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RFA，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
2023年4月，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編寫的《康生年譜》，先前我對這本書做過評論；2024年12月又出版了余汝信編寫的《陳伯達年譜》。
陳伯達是中共頭號理論家，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1966年12月陶鑄被打倒后，陳伯達在名義上就成了中共的第四號人物，排名僅在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之後。但是好景不長，在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批陳整風」，從此陳伯達消失於政壇。
在我的記憶中，陳伯達的垮台並未引起什麼震動。那一來是因為早在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勝利」，「全國山河一片紅」，尤其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之後，中央文革小組，作為一個機構，就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從公眾視野中淡出了；二來是因為在陳伯達垮台的1970年8月，革命小將都被下工廠下農村，接受再教育，不再是革命小將，因此對革命也就不那麼關心了，對中共高層的路線鬥爭也沒什麼興趣了，所以陳伯達的垮台在我們之中沒有引起什麼震動。
如果要問起我們老三屆這批人對陳伯達有何印象，恐怕大多數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陳伯達在1966年10月下旬所作的題為「兩個月運動的總結」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陳伯達對橫行一時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嚴加批判，指其為「反動的血統論」。另外，陳伯達不時掛在嘴邊的「我是小小老百姓」這句話，也給我們留下較深的印象。
陳伯達確實算得上中共頭號理論家。事實上，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都是共產黨的理論家。過去，他們這種人在黨內的地位並不高 ，在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也相當有限。可是在文革發動后短短几個月間，他們 一躍而居於權勢的頂端，在群眾中享有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內閣重臣與封疆大吏們還 要高得多。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是以往十七年（1949-1966）從未發生過的；不過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那麼，意識形態的專家們理當在其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共產黨的統治本來就是意識形態的統治，在這裏，意識形態的權力高於傳統形式的權力。精神的權力支配著世俗的權力，整個社會明確宣布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著誰被賦予毛澤東思想權威解釋者的角色，誰就成了現實政治鬥爭的最高法官。換言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親自任命，由精通經典的教士而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 了一種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論的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這看來更符合一般熱忱的信徒們所想象的理想國。
陳伯達是毛澤東的秘書，中央文革另外兩個重要成員，江青和戚本禹，也是毛的秘書。因為他們離毛很近，所以他們最知道毛和其他高級領導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最能領會和揣摩毛的意圖，所以被選來做毛的打手。
陳伯達被打倒，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毛的打手後來又被毛打倒，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接下來的評論中，我將給出我的分析和判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