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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蘇暁康：歷史同構
作者： 蘇暁康
【按：前陣子我講新書《雨煙雪鹽》，有所謂「一本書包涵著環環相套的雙重性：第一重：兩大敘述手法、第二重：書寫的循環、第三重：「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第四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兩次出現：老佛爺（西太后）——鄧小平；光緒——胡錦濤，近日北京政壇頻傳彭麗媛如何如何，讓人聯想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位「文革旗手」，幾年前有分析，說彭有可能走向前台，2018年同時傳言「習只信老婆女兒兩個女人」，這個集權特色，習還真的酷似毛，孤家寡人的時候，再不濟還有老婆嘛，那就是「江青故事」重演，當年江青染指政治，老毛是費了很大勁的，這個故事要重演，便是「歷史同構」了。】
一、兩個頂級女人
先講兩個女人：江青和王光美，兩個民國女學生，四九后皆成為「領袖夫人」，卻因夫君之間的惡鬥而成仇，弔詭的是，「女皇」反而上弔自盡，「國家主席夫人」曾經斑斑凌辱，活下來之後，竭盡韜光養晦之能事，寬容宴、泯恩仇，難道是民國教育恩澤於她的？或者說，梟雄既坑了天下人，自己的老婆也跑不掉，而「叛徒工賊」死得飛灰煙滅，倒是積德于妻兒？中國政治還在中世紀，這兩個頂級女人的遭遇就是證明。
北京政體謠言、傳說、故事瘋傳，卻全部是太子黨們的皮影兒戲，早期的王軍、陳元、陳小魯、鄧朴方、薄熙來、劉源、劉亞洲，死的死、栽的栽、隱的隱，現在已經是第二輪，好像只有兩個「陝北幫」在耍，即習近平、張又俠，此「二人轉」，究竟是互坑還是互幫，無人可以解讀，荒誕中竟又傳出「江青再現」，那個「彭旗手」又是殺克強、又是通姦，只能當「黃段子」聽，猜度則是天下恨習已極，拿他婆娘出氣，頗有些七六年「粉碎」之後的「三公一母」，一母便是上述「兩個頂級女人」之一，當年頗有些故事，卻是今日旗手不可望其項背的。
二、忠叛之辨
老少咸宜的《北京晚報》，1963年8月2日突然刊文介紹學術刊物《歷史研究》第四期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戚本禹稱《忠王李秀成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書”，挑戰了史學界的傳統觀點。我雖然只是一個中學生，卻已經在家中的《歷史研究》上讀到戚文，卻比較贊成羅爾綱，即戚本禹的對立面，覺得被俘的天平天國李秀成的確是在跟曾國藩搞”苦肉計”。然而我怎會知道，這場關於”忠叛”的文字之爭，背後有巨大的政治陰謀，跟姚文元批《海瑞罷官》如出一轍，正是”文革”的兩場前哨戰，所以這一類文字討伐所挑起的，才叫”文化大革命”。
我當時莫名其妙地關注這場史學訴訟，一開始著迷的，是《李秀成自述》稿本的神秘性，全文應該五萬余字，卻只剩二萬七千余字，曾國藩親自刪改原稿，並撕毀原稿第74頁以後的內容，命人抄寫送軍機處，名為《李秀成親供》，原稿則藏於湖南湘鄉老家。明清史大家孟森的北大講稿《清代史》說：『當時隨摺奏報之《李秀成》親供，相傳已為曾國藩刪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後人手，未肯問世。或其中有勸國藩勿忘種族之見，乘清之無能為，為漢族謀光覆耶？聞親供原稿尚存之說甚確……，』
1936年孟森為北京大學影印曾國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再談這個說法。1944年呂集義在湖南湘鄉曾國藩後人家中，見到原稿，拍下十五張照片，而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家羅爾綱依據這個藍本，作《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繼續沿著孟森的思路，論證李秀成誘勸曾國藩取清廷而代之。我覺得這事也很簡單，曾國藩不把這個俘虜的《自供》上繳朝廷，自然是因為原稿有不可告人之處，覺得對他不利才如此。戚本禹橫空里殺出來說李秀成”變節”，哪兒跟哪兒嘛，純粹是瞎攪和。
然而學界的爭論，是家常便飯，怎麼會驚動中宣部，連我這個住在沙灘大院里的小孩子也覺得奇怪——九月份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了一個批判戚本禹觀點的會議，史學界的大佬、名流如侯外廬、翦伯贊、尹達、吳晗、劉大年等，和宣傳官僚大陣仗出席，擺出一副權威、正統的架勢，周揚說：”這個不全是學術問題，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應當提交中央宣傳部討論，開部務會議，還應當請中央考慮。”聽這口氣，就知道這位文藝界總管的厲害，然而連學術界也是由他管著的，是這次才知道的，而且他開會還得到總理周恩來批准，敢情他們也是”政治第一”的，後來文革里批判”學術權威”，就是他們這號人，所以我多少覺得有點活該。
究竟這個戚本禹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原來中南海里有一個”政治秘書室”，是專門為毛澤東處理文書業務的，成員都是一些老紅軍、老八路，文化程度低，據說胡喬木曾經向毛澤東建議找一些大學教授來，遭到拒絕，因為毛只看重忠誠。1950年”政秘室”從中央勞動大學選了三個畢業生，其中有個從上海來的山東威海人，初中文化程度，名叫戚本禹。毛澤東有個習慣，每天讓秘書摘錄報紙要點，再讀給他聽，這就是戚本禹的工作，同時他還負責管理毛的書籍，有一次他偶然發現毛的閱讀書目中，有那本呂集義編輯的《李秀成自述》，就讀起來，又去讀羅爾綱的《箋證》，心裏很不服氣，覺得這個忠王李秀成明明就是一個叛徒嘛，於是他寫出《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投給《歷史研究》。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之後，到第二年春天，忽然江青派人找他，找了三次才把他叫到家裡。