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OS:智庫對新疆太陽能電廠讚不絕口卻對維吾爾人權問題視而不見
據悉,該電站于 2024 年投入使用,規模高達 3.5 吉瓦,佔地超過三萬英畝,其發電量相當於歐洲國家盧森堡全國的用電量。文章指出,該項目一經推出便得到了國際媒體與環保組織的盛讚。然而,作者稱這些專家和機構卻完全忽略了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這一清潔能源「壯舉」坐落於維吾爾人的家園——新疆。自 2018 年以來,有證據顯示中共當局正在對當地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
近日,位於紐約、專註于氣候變化的雜誌 Atmos發布了一篇文章,探討新疆建成世界最大太陽能電廠背後的爭議與隱憂,也批評了西方氣候活動家、可再生能源倡導者等人無視維吾爾人權問題的虛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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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該電站於2024年投入使用,規模高達3.5吉瓦,佔地超過三萬英畝,其發電量相當於歐洲國家盧森堡全國的用電量。文章指出,該項目一經推出便得到了國際媒體與環保組織的盛讚。
澳大利亞非政府組織 Climate Energy Finance的能源政策分析師董旭陽(Xuyang Jess Dong)表示:「這個項目向世界表明,隨著太陽能電池板和太陽能組件價格的大幅下降,技術創新可以使太陽能項目更上一層樓。」
然而,作者稱這些專家和機構卻完全忽略了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這一清潔能源「壯舉」坐落於維吾爾人的家園——新疆。自2018年以來,有證據顯示中共當局正在對當地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
作者引述多位流亡海外的維吾爾族裔人士,如阿巴斯(Rushan Abbas)與伊爾特比爾(Elfidar Iltebir)等人的觀點。他們認為,這座太陽能電站非但不是「綠色轉型」的榮光,反而是中國長久以來對維吾爾土地、文化與人民施行壓制、剝削與殖民政策的延續。他們指出,從20世紀50年代起,中國政府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便不斷向這一地區移民漢族人口,控制土地與資源,擠壓維吾爾人的傳統生存空間。在他們看來,新疆的自然富饒——煤炭、石油、硅材料與礦產等資源——長期被中國政府利用以滿足經濟和工業野心,卻沒有讓當地維吾爾人受益。今日的巨大太陽能電站不過是在清潔能源的幌子下繼續這種剝奪與控制。
文章進一步探討了所謂的「綠色漂綠」(greenwashing)。本應抗衡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卻被用來粉飾和掩蓋人權侵犯的罪行。作者強調,雖然國際氣候政策專家與環保人士急於看到中國加速推進可再生能源以期減緩氣候變化,但他們卻忽視了項目所在地的社會與人權代價。
這些智庫普遍稱讚中國太陽能產業,然而「當被問及維吾爾族的人權問題時,中國能源政策分析師董旭陽(Xuyang Jess Dong)和氣候能源財經都拒絕回答」。
文章指出,這一太陽能發電場的宣傳資料中沒有出現任何維吾爾人的身影與聲音,更未提及他們的權益與利益。相反,電場建設與管理都主要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
作者稱,中國在新疆的太陽能產業與煤炭使用緊密相連:受補貼的新疆煤炭為太陽能面板的製造提供了廉價能源支持。這意味著所謂的「綠色轉型」並未真正擺脫對高碳能源的依賴;相反,它可能只是舊有資源掠奪模式的再包裝。作者援引人權商業資源中心(BHRRC)的報告顯示,清潔能源企業在人權保護方面整體落後,尤其是中國相關企業未能就土地權、勞工與原住居民權益等問題建立充分標準與透明度。
應對這種局面,作者提出「自由、事先知情並同意」(FPIC)這一國際原則,以確保當地社區對項目規劃有話語權和參与度。然而,在新疆全面的國家管控和人權侵害背景下,FPIC原則根本無從落實。
最後,文章將新疆的案例與其他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相似問題聯繫起來。在西藏、內蒙古等地,大型清潔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同樣引發對當地語言、文化及生態的嚴重衝擊。由此,文章得出結論:氣候變化的應對不應以犧牲少數群體的權利、尊嚴和文化為代價。如果「清潔能源」的擴張忽視基本人權、未惠及當地居民,並持續壓制、驅逐和同化原住民族群,那麼它僅僅是換了面貌的資源掠奪與殖民行為。
因此,作者呼籲國際社會與環保運動者正視這一問題:在稱頌中國「清潔能源」進步的同時,也須直面背後的種族滅絕現實與人權侵害。只有當能源轉型與人權保護齊頭並進,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與公正的未來。
二、哈佛學者:「對華強硬」已經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治正確」
2023年春,美國國會成立了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其聽證會引發了對美國對華政策一致性的擔憂。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將這種一致性比作「麥卡錫時代」,認為這種「群體思維」可能導致軍備競賽或戰爭。
