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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七二一」元朗黑夜：用記憶保存公義的火種
作者： 浮蟬
柳俊江個人的境況在「七二一」遇襲后急轉直下。在《元朗黑夜》於2020年7月出版后不久，他便與妻子離婚。2024年1月4日，柳俊江在家中自盡。作為一個善良的香港人，一個專業的記者，柳俊江承受了、面對了遠多於常人的創傷與恐懼，他也用《元朗黑夜》的記錄，詮釋了在黑暗時代，那種依然堅持、真正勇敢的香港精神。
柳俊江用《元朗黑夜》的記錄，詮釋了在黑暗時代，那種依然堅持、真正勇敢的香港精神。
作者：浮蟬
中國民間檔案20250721
六年前此時，也就是2019年7月21日，香港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反送中」運動已進入第二個月。當天夜裡以及次日凌晨，有數百身著白衣的人持武器在港鐵元朗站內和周圍，襲擊普通市民。這充滿暴力與血腥的一夜，讓很多香港人猛然驚醒：這是要進入歷史的一天——是日過後，自由的香港已危在旦夕。
柳俊江就是這樣一位憂心忡忡的香港人。他也是「七二一」當晚元朗襲擊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身為曾經的記者，柳俊江的著作《元朗黑夜——我的記憶和眾人的記憶》（以下簡稱《元朗黑夜》），迄今為止，是為數不多的對「七二一」恐怖記憶較為全面的文字梳理。
1981年出生的柳俊江，年輕時即投身香港新聞界，被人稱為「柳爺」。他與2002年至2010年期間，擔任TVB（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記者和主播，曾駐北京和廣州，採訪報道過中國內地多起重大新聞。汶川大地震后，柳俊江和香港的記者同事們徒步兩天，成為第一批進入震中映秀鎮的境外記者。「七二一」遇襲后，柳俊江重拾記者的老本行，走訪了四十多位親歷者，記錄「眾人的記憶」，同時為讀者講述自己的遭遇，即「我的記憶」，寫成這部歷史的見證——《元朗黑夜》。
記者本行：還原「七二一」元朗襲擊的來龍去脈
《元朗黑夜》中記錄的「七二一」元朗襲擊的事實，很多已被事發過程中人們的手機鏡頭記錄。柳俊江本人作為親歷者，加上對多名目擊者的核實考證，則進一步還原了「七二一」的來龍去脈。
2019年7月21日，當數十萬香港市民在港島、九龍等多地進行和平的「反送中」遊行時，幾百名被指稱有三合會背景、手持木棍、藤條等武器的「白衣人」（因為統一穿白色襯衫而得名），就已開始聚集在香港新界西北的元朗區。
夜幕降臨后，這些白衣人兩度沖入元朗港鐵站攻擊市民，無差別襲擊一班列車上的乘客，並在元朗站周邊毀壞車輛、打傷市民，共導致至少近50名香港市民受傷被送往醫院。儘管已經臨近午夜，襲擊的消息很快傳遍網路，尤其是列車內血跡斑斑，哭聲、喊聲此起彼伏的影像，成為了香港人的集體恐怖記憶。
然而，人們很快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場黑社會單方面的暴力行動。白衣人從白天開始持械聚集到夜晚毆打市民，經過了大半天的時間。當晚，香港警方也接到了上萬個報警電話。但從白衣人第一次衝擊元朗港鐵站到市民遇襲受傷，警察用了39分鐘才到達現場，並「趕巧」與離場的白衣人擦肩而過。到了現場，警察只是與憤慨的市民對峙，看著帶有血跡的地鐵站台，並沒有保留現場，也沒有立即取證，不過多久就離開了。
午夜后，第二個「無警時分」到來，白衣人在元朗站周圍襲擊市民，並再次衝擊港鐵站，打傷多個市民。當晚，香港警察沒有拘捕任何一名白衣人。
香港警方一系列極為異常的舉動，讓許多香港人懷疑「七二一」的暴力襲擊是「警黑勾結」的結果——即香港黑社會勢力受到警方、港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指使或默許，襲擊香港市民，意在讓香港人因恐懼自身的安危而不敢繼續上街遊行。（當晚有市民報警時，一個元朗警署的接線員回答：「驚，你就唔好出街！」——「怕，你就不要上街！」）
因為「七二一」第一時間的影像資料豐富，媒體報道的跟進也較為及時，所以針對「七二一」後續的採訪、報道和調查，包括《元朗黑夜》本身，其實都在試圖回答一個問題：「警黑勾結」，是否為真？
2021年7月21日，本文作者攝於港島。
「警黑勾結」的疑問
《元朗黑夜》中「眾人的記憶」，為回答人們關於「警黑勾結」的疑問，提供了許多有力的細節。這些細節，大部分與事發現場的影像資料和其他記者的調查結果吻合，也有小部分是沒有影像資料記錄的目擊證詞。