戚本禹回憶道：『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我當時辦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隨後他就帶我去了江青家裡。見面之後，江背對我說，她從《歷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找資料，主席看了很多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對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她還告訴我，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接著江青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態了，他批了十六個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接著她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場牽涉面很大的原則鬥爭啊！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
來源：作者臉書
作者： 蘇暁康
文中提到的”藍色封皮線裝書”，這事發生在1962年，曾國藩曾孫、台灣東海大學第一任校長曾約農，在台灣世界書局把《李秀成親供手跡》影印公佈於世，每份售價兩百四十元，內容較刻本多九千多字，為三萬三千三百多字，全書沒有結尾。曾約農將原稿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題名為《李秀成親筆供詞》，大陸則稱為《李秀成自述原稿》。這本書居然是上海的張春橋進口來送給毛澤東的，這個細節透露，早在1964年”四人幫”里的張春橋已經很貼近毛了；當然，江青主動找戚本禹，也顯示這個婆娘對文化學術界的咄咄逼人，以及她的盛氣凌人——”背對”著戚本禹傳達毛的旨意。
毛澤東為什麼對”李秀成”忠叛爭辯感興趣？這涉及到一個重大黨內舊案，即所謂”華北六十一人自首叛黨集團”。1936年時任中共華北局書記劉少奇，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指示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幹部履行”自首”手續保釋出獄，此決定由延安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批准，61人包括劉瀾濤、薄一波、安子文等。誰知1966年康生寫信給毛澤東，重提此案，說劉少奇當年的這個決定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很明顯他是在給毛出主意，如何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毛澤東恰在此時看到戚本禹的文章，樂得”古為今用”一下，借學界”忠王李秀成”的忠叛之爭，明確向天下釋放一個他要”抓叛徒”的信息。後來文革爆起，以及蔓延全國的”抓叛徒”風潮，冤死無數性命，其端倪皆始於此。那批當年”自首”的人，一個也沒逃脫”叛徒”的歸宿，劉少奇則最慘，帶著”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被活活整死。
不過在六十年代初，戚本禹”一炮當紅”，康生要他去設在釣魚台的”反修九評”寫作班子，但是《紅旗》副總編輯鄧力群也找他談話，他說不想去《紅旗》，鄧一扳面孔：”這個事是給主席打的報告，主席批了，沒得商量了。”原來《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搶先向毛澤東提出調戚。
沙灘大院一九六四年那時，大家都到機關食堂吃飯，各家湊一桌，我記得常看到有一個瘦高的中年男人，總是誰也不搭理，孤伶伶獨自吃飯，偶爾湊到我家這桌來，也是傲慢地朝我爸點個頭，悶聲吃他的。後來聽爸同媽媽私下說，此人即正當紅的戚本禹。
三、”閻王殿”
共產黨搞革命，一靠槍杆子，二靠筆杆子。陸定一是筆杆子，住在中南海，他的兒子陸德說：『黨政軍有三個部門在中南海裏面辦公：中央軍委、中央宣傳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宣部在乙區，國務院在丙區。在辦公地點和出入方面，國務院比中央軍委和中宣部低一級。我家前院原來住的是彭德懷，五九年上廬山開會的時候，我爸爸跟彭老總坐一列車，火車上彭老總跟我爸爸談了他對大躍進的想法，我爸爸還給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廬山會議上彭老總給毛主席寫了信，當時有人也批評我老爸右傾，是主席說了話：”秀才還是我們的秀才嘛。”這才沒整我老爸。彭德懷出問題以後，軍委搬出中南海。中南海裏面就剩下兩個部門，一個是國務院，一個是中宣部。』
1957年初，中宣部機關從中南海的慶雲堂等處搬出，遷進沙灘大院新落成的辦公大樓，就在”五四”紅樓的正北面；接著遷進來的，是《紅旗》雜誌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但是陸定一仍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
