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孔伏，周喻
李約瑟之謎的解答取得了一些進展卻未能被破解
李約瑟博士（1900—1995）早年是劍橋大學的生物化學家，1937年開始接觸中國古代文明，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轉而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國，李博士於1943—1946年出任英國駐中國使館的科學參贊。在這三年中，他參觀、訪問了296個中國的學會、大學和研究機構，搜集了不少中國古籍和學術文獻資料，與眾多著名學者座談交流，收穫頗豐。
李約瑟博士返回劍橋大學后，於1948年5月撰寫出版《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即國內翻譯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從1954年第1卷出版，至1995年李博士逝世，該書已出版7卷18分冊。該書不僅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極高評價與讚賞，也使李博士在1992年得到了英國女王頒授的最高榮譽獎，更使中國古代科學與文明的傑出成就為世界所知曉。
李約瑟博士在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之時，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中國古代文明源遠流長，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到唐宋時期創造了輝煌的成就，領先於世界各國，但為什麼在明清時期卻走下坡路，逐漸地落後于西方？換言之，也就是說在明清時期為什麼沒有出現近代科學？中外學術界將其命名為「李約瑟之謎」。
這個問題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中外學者加以研究，紛紛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企圖破解「李約瑟之謎」。1982年10月，「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討論會」在成都舉辦召開，與會者基本上代表了國內學術界的研究水平。1989年，《自然雜誌》面向大眾，舉辦了一次「李約瑟之謎」徵答活動，參加者眾多。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馬應彪科學哲學論壇還專門設立了「李約瑟之謎研究基金」，一時間熱鬧非凡。海外也為此舉辦一些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湧現了不少高論卓識。
經過中外學者數十年的努力研究與爭論，「李約瑟之謎」的解答取得了一些進展與成果。總括起來，大概有中國古代體制、地理環境、人口資源、思想文化、社會組織結構、科舉制度等十余種說法，各有所據，言之成理。但令人遺憾的是，各種說法均是次要因素，而非最重要的主因，所以未能破解李約瑟之謎。
當然，李約瑟博士也有其自己的說法，他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影響下，中國人重實用而輕分析；二是中國古代官僚體制維護「重農抑商」，阻礙了重商主義價值觀的形成，沒有把工匠技藝與學者發現之數理邏輯方法結合在一起，因而未能實現向近代科學過渡。此說法言之成理，似乎具有說服力，但卻經不起辨析推敲。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源於諸子百家，內含十分豐富，因此創造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輝煌的成就，長期領先於世界各國。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即造紙術、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難道僅僅是實用經驗的總結而不是思辨分析的結果？有論者指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確實與歐洲人有差別，但這種差別無法解釋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因為近代科學的形成比工業革命至少晚了100年，即工業革命並非是科學革命。至於中國古代的官僚體制，其實與近代西方的官僚體制極為相似，說它阻礙商業的發展與進步，也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根據全漢升先生《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年版）一書的考證研究，中國古代商業源遠流長，唐宋時期商業已經繁榮發達，特別是宋代商業稅收已佔朝廷財政的比重甚大。紡織、印刷、礦產、航海等行業也十分發達，遠遠領先於世界各國。因此，日本學術界將宋代以後稱為「近世」。
著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博士退休后，熱衷於思考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問題。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楊先生以「《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為題，發表演講。其中涉及到李約瑟之謎，他的說法是：「《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易經》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上是歸納法，而非推演法，所以阻礙了近代科學的產生。