柳俊江的調查證實，白衣人第一次衝擊車站時，車站有兩名警員值班，但他們袖手旁觀，沒有做出任何化解衝突的舉動，也沒有及時叫來更多警力幫助維持秩序。還有證據顯示，警方在案發時關閉元朗周邊的警署，讓市民無法親自報警。
另外，有目擊者稱，警察第一次到達現場時，雖然看到了離開站台的大量白衣人，但只是做出讓白衣人儘快離開的手勢，並沒有向白衣人詢問情況，也沒有試圖拘捕白衣人。
《元朗黑夜》中的一位目擊者，稱在元朗車站外沒有媒體和鏡頭記錄的時候，竟然聽到警察對幾個白衣人說：「你們沒事就好！」另外也有目擊者稱看到幾位警員撞見持械的白衣人，其中一位年輕的警員反應激烈，本能地做出自衛的動作，卻被身邊的警員阻止。
隨著更多的記者趕到現場，媒體也捕捉到了兩名警員與兩名白衣人平靜交談的畫面。後來警察為白衣人的車輛讓道，讓幾百名白衣人撤離，也被媒體拍攝記錄下來。
事後，香港官方對「七二一」的解釋澄清中，試圖反駁「警黑勾結」的指控，但在邏輯和事實層面都無法說通。面對警察遲遲不到場的指責，官方最初的解釋是，當天因為遊行，大批警力被調度到其它區域；而當被問及為何警察對報警沒有及時反應，官方的回應則是，大量的報警電話，被當作濫用報警的騷擾電話處理。
而這些回應均無法解釋，為何車站值班警察看到大批持械叫囂的白衣人卻無動於衷，也無法解釋為什麼警署面對市民求助卻選擇關閉，更無法解釋在暴力發生后，警察對待市民態度惡劣，既沒有調查現場，也沒有拘捕任何白衣人。
官方對記者調查的打壓也接踵而來。前香港電台記者蔡玉玲在事發近一年後的鏗鏘集節目「721誰主真相」中，調查白衣人的車輛，試圖確定白衣人的身份。節目播出后，蔡玉玲卻遭到警方控告。警方指控蔡玉玲向政府提交查車牌的申請時，做出了虛假陳述，因為在填寫查車牌的用途時，蔡玉玲選擇了「其它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蔡玉玲初審罪成，被判罰款，二審上訴被駁回，直至上訴到終審法院，蔡玉玲才免於罪責。雖然蔡玉玲最終勝訴，但是官方無端地檢控記者，難免被公眾認為是對調查「七二一」真相的阻撓。
此外，在起訴幾十名白衣人的同時，香港警方也起訴了多名與白衣人對峙的香港市民。這其中包括當時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林卓廷「七二一」當晚得知白衣人持械聚集，趕到元朗站試圖制止衝突，結果反被控暴動罪成。隨著另外幾名無辜市民被定罪，香港官方對「七二一」事實認定的態度已很清楚，那就是白衣人與市民（黑衣人）兩方打架鬥毆，勢均力敵，雙方均有責任。
「七二一」當晚，警察未拘捕任何持械的白衣人。
挑戰被官方重塑的事實
無論香港官方給出怎樣的結論，讀過《元朗黑夜》，人們可以知道，「七二一」是一邊倒的襲擊事件，官方對事實的重塑並不能成立。而一些香港市民在危急時刻面對白衣人的反應，絕不是與白衣人對等的「暴動」，而是體現了香港人互幫互助、熱愛正義的精神。
在柳俊江的記錄中，得知白衣人持械聚集后，一些香港市民的第一反應，並不是逃離，而是上前支援受到威脅的市民。先是有市民在元朗站為當天參与過遊行的人們提供不同顏色的襯衫——由於遊行的人們大多穿黑衫，容易成為黑社會白衣人的目標，換上別的顏色，可以降低被襲擊的風險。再後來，有包括林卓廷在內的更多市民，走到車站付費區，與付費區外的白衣人對峙。這種對峙顯然是不對等的：白衣人手持木棍、藤條等武器，而市民們最多只有雨傘防身。
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記者，是後來被港人稱作「立場姐姐」的何桂藍。原本路過元朗站去往港島的何桂藍，聽說白衣人聚集在元朗，便下車打開了《立場新聞》的Facebook直播。當何桂藍舉著手機走出元朗站付費區時，一個白衣男子突然對她進行襲擊。整個襲擊的過程，被全程直播。當時已近午夜，一些香港市民通過網路看到元朗站的暴力場面，決定前往元朗支援，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卻也被警方檢控暴動。
當晚最具戲劇性的介入，莫過於《元朗黑夜》的作者、「七二一」傷勢最重的受害者之一——柳俊江。柳俊江在書中寫到，自己那天本來決心整天陪家人，不關注新聞，臨睡前不看手機，做一天的「港豬」（指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不過，到了晚上快睡覺的時候，因為妻子看到元朗的新聞和暴力場面並告訴了他，柳俊江當即決定開半個多小時車，從大埔到元朗幫助疏散被困的市民，載他們回家。