陸定一，江蘇無錫人，在上海南洋大學讀書時加入共產黨，長期在共青團中央擔任宣傳部長，曾赴莫斯科擔任中國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後來回國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曾主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1945年起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共在此任上二十二年。期間，陸定一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上，前後矛盾，他積極制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卻又強調”沒有什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只有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反駁1962年陳毅在廣州宣布”給知識分子行’脫帽加冕’之禮”，雖然後者可能只是”虛晃一槍”而已，但是這個事件顯示了陸定一的教條和迂腐，接下來他就跌進了文革深淵。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向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澤東授意，江青私下組織。彭真、陸定一抵制轉載此文，毛在上海還曾下令印刷小冊子，由新華書店系統發行；而《人民日報》遲至11月30日才在《學術研究》版內轉載此文，兩端激烈爭奪，這是文革的第一場較量，即所謂”輿論指揮”權的爭奪，劉少奇一派便以損失”彭羅陸楊”四員大將而敗下陣來。自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到1965年這段期間，毛有部署地展開對文藝、學術的批判，如對戲劇《李慧良》、《謝瑤環》、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學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學界批楊獻珍、經濟學界批孫冶方等，此乃所謂”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來，因為毛覺得”大權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幫秘書來發動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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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蘇暁康
1966年3月，毛澤東在上海批評中宣部：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接下來林彪其勢洶洶，發表著名的”五一八”講話，大講政變：『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伺機而動，我們就是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他們是野心家，他們陽奉陰違。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麼能不知道！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書記處抓了很多權……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指揮官是陸定一。』
八月底紅衛兵揪斗陸定一，戴高帽、掛黑牌、罰跪、站椅、用皮鞭抽打等。這年９月３０日直至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陸定一先後被隔離於北京公主墳”別墅”和西四七條監所。專案組以”叛徒、內奸”的重大嫌疑，和合謀與嚴慰冰搞匿名信兩大罪名，先後對陸定一進行了刑訊逼供的三輪審訊。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等，均對審訊做過具體指示。陸定一年老體弱，經不起連續突擊的車輪戰、疲勞戰和各種酷刑的摧殘，精神恍惚，交代之後又翻供，又以絕食抗議，並寫下了遺囑。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陸定一問題，定了三條罪狀：一、階級異己分子；二、反黨分子；三、內奸嫌疑，決定將陸永遠開除黨籍，釋放出獄，離京回原籍，每月發200元生活費養起來。決議經毛澤東批准，作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號文件，下發全國。陸拒絕在決議上簽字，所以直到1978年底他才被釋放。期間，他的夫人嚴慰冰也被關13年，兒子陸德被關6年，親友受株連多人，他的弟弟、岳母等死於非命。嚴慰冰活了下來，逢人就說：”定一在裏面被吊起來打。”
1966年5月底至6月初，已被中央點名的”閻王”是：陸定一、周揚、許立群、姚溱等正副部長，中宣部造反派還要打”活閻王”、”活老虎”（指當時中央尚未點名的副部長）；打擊面也越來越寬，除了”閻王”，又出現”判官”、”牛頭馬面”、”大閻王”、”二閻王”、”死閻王”、”活閻王”、”死而不僵的閻王”；”閻王殿”的”親信”，”黑筆杆子”、”黑爪牙”等等；有人還提出十七級以上的幹部都要炮轟。
中宣部辦公大樓門口兩側的柱子上貼上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廟小妖風大”，下聯是”池淺王八多”，橫批：”打倒閻王殿”。沙灘大院——北京沙灘北街甲2號，成了京城一大鬧市，造反的、串連的、看熱鬧的，人山人海；大字報鋪天蓋地；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已被監禁；副部長許立群、林默涵，秘書長童大林，每日數次被揪出來批鬥，叫做”黑幫示眾”；中宣部的正、副處長、業務骨幹被打成”閻王殿”的”判官”、”親信”、”黑筆杆子”，進入了”黑幫”隊伍，剃了光頭，監督勞動，還強迫他們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大大小小的批鬥會開了幾十次。在這個時期有四人自殺：副部長姚臻、宣傳處處長王宗一、國際宣傳處幹事劉克林、張際春副部長的夫人羅屏等……。
