會幹部「耍官威」、「秀權力」的荒誕劇，已曝光過不少。但當類似事件「下沉」到高中校園，還是讓人格外驚詫。
事件發生后，一種常見的責問是：這些尚未成年的高中生，還真把自己當「官」了？從目前披露的一信息來看，這些學生會幹部的確堪稱「大權在握」。
因為他們的「索賄」，就是建立在擁有沒收學生手機這一「合法」權力的基礎之上。當然，所謂的「合法」，是指獲得了學校管理者的「授權」，或至少是默許。
這種「授權」，本身是非常可疑的。要知道，學生會作為高中校園的學生自治組織，其主要職責是聯繫和服務廣大同學，成為連接學校和學生的橋樑與紐帶。而此事中的學生會幹部，卻擁有了沒收其他學生手機的「權力」，這明顯超出了學生會幹部原本的「職能」範疇。
對於中學校園來說，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學生「執法」學生的事情？而且，為何這些學生會幹部會習得某些腐敗現象的社會玩法？對於他們的年齡而言，太過超前了。即便不是收受賄賂，也可能涉嫌敲詐勒索。這種官場文化與價值觀念，為何這麼早就被這些學生運作得如此嫻熟？該所學校對學生會的價值導向或管理文化方面是否出現了問題？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放在高中學生會幹部身上也是如此。當學生會幹部擁有了特別的權力，上演「權錢交易」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於這些初嘗權力滋味的學生會幹部來說，這種權力置於學校—學生的現實關係中，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絕對」的。比如，對構成「違紀」的手機的沒收與否，以及是否把相關情況彙報給老師，學生會幹部都存在一定的「自決」空間。由此，「濫用」權力進行「變現」的空間也就出現了。
這種現象，甚至無關對成年人的模仿，而就是人性使然。只不過，具體的表現或許會有所差異。比如，有的可能是直接的「權錢交易」，有的則可能是變為對學生的變相霸凌，等等。
從學生會的功能定位看，學生會幹部當然不是「官」。但是，當賦予他們某種對學生「發號施令」的權力后，實際就是把他們往「官」的方向推，而不再是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更難稱得上是學生的「服務者」。
所以，這樣的「索賄」事件出現，與其說是這些學生會幹部對自身的角色理解發生了偏差，不如說是該校中的學生會組織的自我定位已發生了「異化」。這樣的現象，並非孤例。近幾年曝光的一些「耍官威」的學生會幹部，往往都是以「管理」學生的「權力者」的面目出現——從查手機到查寢，等等。
這樣的角色異化，除了一些學生會幹部被授予了本不該承擔的「權力」和「職責」，可能也與一些學校內部的管理文化有關，甚或校園對於學生會的角色引導方面，出現了偏差。
在此事中，就有兩個細節，值得深思。
其一，據媒體報道，有知情人稱，該校學生會幹部存在這樣的行為時間已久，很多同學怕被報復不敢說，有同學曾向學校舉報過，但學校並沒有重視此事。
「存在已久，有舉報，也未受重視」，如果這些細節屬實，也就是說，學校管理者如果能夠重視學生的反饋和「監督」，類似的學生會幹部所表現出的「優越感」或「濫權」傾向，本是可以得到及時遏制的。那些原本在未成年人的學生會幹部身上不該有的權力衝動，也不至於如此大肆流露。
其二，涉事學校最近發布了一則「加強對學生會工作監督的通知」，其中一些主要表述很值得玩味：學生會建立「亮身份、受監督、創服務」為主要內容的工作機制，不得威脅打罵學生，不得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學生會成員工作時，任何人不得私自沒收學生物品，包括手機(違規購買零食除外)，不得包庇違紀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翻查寢室內部物品；不允許和學生有借錢、帶飯、代買東西等任何經濟往來，嚴禁以違紀為由向學生索要財物等；一經核實將嚴肅處理……
這些要求，單拎出來每一條顯然都是正確的。但是，它們整體的話語風格，卻給人以一種與高中學生及其學生會管理不相稱的「成熟感」。可以想見，接收到這些要求的學生會幹部，固然能感受到規則的嚴肅性，但同時不自覺地更強化了某種自己就是「幹部」和「官」的身份幻覺。甚至，它給學生製造了一種更強烈的權力文化的熏陶。
中學階段是學生思想觀念成型的重要時期，會深刻影響學生未來的人生之路。學生會這種自治組織的角色定位問題，學生加入學生會的角色理解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價值導向。
畢竟，中學是教育之所在，而非鑽營之場域。學校應該在價值觀念方面對學生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無論是從思想教育層面，還是從校園管理層面，都需要給他們樹立一個健康良性的文化氛圍。
來源：風聲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