柳俊江到達元朗站后，先是看到警察與市民對峙，然後開車送四名市民回家。當他再次回到元朗站時，正好趕上白衣人掀開本已關閉的閘門，殺入站內。柳俊江本可以逃跑，但在一個市民被白衣人追上后，他本能地轉身去救助那位被打的市民。結果，柳俊江遭到多名白衣人持械圍毆，頭破血流，遍體鱗傷。他受傷的照片，頓時在網上瘋傳，親友短時間發來幾百條信息。
事後，為了寫這本書，柳俊江頂著心理創傷，回到事發現場，走訪親歷者、目擊者，試圖為後人將真相還原。他在書的後記中寫道：「書寫《元朗黑夜——我的記憶和眾人的記憶》，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許多個深夜，我重複又重複地，審視721當晚的直播和新聞片段，我開始心悸、手震、呼吸不暢。而為了還原真相，為了達到我心中的理念，我匍匐前進，克服種種心魔，克服了創傷壓力後遺症。在痛苦中鍛鍊出更強大的心志，是編寫這本書的意外收穫。」
柳俊江
保留黑暗時代真正勇敢的香港精神
作為一名有長期在中國內地報道重大新聞經驗的記者，柳俊江在「七二一」之夜的經歷讓他很快意識到：顛倒黑白，甚至「原告變被告」的事情很有可能發生。所以他沒有選擇報警，甚至當晚滿身是傷的他原本已經上了公立醫院的救護車，卻決定下車，自行開車到私立醫院療傷。後來，警方也始終沒有來找他調查案情。
柳俊江雖然是受害者，但在「七二一」后，不敢聲張，並且要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倍加擔憂。他的遭遇，足以反映官方對「七二一」的處理態度。這也說明，為什幺元朗「七二一」襲擊對香港警民互信造成了不可逆的毀滅性打擊。這也是為什麼香港的抗爭運動，在「七二一」之後越發暴力的原因之一——當警方放棄了保護市民的基本職責，信任就會轉為敵意。
「七二一」后，這種敵意明顯增強，集中表現在抗爭者中「勇武派」的壯大。雖然外界對「勇武派」的暴力行為有著負面的評判，認為「勇武派」示威者突破了文明社會的某種底線，但是大部分香港的「和理非」支持者卻選擇了「和勇不分」、「不割席」。因為很多經歷過香港2019年抗爭的人們心裏都清楚，這可能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
在很多香港人看來，最先突破底線的，是中國政府拒絕實行真普選，是香港政府忽略民意一意孤行，是香港警察縱容黑社會襲擊市民。「勇武派」採取暴力抗爭的行動，有法律和國家的暴力機器可以制衡。而政權屢屢突破底線，帶來的就是如今香港災難性的衰敗。
「七二一」，也有人將其比作香港的「六四」。從傷亡人數和影響範圍來看，兩個事件大概不可比（「七二一」並未導致任何人死亡）。但從國家政權撕毀社會契約的角度來看，「七二一」與「六四」有類似之處。
「六四」之所以被禁止討論，正是因為一旦人們知道共產黨曾經對手無寸鐵、和平示威的中國年輕人大開殺戒，那麼共產黨「偉光正」的形象就會崩塌，其政權合法性就會瓦解，民眾對其的基本信任也會消失。
同樣的，當香港人目睹了「七二一」后正義的缺失，他們對香港警方、香港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一去不復返。正如「六四」標志著中國進入一個共產意識形態破產的高壓時代，「七二一」標志著香港的官民矛盾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收尾。
儘管沒有了公義，港人尚有記憶。有記憶，就保存了伸張正義的可能性。柳俊江在書的前言中寫道：「遺忘，不一定是自然現象。因為時間，記憶消退。因為創傷，選擇忘記。因為謊言，焦點模糊。因為利益，竄改歷史。」
寫下這本書，意味著柳俊江選擇了記憶。在回憶完自己的遭遇后，他總結道：「惡人仍肆虐，善良的人們共同承受香港的創傷，縱然面對恐懼，在未知的風暴中打轉，但我們依然堅持，這才是真正的勇敢，新的香港精神。」
只不過，柳俊江個人的境況在「七二一」遇襲后急轉直下。在《元朗黑夜》於2020年7月出版后不久，他便與妻子離婚。2024年1月4日，柳俊江在家中自盡。
作為一個善良的香港人，一個專業的記者，柳俊江承受了、面對了遠多於常人的創傷與恐懼，他也用《元朗黑夜》的記錄，詮釋了在黑暗時代，那種依然堅持、真正勇敢的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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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民間檔案