一石激起千層浪，楊先生的「《易經》說」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支持與反對者皆有之。總的說來，反對者居多。反對者認為，《易經》不僅有歸納法，而且有推演法。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進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從邏輯上來說，這本身就是一種推演法。《周易·繫辭傳》雲：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這裏將「制器者尚其象」列入聖人使用《易經》四個方面之一，可見其重要性。正因為在《易經》的影響之下，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才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輝煌成就，領先於世界各國。倘若不是其他因素的阻礙，那麼在宋代以後，中國科學技術完全可以走出一條近代之路。
中外學術界研究探索了數十年，學者們絞盡了腦汁，迄今未能夠破解李約瑟之謎。有論者乾脆採取否定的方法，認為李約瑟之謎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中國與西方在科學技術發展上走的是兩條不同道路，根本無法加以比較研究。甚至更有甚者，認為李約瑟之謎是在為一件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尋找原因，任何結論說法都不可能返回到歷史當中再去接受檢驗，只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面對這樣的局面，姚洋《地域、制度與李約瑟之謎》（見《讀書》2003年第1期）一文中雲：
至於李約瑟之謎的答案，還需要進一步的綜合研究。……或許，只有等到下一個千年來臨的時候，我們的子孫後代們才能給出一個圓滿的答案。
姚先生雖然提出了「綜合研究」的建議，但他對當前國內學術界的狀況有所失望，所以對破解李約瑟之謎持悲觀態度。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方正先生近年撰寫出版了《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三聯書店2009年版）一書，從另一角度研究問題，詮釋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的背景和原因，論證精闢，確實是一部力著。但它仍然未能破解李約瑟之謎，因為它們分明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換言之，它未能詮釋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的背景和原因，仍然留下了遺憾。
從過去研究的缺失與不足破解李約瑟之謎
如何破解李約瑟之謎呢？這要從過去研究的缺失與不足談起，首先，中國科學技術史屬於史學研究里的一個分支，受到史學研究現狀的制約影響。史學研究是用歷史主義的眼光來分析研究歷史，即根據現存歷史文獻和文物來還原歷史環境，加以分析研究，而不是在某種政治理論的指導下，解析、拼湊歷史，背離歷史真相。早在上世紀30年代，「左傾」激進思想就開始影響史學界，以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歷史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階級鬥爭之唯物史觀一統天下，「以論帶史」或「以論代史」大行其道，把中國歷史寫成了一部階級鬥爭史。史學研究只能依樣畫葫蘆和給歷史人物貼標籤，學術水平低下。
史學研究中過去存在著五大熱點問題，被稱為史學界的「五朵金花」，即中國古代分期、土地制度、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漢民族的形成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有不同的學術見解，但又無一例外地將不同意見歸結為唯物或唯心之分，長期籠罩著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鬥爭的陰影，至今難以展開自由討論。中國古代史里的重大問題不能自由討論，歷史真相難以顯現，必然會制約影響破解李約瑟之謎。
其次，中國古代思想源於諸子百家，秦至清都是皇權專制社會，過去研究李約瑟之謎者都很僵化地看待這個問題，認為沒有多大的變化。其實，這是十分錯誤的看法。事實上，中國古代史充滿著發展變化，猶如人的成長一樣，存在著機遇與挑戰，由於應對選擇之不同，所以會走出不同的道路。應對選擇實際上是在做歷史的「加減法」，「加法」系指歷史上不斷湧現的東西，「減法」系指歷史上不斷消失的東西。如果不受庸俗進化論的影響，那麼就會清楚地知道消失的東西不一定壞，湧現的東西不一定好。正如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見《讀書》2003年第1期）一文中雲：
我在想，思想史為什麼不應當把對於加法的注意力，適當地轉移到這些減法上來呢？看看這些逐漸被有意或無意淡忘的、被邊緣化的、被驅逐到歷史記憶深處和社會秘密處的東西，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命運。在這樣的發掘中，也許一些失落的歷史被打撈出來，彷彿在古墓中挖掘出來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樣，當它們被拼合時，我們也許會發現歷史的真相。
這裏說的是思想史，但卻完全適用於歷史的各領域。
正因為存在著上述兩方面的原因，中國歷史的真相未能夠完全顯現，自然就難以破解李約瑟之謎了。
現在我們再來仔細地分析品味李約瑟之謎。它清楚地表明，在唐宋以後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開始走下坡路，也就是說唐宋以後中國歷史的進程出現了變化，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發生了不小的改變。治中國古代史者心裏都很明白一個事實，明清社會比唐宋更封建，「吃人的禮教」更多、更殘酷，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大不如前。正如文化學者張宏傑先生所云：