哈佛大學博士 Michael Cerny和普林斯頓大學副教授 Rory Truex近日聯合發布了一份對美國外交政策人士的調查報告。報告發現,儘管對中國作為「競爭對手國家」的定位基本達成共識,但對具體應對措施仍存在多樣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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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對495名外交政策專業人士進行了問卷調查並進行了55次訪談,得出了三點發現:首先,儘管傾向於共和黨、白人、男性及具有軍事背景的專業人士更容易表現出對華政策的「鷹派」傾向,但各政治陣營間態度彼此交織,內部差異巨大,難以簡單歸類。許多「威脅感知」上的強硬者在具體政策建議上未必如此強硬。總而言之,大家普遍對中國的定位和認知具有共識,但如何應對則看法不一。
其次,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感受到了職業和社會壓力。他們表示,自己受到壓力只能發布「鷹派觀點」而非真實看法。這種壓力尤其體現在持溫和立場的人群中,如希望進入政府的年輕專業人士及女性、少數族裔等邊緣化群體。其中,亞裔和華裔美國人面臨更高壓力,他們不僅需要強調對美國的忠誠度,還常被低估其專業能力。
最後,壓力導致了對華政策建議趨向鷹派化。一些受訪者在實名情況下更傾向表達「美中對抗」的觀點。訪談顯示,許多人在公開和私下表達的觀點並不相同,公開場合更傾向使用鷹派語言,以迎合當前政策框架。這種「話語鏡像」使得鷹派觀點被放大,而溫和立場被忽視,形成了一種「多元無知」現象,即公眾高估了「鷹派」的支持度。
最後,研究者認為,儘管存在廣泛的觀點分歧,但公開場合的討論未能充分展現多元聲音。因此,針對這一現象,他們建議通過鼓勵質疑假設和促進健康辯論來提升決策質量,從而避免「群體思維」對外交政策制定的潛在危害。
三、中國民主季刊:紀念香港自由的捍衛者張語軒博士
2024年7月29日,知名香港法學家張語軒博士因病去世。《中國民主季刊》特別發布了一篇悼文以紀念他對香港民主自由的奮鬥和堅持。

2024年7月29日,我們痛失了張語軒博士——一位卓越的學者、法律專家以及香港法治、人權與自由的堅定守護者。張博士的離世不僅令學術界失去了一位才華橫溢的研究者,更讓關心中國與香港問題的人權堅守者失去了一位無畏的聲音。張博士為《中國民主季刊》所做的一個訪談,是他留下的最後作品。
張博士於1986年6月5日生於香港,后隨父母移民加拿大。儘管移民海外,但他對故鄉始終愛的深沉。他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20年,見證了這座城市的變化。張博士在推動香港的法治與自由方面展現了非凡的勇氣和堅持。他不畏挑戰,始終堅定地為香港發聲。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始終記得他對自由和民主的堅定信仰,稱他為「法治的守護者」和「捍衛香港的勇士」。無論是為香港的未來抗爭,還是在國際社會傳播香港的困境,他都毫不動搖地為自由而戰。
作為加拿大皇后大學法學院的助理教授,張博士專註於國際法、比較憲法與人權法。1他的研究揭露了中共政權如何濫用法律,侵蝕香港的自由過程,尤其聚焦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和2020年《國安法》實施后的急劇變化,直言不諱地批判了中共政權的打壓。正如他在完成於國安法實施前幾天的博士論文《濫用的法律主義》(Abusive Legalism)中所尖銳指出的那樣,新威權主義者把法律當作工具,表面上維護秩序和公正,但實際上卻用來迫害或控制他人,法律不再起到應有的保護作用。張博士早在2014年就預測到了香港的陷落,並不斷警醒世人。他的學術成就對全球的法律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產生了廣泛影響。
作為學者,張語軒的銳利與勇氣得到了同事和朋友的高度評價。在學術界,他的朋友和同事普遍認為他是一位溫暖親切、充滿智慧、風趣幽默且無畏真理的人。在皇后大學任教期間,張博士是一位熱衷於激勵和引導他人的導師,深受學生的喜愛。
張博士參与的最後一個學術項目是代表《中國民主季刊》對戴大為(Michael Davis)教授進行專訪。2在這次訪談中,張博士和戴教授深入探討了北京對香港的專制干預如何導致自由的淪陷。他與戴教授一起剖析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原本對香港法治的承諾,如何被強加的《國安法》一步步侵蝕。戴大為教授評價道:「Alvin認真閱讀了我的書,提出了很多出色的問題,促成了一場難忘的對話。我非常享受與他共事,會懷念他的智慧和風趣。」
張語軒的離世對於朋友、家人、同事和整個學術界、人權界來說都是巨大的損失,但他的勇氣、智慧和對自由的堅定信念將永遠銘刻在所有認識他的人心中。我們對他的母親 Minnie、他的遺孀王愛玲(Alyssa)和他的女兒張嘉禮(Elizabeth)、張嘉樂(Margaret)深表慰問。我們將永遠懷念這位為法治與人權事業獻身的學者與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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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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