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因為被毛澤東定為”閻王殿”，被迫害致死8人；坐牢的9人。被誣陷為”叛徒””特務”等17人，其中正副部長10人。中宣部的正、副部長、秘書長除陳伯達一人外，均被誣為”閻王”，一律打倒；正、副處長被誣陷為”判官”、”牛鬼蛇神”被打倒。一般幹部被打成了”黑幫”、”黑爪牙”、”三反分子”、”假黨員”、”現行反革命”、”老胡風分子”、”殺人犯”、”五一六”分子等等，不計其數。中宣部下屬單位、有關部門及省、市、地縣各級宣傳部被打成”小閻王殿”、”閻王殿分殿”等等，無法計數。陸定一、周揚墜入地獄，九死一生，自不必說，周揚的夫人，也被掛上”周揚的黑老婆”的大牌子，罰跪在大卡車上，拉出去游斗，而後蹲”牛棚”數年。副部長許立群被揪斗最早，關押8年半，患精神分裂症后死去。副部長姚溱自殺后，其夫人也被打成叛徒、特務，坐牢多年，失明殘廢，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無家可歸。副部長張子意、張際春、張磐石、林默涵，秘書長童大林等，均被關押、監禁，或死或家破人亡。中宣部所有人，先被”軍事管制”，分班、排、連集中食宿，后被”掃地出門”，發配到西北賀蘭山下，勞動改造四年,人員最後分配散盡，中宣部徹底消亡。
四、電影處長
沙灘大院這麼個”閻王殿”，裏面幾乎都是”牛鬼蛇神”，運動中互相揭發貼大字報，卻也出現很特別的一張，題名《閻王殿將校以上排隊》，作者是自稱”牛頭馬面”的幹部處副處長郝一民，給部長和處長們排了個隊，大閻王、二閻王之後，是”閻王殿參謀長”，然後依次是：1、牛頭馬面和判官；2、忠實的奴才，或賈貴的後代；3、馴服的工具（有的挨過棍棒，有的思想共鳴）；4、明馴暗不滿的準備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極個別或者還沒發現）……。
沙灘大院鬧得人仰馬翻之際，大家都沒想起來一個人，她也曾是這裏的一個處長，這會兒哪裡去了？
原來，六六年文革當下號稱”旗手”、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江青，曾經也是中宣部的一個處長。據時任理論宣傳處副處長的于光遠文革后回憶，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建議江青做中宣部電影處的正處長，書面報告毛澤東，毛在1951年11月16日答覆：”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同時也提出”江青是否適宜做處長值得再考慮一下。”此處毛的意思，可能是說江青資歷級別都較低，不夠當中宣部的處長——中共的體制很怪，國務院部委的建制是部、司（局）、處、科各級，而黨務系統即中央直屬部位，沒有司局級，部長以下就是處長。
所以胡喬木建議讓江青擔任電影處的正處長，顯然屬溜須拍馬之舉，他自然不理毛的”謙讓”照做。不過於光遠說，那個中宣部電影處也沒有副處長，只有兩個幹事，一個是鍾惦斐（就是鍾阿城的父親，那就是著名電影評論家，鍾阿城的父親啦）；另一個名叫安琳，還有一個辦事人員沈美理。江青很少來沙灘大院，她只布置給電影處的人看各種電影，布置完了她也不問，她自己則在家裡看這些電影。
恰在此時，毛澤東跟江青在家裡看了電影《武訓傳》，還連看兩遍，並立即讓胡喬木組織批判文章，后猶覺不足，竟親自撰寫了人民日報社論，引導一場”武訓大批判”，令該片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部”禁片”。當時中宣部電影處的工作，就是抓這件事情。毛批武訓，主要是想肅清陶行知的”教育救國”理念。于光遠回憶，江青還以李進的名字去山東進行”《武訓傳》問題調查”，陪她去的是袁水拍，《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江青後來還在家裡請袁水拍一家人吃飯——這個細節，是文革中袁水拍告訴于光遠的，他們倆當時同在中宣部的牛棚裡頭。
于光遠可算是中宣部眾處長中的倖存者，八十年代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實際負責人。他說在延安就認識江青，1942年在去陝北綏德途中，他跟江青同行，走了一天半，居然兩人沒說一句話。他的回憶文字中，最有意思的，是關於江青原始姓名的鉤沉：江青說，她的父親李德文在山東諸城城關開了個木匠鋪，生意不錯。娶了兩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來的名字叫”李進孩”。上小學時校董薛煥覺得這個名字不雅，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就替她取了”雲鶴”這個名字。
于光遠說，1961年他看到毛澤東那首《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七絕，原以為”李進”是江青自己起的化名，後來才知道那是從”李進孩”簡化而來的。他還指出，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是合作的，而且他們兩個人都講究儀式，林彪發明手持小紅書、口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求群眾回應”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江青的儀式則是她呼喚”同志們好”，要求群眾回應”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
1937年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同毛澤東結婚了。結婚的時候擺了兩桌酒菜，新郎毛澤東沒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場的人表示謝意。八十年代的科學院副院長李昌，當年在延安出席那個酒席，他後來同於光遠談起這件事情。
引自《西齋深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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