我們如果仔細讀史書的話就會發現，在過去的五千多年中，中國人的國民性經常在發生變化，有時會有很大的變化。就拿春秋時期來說，那時的中國人性格非常陽剛，思想活躍，富於創造力，諸子百家就是在那個時期誕生的。唐宋時候的中國人，雖然在思想上的創造力不如春秋時期，但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創造了非常輝煌的業績，唐詩宋詞都是那個時候的產物。但不幸的是，到了明朝和清朝，中國人的整體品行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下滑，從一些歷史記載中可以感覺到，明朝、清朝人的性格中，奴性突出，很多時候表現出一種麻木、懦弱的精神面貌。（見《文匯讀書周報》2010年2月26日刊《先秦、唐宋、明清的國民性》一文）
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搞清楚了這個問題，也就掌握了破解李約瑟之謎的鑰匙。史學界過去雖然對這個問題有所探索與研究，但令人遺憾的是，迄今未能揭開這一歷史真相，甚至沒有說在點子上。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首先追溯一下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起源。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土地相對肥沃，氣候溫和，適宜於人類的生活發展，被學術界視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黃河中原地區（又稱為夏）文明高於四周地區（又稱為夷），故有黃河中原文明向四周輻射之說。此說也有缺陷，因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是雙向的，它顯然沒有考慮到黃河中原文明也吸收融合四周地區文明。從大量的考古發現證明，四周地區文明也有某些方面的先進性。上古時期的「逐鹿中原」，到「入夷則夷，入夏則夏」，再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無一不透露出不同文明之間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這才是中華文明發展前進的源頭活水。
漢代張騫通西域，溝通了中西文明的交流，被譽為「絲綢之路」。後來又形成的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更加擴大了中外文明交流。漢唐的長安，北宋的汴京，南宋的臨安，元朝的大都，都是外國商賈雲集之地，中外交流頻繁而緊密，甚至外國人可以在朝廷做官。換言之，直到元代時，中國一直處於十分開放的狀態，從未閉關自守，固步自封。這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一直領先於世界各國，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條件。因為在中外交流融合中，更能夠激發中國人的創造力。
在元代以前，少數民族政權侵擾中原雖然屢見不鮮，但從未入主中原，建立統一天下的王朝。蒙古族政權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卻開了中國歷史的先例。過去史家大多注意到蒙古族鐵蹄對中原的踐踏破壞，其落後的統治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不少陰影，甚至使歷史車輪發生了一些停滯與倒轉；然而卻忽略了它給漢族人心靈上留下了極大的傷害，羞恥與屈辱令人刻骨銘心，難以彌合。正因為有這種難以彌合的傷害，才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
史學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明末和清朝的閉關自守，隔斷了中外交流，使中國逐漸落後而不自知。其實，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與歷史事實不合。事實上，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嚴於夷夏之防，開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與元代以前中國開放的情況不同，明朝不允許外國人出入中國，甚至不允許沿海居民進行海外貿易，朱元璋曾下令不準「片帆出海」。這就從根本上隔斷了中外交往，使中國成為了自我封閉的國家。
當然，明朝允許朝貢貿易，即外國使團朝貢可帶一些土特產進行貿易。明成祖朱棣曾將朝貢貿易推向了極致，故有鄭和七下西洋之壯舉。但是，這種朝貢貿易是官方之間的，外國朝貢使團由明朝廷派官員迎送。因此，朝貢貿易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甚小，它只是滿足了明朝皇帝做天下共主的虛榮心，不能改變「中國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國家」這一事實。明末曾破例允許一些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造成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這僅是曇花一現而已。清朝不允許朝貢貿易，只是在廣州開設對外商埠，做一點中外貿易。
正因為明清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自我封閉，造成思想日益僵化，固步自封，中國人的創造力日益萎縮，必然導致中國科學技術走下坡路。這個大環境至關重要，其道理亦很簡單。比如「文革」結束后，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和科技突飛猛進，今天可以與世界接軌了。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任何人都無法否認！
關於在閉關鎖國的政策之下，明清朝廷體制更加集權專制，控制社會更加嚴密，「吃人的禮教」更多、更殘酷，奴性精神等問題，過去學術界多有研究，不過有一個問題值得更加深入地研究探討——程朱理學（儒學流派）在明清時期已經完全世俗化了，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搞清楚了這一問題，不僅能夠知道明清社會比唐宋更封建的成因，而且還會改寫儒學史和科舉史，意義十分重大。
轉自：《博覽群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